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屆三中全會開闢社會主義事業發展新時期

    四、撥亂反正任務勝利完成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思想、政治、組織等領域的撥亂反正全面展開。經過十年內亂，“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錯案和建國以來的歷史遺留問題堆積如山，所涉及的範圍之廣、難度之大前所未有。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有條不紊地進行工作，保證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健康發展。

    撥亂反正，最重要的是指導思想的撥亂反正。為了把全黨和全國人民的精力集中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黨一方面對經濟建設和階級鬥爭問題上的“左”傾錯誤進行認真清理，一方面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系作出科學評價，使黨和國家的工作著重點轉移後，能夠堅定地沿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前進。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口號後，如何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矛盾?黨中央重新對這個問題作了闡述。1979年3月，鄧小平指出:“我們的生産力發展水平很低，遠遠不能滿足人民和國家的需要，這就是我們目前時期的主要矛盾，解決這個主要矛盾就是我們的中心任務。”當然，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階級鬥爭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縮小，也不應該誇大。縮小或誇大了，都要犯嚴重的錯誤。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黨進一步清理了作為“文化大革命”基本指導思想的“無産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出這個理論是錯誤的，應當停止使用。

    為了從根本上糾正“左”的和右的錯誤傾向，黨中央認為，必須正確地認識建國以來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科學地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樣做，勢必涉及如何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和毛澤東思想的問題。這就必鬚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原則，徹底打破個人崇拜和教條主義的束縛，既要如實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要正確地維護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毛澤東思想。1979年9月，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葉劍英代表黨中央在慶祝建國三十週年大會上的講話，初步總結了黨在建國後三十年的歷史經驗。在鄧小平主持下，黨中央于11月開始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1980年3月，鄧小平對《決議》的起草提出三條指導原則:第一，確立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條；第二，對建國三十年來歷史上的大事，要進行實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負責同志的功過是非，要做出公正的評價；第三，這個總結宜粗不宜細，總結過去是為了引導大家團結一致向前看。他還多次強調:對毛澤東的功過的評價要實事求是、恰如其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掉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這些根本方針，使黨既能夠實事求是地指出和糾正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又能夠客觀地對待自己的歷史，不至於迷失方向，喪失基本的立足點。

    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實事求是地評價毛澤東的歷史地位，充分論述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偉大意義，指出:毛澤東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偉大的無産階級革命家、戰略家和理論家；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決議》恢復了毛澤東思想的本來面目，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與他的正確思想加以區別，指出毛澤東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於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産黨集體智慧的結晶。《決議》莊嚴宣告: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的寶貴的精神財富，將長期指導我們的行動。《決議》對建國以來的一系列重大歷史問題作出正確的結論，並徹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決議》總結建國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明確我們黨已經逐步確立了一條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道路。它的主要點是:黨和國家工作的著重點必須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大力發展社會生産力的基礎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經濟建設必須從國情出發，量力而行，有步驟分階段地實現現代化的目標；生産關係的變革必須適應生産力狀況，有利於生産的發展；正確認識和處理社會主義社會的階級鬥爭；建設高度民主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社會主義必須有高度的精神文明等。這是第一次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作出的初步概括。《決議》的通過標誌著黨在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勝利完成，它推進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歷史轉折，對於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討論《決議》稿的過程中，許多同志對華國鋒所犯的錯誤提出批評並要求調整他的職務。華國鋒本人也提出辭去領導職務的請求。十一屆六中全會同意華國鋒辭去中央委員會主席、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並對中央主要領導成員進行改選和增選:胡耀邦當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鄧小平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

    全面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把“文化大革命”時期受到嚴重擾亂的社會關係調整過來，是撥亂反正的重要內容。在鄧小平、陳雲等人的推動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黨中央加快平反冤假錯案的步伐，先後為彭德懷、陶鑄、賀龍、彭真、譚震林、羅瑞卿、陸定一等受迫害的黨、政、軍領導幹部平反昭雪。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為劉少奇平反，撤銷八屆擴大的十二中全會強加給劉少奇的一切罪名和作出的錯誤決議，恢復劉少奇作為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無産階級革命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一的名譽。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誣陷的黨的早期領導人，如瞿秋白、李立三、張聞天等陸續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約有300多萬名幹部得到平反。黨在幹部問題上的撥亂反正，為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準備了骨幹力量。一批受迫害的民主人士、一大批長期受打擊的知識分子也恢復了名譽。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因同林彪、“四人幫”進行鬥爭而慘遭殺害的共産黨員和群眾得到平反昭雪。到1982年底，全國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基本結束。

    黨中央還實事求是地處理了一些歷史遺留問題。1979年1月，黨中央宣佈對多年來守法的地主、富農分子以及原定的反革命分子、壞分子一律摘掉帽子，地主、富農家庭出身的子女，其本人的成分和家庭出身一律定為公社社員，不得歧視。這一決定使至少2000萬人獲得政治上的新生。同年11月，全國有70多萬名小商、小販、小手工業者及其他勞動者被從原工商業者中區別出來，恢復了勞動者成分。到1980年6月，全國共有54萬多名錯劃右派得到改正。黨中央還糾正民族、宗教等工作中“左”的錯誤，落實了黨的政策。

    根據廣大人民的意志，1980年11月20日至翌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十名主犯進行公開審判，恢復了社會主義法制的尊嚴。

    在清理和糾正“左”傾錯誤的同時，黨的自身建設也得到加強。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各省、市、自治區和各部門的黨委成立了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要求，各級紀委把維護黨規黨法，切實搞好黨風作為根本任務。1980年2月，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這是黨取得全國政權後形成的指導和規範執政黨思想、政治、組織建設的重要文獻，對在新時期加強黨的建設具有深遠影響。全會還決定重新設立中央書記處，選舉胡耀邦為中央書記處總書記，加強了黨的集體領導。同年11月召開的中紀委座談會傳達了陳雲的意見。他説:“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這進一步引起全黨對黨的建設的重視。

    在撥亂反正的過程中，黨中央認真汲取以往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經驗教訓，開始提出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問題。1980年8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鄧小平關於《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講話。鄧小平指出:“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重要”，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方面的主要弊端是官僚主義、權力過分集中、家長制、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等現象，其核心則是權力過分集中。只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黨和社會主義。這篇講話為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經過幾年全面的撥亂反正，十年“文化大革命”和長期“左”傾錯誤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得到根本改觀，國家重新呈現勃勃生機。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得到加強，優良的傳統作風逐步得到恢復。幹部隊伍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邁出重要步伐，領導職務實際上存在的終身制開始改變。經濟工作走上健康發展的軌道，人民生活不斷得到改善，教育科學文化工作呈現初步的繁榮景象，黨同工人、農民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得到很大改善，人民軍隊的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建設得到加強。這一切表明，黨和國家終於從困境中擺脫出來，開闢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道路的歷史大轉折正在平穩地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