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逆流”事件

    １９６７年２月前後，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譚震林、李先念等中央政治局和軍隊領導人，在２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碰頭會及稍前的中央軍委會議上，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做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同林彪、江青等人進行了堅決的鬥爭，這就是當時被林彪、“四人幫”誣稱的所謂“二月逆流”。實際上，它是一場正義凜然的“二月抗爭”。

    到１９６７年２月，“文化大革命”已進行半年多了，“懷疑一切”、“打倒一切”的種種事實與結局，特別是從上海開始的全面奪權，使我黨我軍部分高級領導者逐步看清了“文化大革命”的本質。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中共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開會議；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在中南海懷仁堂由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政治局碰頭會（即懷仁堂會議）。這兩次會上，圍繞著“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在１月１９日和２０日京西賓館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上，葉劍英、徐向前等同林彪提出的要在軍隊大搞民主，妄圖搞亂軍隊的陰謀進行了鬥爭。葉劍英拍案痛斥江青、張春橋等人指使“造反派”揪鬥軍隊高級幹部。徐向前也憤然站起來説：我們搞了一輩子軍隊難道就叫他們幾個毀掉嗎？其他老帥也發了言。在２月１１日和１６日懷仁堂中央政治局碰頭會上，鬥爭達到了高潮。關於黨的領導問題，葉劍英當面質問康生、陳伯達：“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上海奪權，改名為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又是想幹什麼？”譚震林尖銳地指出：“不要黨的領導，一天到晚，老是群眾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這是什麼東西，這是形而上學！”關於對待老幹部的問題，陳毅説：“雖然沒有人選我當老幹部的代表，我也要為老幹部説話。如果説，我們的解放軍是在‘大軍閥’、‘大土匪’領導下打仗的，怎麼能解釋人民解放戰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李先念説：“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眾是好的。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信！”李先念還指出，在群眾中進行大規模兩條路線鬥爭，把老幹部統統打掉，“是從《紅旗》第３期社論開始的。”譚震林怒斥張春橋説：“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幹部一個一個打光……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這一次是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關於要不要穩定軍隊的問題，徐向前説：“軍隊是無産階級專政的支柱。這樣軍隊亂下去，還要不要支柱啦？難道我們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這類人來指揮軍隊嗎？”

    １６日晚上，張春橋、王力、姚文元連夜整理好碰頭會記錄，在江青、康生的安排下，于１７日上午向毛澤東作了歪曲的彙報。１８日晚，毛澤東親自召開政治局會議，嚴厲指責了譚震林、陳毅、葉劍英等人，並説：中央文革小組執行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錯誤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文革，我就堅決反對誰！你們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還責令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停職檢查。２８日，毛澤東又在陳伯達送去的一個材料上批示：“從上至下都有這種反革命復辟的現象，值得注意。”從２月２２日至３月１８日，中央接連召開了７次會議，對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聶榮臻等進行了錯誤的批評，江青、康生、陳伯達之流無限上綱，並將這次鬥爭定之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此後，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動，中央文革小組完全取而代之。

    此後，江青一夥違反毛澤東這件事只限制在中央內部小範圍進行批判的指示，公然煽動群眾在全國掀起一股所謂“反擊復辟資本主義的二月逆流”的惡風，凡參與了“大鬧懷仁堂”的老同志均受到批鬥和迫害。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又一次批判了所謂“二月逆流”。在黨的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政治報告中，林彪把二月抗爭説成是“推翻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決議，替已被打倒的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産階級司令部翻案，替已經被廣大群眾批臭的資産階級反動路線翻案，對於革命群眾運動進行鎮壓和報復。”

    １９７１年的“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認為“二月逆流”是對付林彪、陳伯達、王力、關鋒、威本禹的，並初步為“二月逆流”平反。１９７９年初，中共中央作出決定，為“二月逆流”徹底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