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我們要幸福不要“被幸福”

圖為孫立平。 曾強攝

　　幸福要緊的不是我們有什麼，而是我們有什麼而我們的鄰居卻沒有。

　　最大的痛苦是沒地方説理，令好人寒心的社會就是最壞的社會。

　　政府的第一要務不是發展經濟，而是維護公平正義。

　　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為理由干涉他們的私領域。

　　中國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其目標是：制約權力、駕馭資本、制止社會的潰敗。

　　孫立平，著名社會學專家，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近年先後出版《斷裂———　90年代以來的中國社會》、《失衡——— 斷裂社會的運作邏輯》、《博弈——— 斷裂社會中的利益衝突與和諧》、《守衛底線——— 轉型社會生活的基礎秩序》、《重建社會——— 轉型社會的秩序再造》。孫立平關注中國轉型期社會的發展，以觀點新銳、犀利著稱。2006年被《南風窗》雜誌評為“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獎”。

　　“幸福不能變成被幸福，實現幸福要擺脫現在的發展思路，實現幸福要以實現公平正義為主線……”帶著何謂幸福、怎樣建設幸福社會的思考，國內知名社會學專家、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孫立平近日走進廣東省委常委會集中學習討論會，給省委、政府、人大、政協、法檢等單位的主要領導做了題為《關於提升幸福感的幾個問題》的輔導報告。“課前”，孫立平接受了本報的獨家專訪。

　　定義幸福要幸福，不要“被幸福”

　　南方日報：您怎樣定義幸福？

　　孫立平：根本上説，幸福是一種滿足感，是對社會狀況滿意的一種感覺，非常微妙。不同人在不同時段的感受是不同的。所以不論是官員還是學者，都很難完全洞察人們的幸福感。

　　以北京為例，政府可能會認為半年來北京沒有什麼變化，但是對於一個上班族來説，這段時間他可能會常常感到煩躁不安，因為半年來北京塞車嚴重，他花在路上的時間又多了1個小時。政府在衡量老百姓的幸福感時是從社會這個整體來考慮的，往往關注GDP、健康、教育、治安等因素，不會把交通堵塞程度當做一個權重很大的指標。但其實這段時間來，塞車對幸福感影響很大。所以我想，在測量幸福感的時候，真是很難做到具體和細化。不如選擇籠統地在一個整體上測量人們的滿意度。

　　具體來講，我們目前所説的幸福包括三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層面是把幸福作為整個社會追求的一種理念；第二個層面是把幸福作為一個宏觀的目標，對整個國家的政策有一個基本的導向；第三個層面是將它作為官員和政府考核的指標。進入第三個層面是需要非常謹慎的。因為把幸福作為一個政治指標來考核的時候，有一定的風險。最典型的就是和諧社會這個理念。這是一個很好的理念，它讓我們的社會朝著一個健康的方向發展。但是作為一個考核的指標的時候，個別地方的官員就會作假，捂住矛盾，或者用一種不正當的方式把衝突壓住。所以建設“和諧社會”就變成大家調侃的“被和諧”，和諧變成了一個動詞，這反倒對解決社會矛盾起了有害的影響。同樣，我們也要防止幸福的願望變成“被幸福”的結果。

　　南方日報：您認為目前哪些國家實現了相對的幸福。

　　孫立平：相對的幸福的國家可以分兩種類型。一個是在非常傳統背景下的幸福，例如不丹；另一個是現代意義上的幸福，例如丹麥、英國、法國。這是兩種非常不同的幸福感。

　　南方日報：説他們幸福，是因為他們做到了什麼？

　　孫立平：不丹的幸福感是在很特殊的情況下産生的，這種特殊條件是：經濟發展水平雖然不高，但與外界隔絕，還有宗教信仰的背景。丹麥則不同：擁有發達的經濟與高福利待遇，是貧富分化最小的國家，“2010年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中清廉指數排名第一，民主政治成熟，法治、安全感和生活可測性強、生活方式輕鬆。

　　今天我們中國討論幸福應置於現代的背景之下。而我認為，現代幸福的條件包括要有清明的政治，繁榮的經濟，健康的社會和綠色的生態。

　　建設幸福公平正義當為主線

　　南方日報：現在我們談幸福，恐怕是因為我們不幸福。您認為是什麼造成了這些不幸福？

　　孫立平：的確是這樣。我覺得最基本的還是兩個問題，一是民生問題，現在收入、住房、就業壓力都很大；另一個是這個社會缺乏公平正義造成了人們生活的不幸福。

　　其實，關於幸福的建設可以有兩條線，一是民生，當然這很重要，現在我們政府在建設幸福社會過程中，主要在圍繞這條主線。而另一條主線是公平正義。依我看，公平正義比民生還重要。

　　南方日報：為什麼更重要？

　　孫立平：要知道，最大的痛苦是沒地方説理，令好人寒心的社會就是最壞的社會。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道德的基礎，道德的底線就會喪失；沒有公平正義，不滿和衝突就接踵而來；沒有公平正義，每個人都覺得是受害者，都是弱者；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合理的財富分享；實際上，沒有公平也就沒有真正的民生；沒有公平正義，就沒有社會的穩定。所以，我認為公平正義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礎。

