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産黨在土地革命戰爭中開闢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

    一、從南昌起義到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國內政治局勢急劇逆轉，原來生機勃勃的中國南部一片腥風血雨。蔣介石在南京建立政權後，經過一系列新軍閥混戰，建立起在全國範圍內的統治。這個政權對外實行反蘇、親帝的政策，對內竭力維護官僚買辦資産階級和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限制和壓制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殘酷地鎮壓、屠殺共産黨人和革命群眾。因此，同北洋軍閥一樣，它仍然是一個代表大地主大資産階級利益的獨裁專制政權。

    在這樣的政權統治下，中國共産黨必須繼續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先必須直接反抗國民黨的反動統治。

    然而，這時的黨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據不完全統計，從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殺害的共産黨員和革命群眾達31萬多人，其中共産黨員2.6萬多人。在極其險惡的局勢下，黨內思想異常混亂，一些同志和不堅定分子離開黨的隊伍，黨員數量急劇減少到1萬多人。與此同時，工農運動走向低沉，相當多的中間人士同共産黨拉開了距離。事實表明:中國革命已進入低潮。

    但是，在嚴峻的生死考驗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變得十分黯淡的時刻，中國共産黨和中國人民並沒有被嚇倒，被征服，被殺絕。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又繼續戰鬥了。

    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委會斷然決定了三件大事:將黨所掌握和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組織湘鄂贛粵四省的農民，在秋收季節舉行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和決定新時期的方針和政策。

    為徹底清算並糾正黨在過去工作中的嚴重錯誤，決定新的方針，中共中央于8月7日在漢口秘密召開緊急會議，即著名的八七會議。會議徹底清算大革命後期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起義的方針，並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中央臨時政治局。這次會議給正處在思想混亂和組織渙散中的黨指明出路，為挽救黨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這是由大革命失敗到土地革命戰爭興起的一個歷史轉捩點。

    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八七會議確定的方針，中國共産黨人在黑暗中高舉起革命的旗幟，以血與火的抗爭回答國民黨的屠殺政策。黨派出許多幹部分赴各地，恢復和整頓黨的組織，組織武裝起義。

    8月1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及賀龍、葉挺、朱德、劉伯承等人，率領黨掌握或影響下的北伐軍二萬多人在南昌舉行起義。10月初，起義軍在南下廣東途中遭到失敗。保存下來的部隊，一部分轉移到廣東海陸豐地區同當地農民武裝匯合；另一部分在朱德、陳毅率領下轉入湘南。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標誌著中國共産黨獨立地領導革命戰爭、創建人民軍隊和武裝奪取政權的開始。

    八七會議後，毛澤東作為中央特派員到湖南改組省委並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起義于9月9日發動。在進攻長沙受挫後，以毛澤東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當機立斷，改變原定部署，決定到敵人控制比較薄弱的山區尋求立足地。隨後進行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黨的支部建在連上，部隊內部實行民主管理。10月7日，毛澤東率部到達江西寧岡縣茅坪，開始了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鬥爭。

    12月11日，在廣東省委書記張太雷和葉挺、葉劍英等領導下發動了廣州起義。起義軍一度佔領廣州絕大部分市區，成立了蘇維埃政府。在優勢敵人的進攻下，起義失敗，張太雷和許多同志壯烈犧牲。退出廣州的起義軍一部分轉移到海陸豐參加革命鬥爭，一部分到廣西左、右江一帶同農民起義軍匯合。廣州起義是對國民黨屠殺政策的又一次英勇反擊。

    除了這幾次規模較大的起義外，黨還先後領導了海陸豐、瓊崖、鄂豫邊、贛西南、贛東北、湘南、湘鄂西、閩西、陜西等地區的武裝起義。到1928年初，黨先後發動近百次武裝起義。這些起義，有一部分很快地失敗了。它們的失敗證明:在中國的情況下，企圖通過城市武裝暴動或攻佔大城市來奪取革命勝利，是行不通的。而一些堅持下來的起義軍，大多活動在位於數省邊界、距離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城市較遠的偏僻農村地區，這就為後來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奠定了初步基礎。

    儘管這時黨發動了多次武裝起義，但革命形勢依然處於低潮。然而，中共中央沒有認清形勢。1927年11月召開的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確定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全國武裝暴動計劃，使“左”傾盲動主義在全黨取得支配地位。這次會議後，一些地區盲目暴動帶來的慘痛失敗，使中共中央冷靜下來重新考慮問題。1928年4月，中央臨時政治局發出通告，承認黨內存在著“左”傾盲動主義錯誤。至此，這次“左”傾錯誤在全國範圍的實際工作中基本停止。

    為什麼革命處在低潮而黨內卻會出現“左”傾盲動主義錯誤呢?這是因為中共中央和許多共産黨人對中國政局的複雜性和中國革命的長期性缺乏認識。對敵人野蠻屠殺的滿腔憤恨和復仇渴望，像一團烈火燃燒在許多革命者的胸中，使他們容易産生一種近乎拼命的衝動，並把一部分先進分子的認識水平誤看成是廣大群眾的認識水平。這種情緒在當時是相當普遍的。

    在各地武裝起義蜂起的時候，中共中央仍然留在上海，黨的工作重心依舊放在城市。實際上，從外國搬來的“城市中心論”是脫離中國實際情況的。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在如何認識中國革命發展的客觀規律，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革命道路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的羅霄山脈中段。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到達這裡後，抓住統治階級內部發生新的破裂的時機，粉碎國民黨軍隊的“進剿”，並全力進行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以寧岡為中心的湘贛邊革命根據地有了初步基礎。

    朱德、陳毅率部分南昌起義保留下來的部隊和當地農民舉行湘南起義後，向井岡山轉移，于1928年4月下旬同毛澤東率領的部隊會師，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不久改稱工農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和軍委書記，朱德任軍長。在成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和邊界蘇維埃政府後，紅四軍接連擊破國民黨軍隊的三次“會剿”，井岡山根據地得到發展和鞏固。7月，彭德懷、滕代遠、黃公略領導一部分國民黨軍隊在湖南平江舉行起義，組成紅軍第五軍，12月到達井岡山與紅四軍會合，進一步壯大了紅軍的力量。

    根據地的武裝鬥爭同土地革命是分不開的。在井岡山根據地建立的初始階段，主要任務是發動農民打倒土豪劣紳，分田工作只在個別地區試行。隨著根據地的逐步穩定，1928年5月至7月，在邊界各縣掀起全面分田的高潮，年底頒布了井岡山《土地法》。

    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過程中，紅軍中有人對於在四週白色政權的包圍之中，小塊紅色政權的存在和發展缺乏信心，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1928年10月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毛澤東起草的決議，回答了這個問題。決議指出，由於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性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劃分勢力範圍的分裂剝削政策，造成了各派新舊軍閥之間的矛盾以至連續不斷的戰爭。紅色政權可以利用這種條件堅持下來並得到發展。只要有繼續向前發展的革命形勢，有很好的黨並制定正確的政策，有很好的群眾，有相當力量的紅軍，有便利於作戰的地勢和提供足夠給養的經濟力，紅色政權就能夠存在和發展。

    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的鬥爭，代表著中國革命發展的正確方向。在革命處於低潮的時候，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以及在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等方面的成功實踐，不僅為各地起義部隊實行“工農武裝割據”樹立了榜樣，並且在革命者的心中燃起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