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

    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既是粉碎“四人幫”以後的一個重大的馬克思主義教育運動，又是黨的建設史上一次空前規模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路線的自我教育運動。這個討論大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幫”到１９７７年底，主要內容是堅持“兩個凡是”還是堅持實事求是的爭論。第二階段是從１９７７年底到１９７８年１１月召開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這是廣泛開展討論的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一大討論還持續了一段時間。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幫”以後，華國鋒提出“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的方針。以“高舉毛主席旗幟”、堅持毛澤東思想為藉口，繼續維護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把“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口號及方針政策，包括對鄧小平的錯誤結論等都以毛主席有過批示為由而加以維護，阻礙撥亂反正工作的進行。

    １９７７年２月，“兩個凡是”一公開提出，就引起了廣大幹部特別是老幹部的憂慮。鄧小平最早旗幟鮮明地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他在１９７７年４月１０日給黨中央的信中就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産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同年７月，鄧小平在黨的十屆三中全會上再次重申了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這個辨證唯物主義的科學原則。他的觀點受到了葉劍英、陳雲等一批老一輩革命家的支持和響應。之後，開始出現了一些在理論上和政策上撥亂反正的好文章，促進了思想界、理論界的思想解放。

    １９７７年底，中央黨校根據胡耀邦的意見，明確規定研究黨的歷史要遵守兩條原則，一條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的有關指示；一條是以實踐為檢驗路線是非的標準。

    至此，一場判斷思想是非、理論是非標準問題的思想政治領域的大討論已不可避免。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發表了由胡耀邦審定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１１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名義刊登了此文，當天新華社轉發，次日《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同時予以轉載，全國絕大多數省、市、自治區的報紙也陸續予以轉載。這篇文章闡述了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指出：檢驗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實踐，理論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的原則，任何理論都要不斷接受實踐的檢驗；並闡明了革命導師是堅持用實踐檢驗真理的榜樣。這是從根本理論上對“兩個凡是”的否定。這篇文章在全黨引起了強烈反響，同時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議和譴責。從而引發了一場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全國性大討論。

    在粉碎“四人幫”後，社會上和黨內出現一些思想動向。一方面，在一部分人中，仍然存在著思想僵化或半僵化狀態，阻礙著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貫徹；另一方面，極少數“四人幫”的黨羽，利用中國共産黨發揚民主的機會和十年動亂給黨和國家造成的困難，宣揚無政府主義和資産階級自由化的主張，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對共産黨的領導，反對無産階級專政的政權，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從右的方面歪曲和反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在這樣兩種思想傾向的影響下，造成了一部分青年思想混亂。針對這種情況，１９７９年３月３０日，鄧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作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

    鄧小平在講話中將我們黨一貫所強調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則，科學地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這就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産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産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並指出，“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題”。鄧小平提醒全黨注意那種懷疑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在一小部分人中蔓延，他指出“我們必須一方面繼續堅定地肅清‘四人幫’的流毒，幫助一部分還在中毒的同志覺悟過來，並且對極少數人所散佈的誹謗黨中央的反動言論給予痛擊；另一方面用巨大的努力同懷疑上面所説的四項基本原則的思潮作堅決的鬥爭。這兩種思潮都是違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都是妨礙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前進的。”鄧小平還論述了四項基本原則是完整的指導原則，論述了它的核心。他指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是堅持共産黨的領導。並強調指出，每個共産黨員不允許在這個根本立場上有絲毫的動搖。

    １９８７年１０月，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四項基本原則”作為重要內容寫進了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路線中，即：領導和團結全國各族人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把中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奮鬥（即：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８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新黨章，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和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正式載入黨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