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詐騙：驚現犯罪環節專業服務産業鏈

　　"偵查難""追贓難"導致破案困難

　　由於犯罪分子對大額資金採取多重劃轉的方式，把一個賬戶擴展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賬戶，而且大部分涉案資金都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國家取出，導致警方耗費了大量警力和時間後，常常只能查到一張假的或與本案毫無關係的開戶身份證。

　　記者了解到，目前電信詐騙犯罪存在發案率高、破案率相對較低的問題。一方面，由於電信詐騙犯罪成本低、回報高，導致此類案件發案率高。目前，個別地區有了印刷"刮刮卡"、販賣銀行卡、手機卡、群發器、替代郵寄、取款等犯罪環節專業服務産業鏈，極大地便利了犯罪分子。而電信詐騙犯罪在法律層面上仍沿用了傳統的詐騙罪標準，由於打擊困難，犯罪分子被查獲的少、被定罪量刑的少、被判重刑的少之又少，因此風險低，作案"回報"卻往往是鉅額資金，使犯罪分子不惜鋌而走險。一方面，由於電信詐騙犯罪自身的一些特點及某些外部因素，導致警方破案存在"偵查難"、"追贓難"、"追捕難"、"取證難"、"處理難"等問題，破案率不高。

　　偵查難———由於其跨地區作案特性，大量協查工作需要外地公安機關、銀行、電信部門的密切配合，不僅花費的人力、精力、財力巨大，而且一個環節出問題就難以追查下去。電話多重轉移技術的運用使追蹤一個線索常常要跨越多個省市，只要一個通信關口局篩選不出信息，追蹤就難以繼續，在某起案件中，警方為追溯一個VOIP網絡電話來源輾轉上海、湖北、北京、河北、雲南五省、市，花費數萬元，整個過程充滿了不確定因素，一旦出問題就會前功盡棄。

　　追贓難———由於犯罪分子對大額資金採取多重劃轉的方式，把一個賬戶擴展到幾十個甚至上百個賬戶，而且大部分涉案資金都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國家取出，導致警方耗費了大量警力和時間後，常常只能查到一張假的或與本案毫無關係的開戶身份證。這不僅帶來了人員、經費負擔沉重的問題，同時也拖延了偵查工作的進度，導致一些信息資料因時間過長而無法獲取，證據取得、偵破工作都受到影響。如揭女士的這起案件，是雲南警方通過公安部到建設銀行總行才查到了相關情況。

　　同時，由於犯罪分子得手後迅速通過多次劃轉等方式轉賬、取款，還導致贓款難以追回。

　　追捕難———近年來，此類犯罪由最初的主犯直接實施，轉為雇傭招聘懂某地方言的骨幹和馬仔，"突擊培訓"後組合操作，有的主犯甚至在大陸區域外幕後遙控，遠程指揮，很難抓捕歸案。

　　改號軟體在終端上顯示官方號碼

　　在VOIP網絡電話管理上，雖然我國電信條例明文規定運營商之間數據交換時必須隨送主叫顯示，但相關部門監管不力，導致部分運營商放縱不法分子在網關上隨意設置虛擬號，實施欺騙性非常強的任意顯號詐騙手段，普通人稍微疏忽就會步入圈套。

　　記者了解到，在全國的多起電信詐騙案中，一些機構的正常業務常常被不法分子利用，也給各地警方辦案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最明顯的是許多不法分子使用了網絡改號軟體，以便在終端上顯示公安機關等官方號碼。例如在揭女士的這起案件中，揭女士之所以查詢"南通市公安局"的號碼與自己接到的電話號碼顯示一致，其實是犯罪嫌疑人使用了改號軟體。而據記者了解，在VOIP網絡電話管理上，雖然我國電信條例明文規定運營商之間數據交換時必須隨送主叫顯示，但相關部門監管不力，導致部分運營商放縱不法分子在網關上隨意設置虛擬號，實施欺騙性非常強的任意顯號詐騙手段，普通人稍微疏忽就會步入圈套。當前，一號通、VOIP網絡電話已成為犯罪分子發佈虛假信息的主要渠道。此外，一些改號軟體5000多元就能輕易買到，而且是正規公司開發的正版軟體。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各自為政，各商業銀行自成體系，數據資源都匯集在總行，對於公安機關急需的資料信息，需逐級上報查詢，而銀行卡犯罪多是跨行、跨省作案(取款)，關係錯綜複雜，如按程序一步一步走，週期長、效率低，使案件錯失調查取證的黃金時段。部分商業銀行錯誤地認為，儲戶是受害人，和自己沒有直接聯絡，不及時提供相關信息資料，不主動配合公安機關偵辦案件，延誤戰機，造成了犯罪活動發現難、線索證據收集難、犯罪空間擠壓難的"三難"局面。此外，一些銀行的設施老化、監控失常、監控圖像不清等，導致對偵查工作起到關鍵作用的資料信息失效或失去實際價值。

　　此外，不少銀行為了完成業務量，對銀行卡的辦理管理極不規範，利用假身份證開戶、持他人身份證開戶、利用一張身份證反復開戶現象十分突出。如有的銀行為提高業務量委託給外面的公司辦理，辦儲蓄卡只要身份證複印件，不需要本人持身份證原件，而複印件在人才市場等地都能輕易地得到；一些銀行卡在外面甚至公開買賣，比如有的學生辦一套工農建交銀行的卡，兩三百元就賣給了別人。在警方偵破的一些案件中，僅收繳的銀行卡就多達400余張。而查案時，警方通常先追查銀行賬號，但追查下來很多都是無效賬號，往往導致線索中斷。

　　法律界人士認為，要從根本上遏制電信詐騙犯罪，僅僅靠公安機關"單打獨鬥"、事後介入和打擊顯然是不行的。他們從專業角度提出了建議：首先，應當加強警示、宣傳力度。這方面韓國、我國台灣地區等有一些經驗，這些地方也曾經歷過電信詐騙案的高發階段，其主要經驗是依靠社會各界進行聲勢浩大的公益宣傳，普及防範知識。除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等媒體，還應當依靠單位、學校、社區等組織宣傳活動，在機場、車站、碼頭或是金融網點等場所，也應當在醒目位置長期設置公安機關確定的警示牌，同時可通過移動通信部門定期發送警示短信。

　　其次是逐步完善和落實金融、通信行業監管法規。手機通信、互聯網的管理規範還有待進一步健全完善，建議通過政府&&加強對這些行業的監督，明確其應承擔的義務和應負的法律責任，對違反規定者應堅決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