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因改革而生

　　如同它的名字一樣，要辦成一本高瞻遠矚、具有深刻觀察力的刊物

　　文/《瞭望》新聞週刊記者董瑞豐

　　歷史徹底翻過“文革”一頁前，1980年底，時任新華通訊社副社長的穆青決定創辦一本新刊物。

　　其時方值百廢待興。總結新中國建國以來功過是非的歷史決議，正在高層討論修改。兩年前的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為中國的改革吹響了啟航號角。但航船究竟駛向何方，十億國人延頸鵠望。

　　幾經醞釀，新刊被寄予更高的期望。1981年1月，新華社黨組再度報文中共中央宣傳部，“我們經過一再研究，並爭取各方意見，為了豐富該刊的內容和擴大發行範圍，決定將《記者與生活》改名為《瞭望》月刊”。

　　“如同它的名字一樣，是一本高瞻遠矚、具有深刻觀察力的刊物。”主要創刊人之一、《瞭望》原副總編輯劉野回憶當年確定的辦刊路線。

　　穆青為這份刊物立下了座右銘。“我為人民鼓與呼”，這位老新聞人在題為《時代的聲音歷史的記錄》的發刊詞中寫道。

　　1981年4月2日，新華社播發電訊：由新華社記者主辦的社會性綜合刊物《瞭望》月刊將於本月二十日問世。“這個政治性、新聞性、思想性月刊，將充分利用記者的第一手材料，對祖國四化大業和國際事態中的重大事件和思想動向，做出報道、分析或評論。”

　　18天后，新刊出版。

　　“新華社應當創辦這樣一份週刊”

　　最早提出創辦新刊，是因為穆青認為當時百業待舉，新華社記者手頭掌握大量新聞資源，卻被浪費在採訪本上，應當找一個“出口”，充分發揮作用。

　　穆青，當代著名新聞記者，1937年參加八路軍，1942年加入當時的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1959年任新華社副社長，“文革”後期復出，1982年出任新華社社長，同年在中共十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委員，1987年在中共十三大上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當時剛從中央黨校學習回來的劉野，受穆青之命拉了幾個人，組成一個簡陋的編輯部。草創未就，編輯部諸位同仁發現，一本簡單的《記者與生活》，已不足以適應當時的社會需求。

　　劉野的意見，是逐步創辦一本新聞週刊，利用這樣一個平臺，來刊發一批有高度、有深度、有分析、有見解的新聞報道和述評，來闡述黨的方針政策，幫助廣大讀者了解新形勢下的新任務。

　　“當時從新聞戰線看，我們的黨和政府急需一種強大的輿論支撐，”三十年後劉野回憶，“急需有一本權威性的刊物在黨和人民之間架起一座溝通的橋梁，急需有一種嶄新的新聞工具來鼓舞人民群眾的鬥志和信心。”

　　“我們一再強調，要把《瞭望》辦成一本大型的政論性的新聞週刊，它不是一般的雜誌，不是學術性刊物，更不是文藝性的刊物。”劉野説，在當時努力衝破束縛和阻礙的氛圍下，新刊要成為新華社充分發揮輿論作用的一支生力軍。

　　這個想法得到穆青的大力支持。這名中國新聞戰線的老兵深知，新聞週刊在歐美國家早已是主流媒體，國內也曾有過鄒韜奮主辦的《生活》《新生》等知名週刊。但新中國成立後，報刊品種比較單一，新華社一時沒有足夠條件創辦新聞週刊，於是決定先以月刊的過渡形式，積累經驗、聚集力量（1984年1月1日《瞭望》轉為週刊）。

　　1981年3月20日、21日，穆青接連兩天主持召開《瞭望》編輯工作座談會，參與者除了當時本刊編輯部的8人之外，還有新華社總社各部門及七個分社的資深記者編輯。

　　“座談會一致認為，《瞭望》月刊應當逐步辦成時事性較強的週刊。”1981年4月新華社黨組轉發全社的會議紀要記錄，“建國三十多年來，我國還沒有一份向國內外發行的具有權威性的新聞週刊，新華社應當創辦而且有條件創辦這樣一份週刊。”