　　但是現在我們談幸福的時候，主要還是強調民生，對公平正義的強調還是非常弱的。我覺得如果沒有公平正義，民生狀況也是改變不了的。

　　南方日報：能不能這樣理解，當人們認為自己所處的環境不是公平正義的環境時，再好的民生也難以增強人們的滿意度。

　　孫立平：沒錯。幸福感是相對的，産生於比較，要緊的不是我們有什麼，而是我們有什麼而我們的鄰居卻沒有。幸福來自相對成功，不幸福源於相對剝奪。所以，你看現在幾乎所有的人，尤其是大家還比較羨慕的一些人群，都在説自己是弱勢群體。普通公務員、領導幹部、警察甚至有的法官都説自己是弱勢群體。他們都是弱勢群體的話，工人、農民怎麼辦呢？其實這個現象意味著幾乎所有人都對自己的狀況不滿。為什麼？因為他們覺得自己生活在一個非常不正常的狀態當中。我認為這不正常的原因就是缺少公平正義。

　　觀察當今中國的社會生活，人們可以注意到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我把它叫做“牽出現象”。首先是表現為一些地方政府行為的失范：權力的霸道和蠻橫，暴力截訪，血腥拆遷；執法部門的腐敗使得一些地方的民眾有冤無處申；腐敗開始成為一種民眾無可奈何甚至只有默認的現象；潛規則盛行于社會，甚至成為基本的為官為人之道；強勢利益集團在財富的掠奪上肆無忌憚，對公平正義造成的嚴重侵蝕導致社會生活“西西裏化”趨勢出現；社會底線失守，道德淪喪，職業操守和職業道德的喪失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

　　權力失控的直接結果，是社會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在降低。同時，政府公信力喪失，道德優勢弱化，只能越來越依賴強力與強制。

　　南方日報：這是最可憐的。

　　孫立平：是的。所以我認為政府的第一要務不是發展經濟，而是維護公平正義。我想，如果在建設幸福社會的時候，強調這一點，促進政府職能的轉變，將是一件非常非常有意義的事。

　　當務之急制約權力，駕馭資本，制止社會潰敗

　　南方日報：您認為當前中國要建設幸福社會應該做些什麼？

　　孫立平：我認為，第一要公平合理地使用經濟發展的成果。現在的社會矛盾産生於資源分配上的不公平，甚至有既得利益集團把持資源分配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應該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建立起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包括：獲得相關信息的機制、利益訴求表達的機制、訴求凝聚的機制、施加壓力的機制、協商談判的機制、矛盾調解和仲裁的機制。

　　第二，要營造具有安全感和希望的社會生態。要建立一種制度，給人們提供安全感，通過制度的確定性和可預期性，降低人們的焦慮感。比如，財富的穩定性、職業和收入預期的穩定性、通貨膨脹與貨幣穩定性。

　　第三，要形成公平正義的社會秩序，改變我們剛才談的目前社會上普遍的弱者心態與社會生態。而公平正義的社會有賴於社會組織的發育。社會組織是社會自組織能力的載體，一個正常的社會需要這些社會組織，以應對可能的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從而使社會生活能夠有序進行，降低社會轉型的風險。

　　第四，就是要形成平和向上的價值觀。我覺得營造幸福感需要一種新的價值觀，肯定的是多數人而不是少數人。還是那句話，幸福來自於比較，一個社會有一種恰當的成就觀是至關重要的。

　　南方日報：您剛才講到了在建設幸福社會時，政府和社會的作用，您認為它們應當在提升幸福感上扮演怎樣的角色？

　　孫立平：我覺得這是邊界的問題。比如幸福，政府關注人們的幸福感，但不能進入人們的私生活領域。如果兩口子吵架，他們感覺不幸福了，政府去制止這兩口子吵架，這就涉及權力擴張的問題。政府不能以提升老百姓幸福感為理由而干涉他們的私領域。因為，有自由才有幸福。政府應當保留老百姓私生活的空間，在這個自由的空間當中，社會能形成一種自我管理、自我形成秩序、自我化解矛盾的能力。

　　南方日報：您曾提出“社會潰敗論”，認為維護公平正義面臨很多困難，包括要突破既得利益集團對現有政治框架的影響等等。那麼現在我們能做什麼？

　　孫立平：從歷史上來看，很多國家都經歷過類似的過程。比如當年的美國，19世紀末的美國經歷了經濟快速發展的時期，但政治上腐敗嚴重、經濟上寡頭壟斷、權力和資本勾結等現象普遍存在，整個社會生活沒有規則、道德墮落。但是它通過三個非常重要的步驟，使社會得到了重要改變。這三個步驟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社會進步運動；羅斯福新政時期的社會改革；20世紀60年代建設“偉大社會”的運動。通過這些社會進步運動，美國社會潰敗的勢頭得到了明顯的遏制。

　　我認為，中國也需要一場社會變革，需要一場社會進步運動。社會進步運動的目標是什麼？三句話：制約權力、駕馭資本、制止社會的潰敗。這是中國現在要解決的很重要的問題。實際上也是建立一個有公平正義的社會，最主要要解決的幾個問題。（記者趙楊 實習生司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