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論中國共産黨的執政經驗

    經驗之三：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執政實踐，我們認識到要按照共産黨的執政規律自覺地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必須正確地處理好執政黨與政權、執政黨與參政黨、執政黨與社會（人民群眾）、執政黨與法律等的重大關係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探索共産黨執政規律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概括起來，我們比較深入地研究了執政黨與政權、執政黨與參政黨、執政黨與社會（人民群眾）、執政黨與法律等的關係。在對這一系列基本關係的研究中，我們深化對共産黨執政規律的認識，從而更加自覺地為人民執好政、掌好權。

　　其一，執政黨與政權的關係，是研究執政規律必須研究的基本問題。在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以後，我們實行的是黨政不分的領導體制，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于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于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于第一書記，出現了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鄧小平在1980年提出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時候就指出了這個問題，1986年在對政治體制改革作全面部署的時候進一步提出了黨政分開和下放權力的原則。其後，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形成過程中，黨中央明確提出要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規範黨委與人大、政府和司法機關的關係。具體來説：一是明確了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組織領導，通過制定大政方針，提出立法建議，推薦重要幹部，進行思想宣傳，發揮黨組織和黨員的作用，堅持依法執政，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領導。二是明確了黨委和人大、政府、司法機關各有自己的職能和任務，同時通過撤並職能相同或相近的工作部門來解決分工重疊等問題。三是明確了黨委在同級各種組織中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獨立負責、步調一致地開展工作。四是明確了在各級國家權力機關中都要建立黨組，國家權力機關中的黨組以及擔任領導職務的黨員幹部，在依法進行職責範圍的工作中，必須貫徹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黨委的決定。這些原則和規定，既有別於過去黨政不分的領導體制，又不同於西方的領導體制。

　　其二，執政黨與參政黨的關係，是研究執政規律必須研究的又一個基本問題。在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初，毛澤東就提出要保留民主黨派，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原則。但在當時沒有能夠正確界定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民主黨派的性質。一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鄧小平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原則。在國內外政治風波發生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根據鄧小平的意見，進一步研究和規範共産黨與各民主黨派的關係，明確了民主黨派在中國是參政黨，並且明確了參政的基本點是參加國家政權、參與國家大政方針和國家領導人選的協商、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參與國家方針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執行。這樣，就完善了一黨執政、多黨參政，一黨領導、多黨合作的中國特色的政黨政治。

　　其三，執政黨與社會（人民群眾）的關係，更是研究執政規律必須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群眾路線歷來是黨的根本工作路線。改革開放以來，黨進一步把貫徹黨的群眾路線與完善黨的執政方式、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增強黨的執政基礎結合起來，強調不斷實現好、發展好、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強調要增強黨的階級基礎和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把社會各個階層中符合黨員條件的優秀分子吸收到黨內來；強調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絡是加強和改進黨的作風建設的核心問題；強調“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是黨的各級幹部必須堅持的權力觀。

　　其四，執政黨與法律的關係，也是研究執政規律必須研究的一個基本問題。早在黨的十二大，以鄧小平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已經明確提出了黨要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這一重大原則。後來，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提出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進入21世紀以後，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進一步完善法治原則，提出了“依憲治國”的原則。與此同時，黨領導人民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律體系，自覺接受法律的監督，並依法嚴格懲處幹部隊伍中出現的腐敗分子。

　　當然，我們還不能説對於執政黨與政權、執政黨與參政黨、執政黨與社會（人民群眾）、執政黨與法律的關係，都已經搞清楚了，但是，這樣的研究使我們黨更加自覺地按客觀規律來執政，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推動下，把民主與法制以及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黨內民主與人民民主、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等多種形式的民主結合起來，不斷完善和發展了社會主義民主，從而使得國家政權真正成為保障和維護人民民主權利的公共權力。在這個過程中，我們黨形成了三個重要的執政理念：一是在執政意識上，要堅持“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二是在執政體制上，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的政治體制；三是在執政方式上，要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

　　這一切都表明，中國共産黨在探索共産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過程中，更加自覺地按客觀規律來執政，形成了比較系統的執政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