　　劉野回憶，時值“文革”結束不久，黨的權威在十年動亂中受到極大損害，當時的形勢下，人們不清楚新的中央能幹什麼，不確信新的中央能不能領導大家走上正確光明的道路。“最直接的辦法，就是破除禁區，把新一屆黨中央的面貌展現出來。”

　　因此，在創刊號上，“中南海紀事”欄目中刊登了《中南海的春天》一文。這篇經過鄧小平同志審閱和中央多位領導同志修改的文章，以大量事實，報道了黨中央書記處成立後一年的工作。配合這篇文章，還發表了三幅中南海的照片和一篇關於中南海的資料文章。

　　《瞭望》編輯部保留了一份1981年的新華社文件，作為這段采編過程的官方記錄：1981年3月初，《瞭望》雜誌正在籌備創刊事宜時，新華社擬采寫一篇通訊，介紹中央領導同志如何為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幸福日夜操勞，用生動的事實來具體地宣傳黨中央如何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貫徹民主集中制，實行集體領導，以教育、激勵全國人民更加同心同德地幹四化。

　　值得一提的是，受命采寫這篇文章的馮健、曾建徽在中南海採訪了10天，共參加了7次座談會，收集、記錄的資料達數萬字，其內容之豐富，一篇通訊難以盡納。於是，編輯部決定開闢一個“中南海紀事”的專欄。時年3月25日，穆青將《中南海的春天》一文連同擬將“中南海紀事”專欄長期辦下去的計劃，一併送到鄧小平辦公室。

　　據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出版的《鄧小平年譜》記錄，1981年3月26日，鄧小平“閱穆青來信，同意新華社在《瞭望》雜誌上開闢《中南海紀事》專欄”，“審閱並同意《中南海紀事》之一《中南海的春天》”。

　　見證中央領導體制的改革

　　“九盡東去。春天，又來到了中南海。”《中南海的春天》，用充滿細節的特寫，及時傳遞了“沒有節假日的中央書記處”一年以來的工作情況，把外界甚為好奇的中國領導機構的神秘面紗掀開了一角。

　　香港大公報隨後撰文稱：四月中旬，北京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南海中共中央書記處動態的文章，使新創刊的《瞭望》雜誌，給人以一鳴驚人的感覺。文章將《瞭望》與當時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並列，並稱為“在北京這個中國政治中心，能報道黨和政府總樞紐的動態，闡述、分析和評論重大政策和政治思想動向的”為數並不多的刊物。

　　“外界一度猜測《瞭望》是中共中央書記處辦的刊物”，現年80歲的劉野回憶，“世界各大通訊社都對《瞭望》的創刊進行了評論，有的外國駐京記者要求訪問編輯部的負責人。”

　　《中南海的春天》刊發十多年後，已經卸任新華社社長職務的穆青，在與時任《瞭望》負責人的談話中回憶，當時“沒有完全料到”報道産生的強烈反響。“不過，我們對開辦這個專欄，作這方面的報道，是很有信心的。”

　　其時，面對著“文革”後堆積如山的問題，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正在著力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轉移，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也隨著中共中央對中央組織機構的深層次調整，逐步開始探索。

　　新生的《瞭望》擔負起及時傳遞黨和國家改革動向的重責。在這篇備受關注的稿件中寫道，“中央書記處是經過政治局幾位常委多次醞釀，由政治局討論後，于去年春天（注：1982年2月）舉行的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設立的。它作為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務委員會領導下的日常工作機構，負責處理黨中央大量的重要工作，中央書記處的成立，是改善和加強黨的領導的一項重大措施，是一個高瞻遠矚的戰略決策。”

　　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梳理，從組織關繫上講，中央政治局是中國共産黨的決策機關，中央書記處是日常工作的執行機關。在革命戰爭年代，中央書記處的實際地位相當於後來的政治局常委會，既是最高決策機構，又是日常執行機關，成為黨的各項工作的中心。這種體制強化了黨的一元化領導，適應于革命戰爭環境。中共八大後，中央的決策和執行機關開始分離，由政治局及其常委會承擔決策職能，書記處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但實際工作中，中央書記處的職權相當廣泛，許多重大決策都是經書記處醞釀決定的，決策與執行並未完全厘清。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常委與書記處組成人員也還沒有明確要分離。

　　“文革”結束後，改革中央領導制度首先就是恢復八大體制。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了《關於成立中央書記處的決議》。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規定：中央書記處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産生；中央書記處在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領導下，處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主持中央書記處工作。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對中央書記處的地位作了新的調整：中央書記處不再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選舉，而是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名，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中央書記處作為政治局及其常委會的辦事機構，由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主持工作。除總書記外，政治局常委會與書記處組成人員不再重疊。至此，中央決策機關與執行機關有了較為合理的分工和分離。

　　對於將中央的決策與執行區分的好處，《中南海的春天》一文中引用葉劍英的話，“可以使政治局和常委同志集中精力，研究國際國內大事，更好地解決國內外的重大問題，使中央工作更加主動，更加有預見性。”

　　陳雲也曾指出，“這可以使中央常委擺脫日常小事，更集中精力於國家大事”，但更重要意義在於防止中央權力集中于一人。所以，鄧小平説：“五中全會成立書記處，中央已經邁出第一步”，也就是將設立中央書記處作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起點。

　　應該説，20世紀80年代，中央領導機關的改革集中在兩大制度建設上：一是將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與中央書記處分離，實現決策與執行分工；二是以總書記取代中央委員會主席，強調集體領導。

　　在書記處成立之初，鄧小平提出：“我希望，從重新建立書記處開始，中央和國務院要&&搞集體辦公制度，不要再光畫圈圈了”，陳雲也説書記處要採取辦公會議的方式，都指明了中央領導機關工作方式制度化的方向。

　　這一變化已在《中南海的春天》一文裏得到了印證：“一九八一年春節前夕，書記處討論一個省的工作問題，把省委的主要領導同志都請到了中南海。一月三十一日下午，書記處聽取了省委的彙報，並和省委的同志們一起討論怎樣進一步團結廣大幹部，同心協力搞四化的問題。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繼續討論，下午起草會議紀要。第三天，繼續討論紀要，會議開了整整一個下午。晚上九點鐘，紀要印出清樣。緊接著，書記處領導同志連夜審定，並在午夜一點鐘把紀要印成了文件。第四天一大早，省委的同志們就帶著紀要坐飛機回省裏傳達貫徹去了。”

　　“書記處成立一年來，開了近百次例會，制定了一系列文件，處理了大量的黨和國家的大事”。《瞭望》記者通過近距離採訪觀察，得出這樣的判斷：“書記處成立以來，就是根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務委員會的要求，按照老一輩領導人的希望工作的。書記處建立了每週兩次例會的制度，實行集體領導，集體辦公，分工負責。重大問題，書記處集體研究後，提請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最後作出決定。”

　　在大轉折時代的起點上

　　相比《中南海的春天》採用一種描述的方式，展現中共中央如何撥亂反正、調轉中國航船的方向，同期刊物中的評論員文章更為直截了當。

　　“八十年代的第二個春天到來了。我們的國家正處在一個像春天一樣生機勃勃的中興時期。”這篇題為《多難興邦》的社論開門見山寫道，“我們在前進中正面臨著調整國民經濟的巨大任務。”

　　需要介紹一下當時的歷史背景。自“文革”結束、國民經濟從崩潰邊緣止步後，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黨工作重心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但國民經濟比例失調的情況仍相當嚴重。

　　1978年，工業主要産品的質量、消耗和産值利潤率等有一半以上沒有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由於鋼鐵等重工業發展過快，基本建設規模安排過大等原因，農業、輕工業和日用品生産沒有相應提高，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沒有得到應有改善。

　　1979年中央工作會議提出“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然而接連兩年裏，從中央到地方對調整的認識並不統一，貫徹執行不力。為此，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再次召開工作會議，討論經濟形勢和經濟調整問題。後來的黨史研究者認為，這次會議比較徹底地清理了經濟工作中的“左”傾錯誤，對於實行經濟調整方針的緊迫性、必要性有了進一步認識。

　　“應當怎樣觀察我國當前的這種形勢呢？應當怎樣正確對待我們面臨的這些困難呢？”1981年4月《瞭望》創刊號的社論，以雄辯的口吻寫道，“中國有句古語：‘多難興邦’。現在，很可以用這句古人的話來回答今天人們的懷疑和問題。”

　　多年以後，執筆人劉野解釋社論的用意，就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從過去的苦難中走出來，滿懷信心地跟著新的中央向前奔”。這也是《瞭望》當初創刊取名的含義之一。

　　這份刊物被寄予如此多的期望，以至於第一期中多數文章都與那個時代息息相關，即便三十年後讀來，亦可以見微知著。從來自採訪一線的《長江截流勝利後的報告》《大寨新黨支部的誕生》，到“瞭望哨”短評的《肥料布袋的啟示》《善聽逆耳之言》，甚至附於刊尾的幾篇小札，也無不借古喻今、針砭時弊。

　　“遠看其‘勢’，近看其‘質’，敏感地洞察一切新事物，從一個新的高度上去認識一切新事物。”劉野説，這是《瞭望》取名含義之二。

　　含義之三，則是“開眼看世界”。無論是創刊號上對“一件轟動日本的中國公民財權案”的報道，對英國拍賣《泰晤士報》的觀察，還是專設的“世界見聞”欄目，以及刊于封底的“世界風光”人文攝影，都試圖啟蒙一種開放和改革的意識。

　　討論刊物的第二期選題時，穆青作出安排，要專訪廣東、福建兩省省委書記，反映改革開放前沿的真實情況。是年年底，編輯部邀請杜導正、馮健、李峰等新華社主持國內新聞報道的負責人，對全年國內形勢作一“鳥瞰”，題為《我們的事業大有希望》。

　　穆青多次對《瞭望》辦刊的同志説，一定要更新觀念，突破舊框框的束縛，“要有權威性，要縱論世界風雲，闡述大政方針，預測形勢走向，為人民鼓與呼”。

　　《瞭望》創刊的第二年，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召開，鄧小平第一次提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次大會的報告宣佈，黨中央已經在指導思想上完成了撥亂反正的艱巨任務，在各條戰線的實際工作中取得了撥亂反正的重大勝利，實現了歷史性的偉大轉變。

　　“在一個新時代的起點上，在一種新形勢下，誕生了《瞭望》。”劉野説，“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産物。”

　　在大轉折時代的起點上誕生，如今已三十而立的《瞭望》，一直在探索著“新聞性、權威性、思想性、可讀性高度統一”的特色，“集一週于一日”，將主要精力放在深入、詳盡地將有關事件和新聞背景與來龍去脈告訴讀者，進行分析、解釋和評論，進而對其發展趨勢作出預測，並對這種趨勢所體現的更深更廣的意義和影響進行估計、判斷。

　　持續深度解析中國發展脈動

　　從“中南海紀事”專欄開始，《瞭望》以首先傳遞來自中央高層的第一手獨家新聞引起國內外讀者的高度關注。黨的重大決策是如何形成的、重大事項是怎樣制定的、重要人事任命是如何決定的，30年來，《瞭望》的報道見證了中國共産黨和政府逐步破除“神秘”色彩，增強決策和工作過程的公開與透明的歷程。

　　不同於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首要回答的問題就是如何找準體制改革的突破環節。

　　據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信息，鄧小平説：“我們首先要確定政治體制改革的範圍，弄清從哪著手。”鄧小平提出的這個問題，始終是思考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首要回答的問題。對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範圍，鄧小平在眾多講話中給予了闡述。他反復提到的官僚主義、家長作風、黨政不分、權力集中、機構臃腫等等都屬於政治體制改革的範圍。對於“從哪入手”，鄧小平在1980年首先提出黨和國家領導體制的改革，1982年的機構精簡採取先中央後地方的步驟，1987年十三大報告則給予了明確的答案：“健全黨的集體領導制度和民主集中制，要從中央做起。”十三大報告明確了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著手處，這彰顯了中國共産黨領導人的膽略與遠見。

　　而從中央高層著手，例如追蹤中央領導機關、監督機關、工作機關的設置構架與工作方式改革，一直是《瞭望》持續關注的報道選題。

　　如，圍繞黨的民主保障機關——中紀委，從中共十一大決定設立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十一屆三中全會選舉産生了第一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到十二大中紀委被確立為由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産生的中央領導性機關；再到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批准中紀委、監察部合署，實行一套工作機構、兩個機關名稱的體制，《瞭望》始終保持報道上的高關注度，透過對其演化軌跡的追蹤報道，解析中央如何完善權力制約與監督機制，如何構建黨的民主保障制度。

　　再如，圍繞改革開放以來的機構改革歷程，中央一直是黨、政並提，將之視為政治體制改革的兩翼。鄧小平無論談精簡機構，還是談領導體制，都包括了黨和國家兩個方面。《瞭望》既持續關注國務院各部委機構改革的進展，同時，也對始於中共十三大之後的中共中央工作機構調整保持著敏銳的追蹤。

　　進入21世紀，全媒體時代的挑戰迎面而來。面對變化，如何摒棄不思進取的思維惰性，摒棄抱殘守缺的自我滿足，摒棄“駕輕就熟”的路徑依賴，成為了新時期新階段《瞭望》必須應對的挑戰。

　　2006年《瞭望》從黑白刊改作彩刊，更加注重挖掘重大的獨家新聞和組織重大主題報道，注重對中國和世界重大事件的權威性深度報道，注重對國內外政治經濟社會現象和發展趨勢的準確性和前瞻性剖析。而當年的“中南海紀事”已變作每期刊出的“高層決策背景”欄目，繼續“獨家發佈來自高層的第一手資訊”，及時解讀重大決策的來龍去脈。這種權威深度解讀，始終是體現《瞭望》報道高端和權威性的重要方面，也是形成其自身獨特氣質和佔位優勢的領域。

　　堅持至今的“高層決策背景”欄目，以加強高端新聞信息源建設為依託，對高關注度的重大決策和高層部署，或提前介入，主動設置議題，作出準確預判，在保證報道高端和權威性特色的前提下，凸顯導向；或選擇權威信息的核心內容，組織高端訪談，並突破以單一專業視角闡釋、解讀公共政策的局限，提高解讀報道的專業化、綜合化水平。近5年來，“高層決策背景”欄目中刊發了200多篇報道，涉及中國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外交等諸多領域的政策制定、決策過程、部署實施等，成為了眾多媒體轉載的重點，轉載率達百分之百。

　　在4月11日出版的今年第15期《瞭望》“高層決策背景”欄目，刊發了《事業單位改革全面開閘》一文，受到多方關注，並被上百家媒體轉載及評論。這是《瞭望》編輯部獲得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動向的權威信息後，第一時間快速反應，通過採訪權威專家深入分析改革的核心內容和價值取向，並解讀梳理出改革的主要思路及對策；再度展示自創刊以來傳承的內容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