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恐友”一半想自殺 青少年期多發常被誤診

  “我得了一種病，看不見、摸不著，家人不理解，我自己也不理解：碰到人我為什麼害怕？為什麼只有我害怕？為什麼我整天連門都不敢出，半夜三更躲在屋裏寫這些……”

　　李萌（化名）看到這段話，流下了眼淚：“有人和我一樣！”她已經和這種“怪病”糾纏了10年。記得，發病是在讀小學的時候，第一次走上講臺念作文，她緊張得手直抖，最後連作文本都拿不住，同學們哄笑……從此她懼怕講臺。後來，懼怕蔓延，從懼怕“一堆陌生人”，到3個人以上的“眾人”。她如今的大學生活，經常是窩在宿舍，窩在電腦前，有時會敲下一行字：“我孤獨得要死了。”

　　李萌的“怪病”，叫社交焦慮障礙症，也叫社交恐懼症、社交恐怖症，是一種對任何社交和公眾場合都恐懼、焦慮的精神疾病。世界上約有7%的人患有這種病；美國的調查是13%，日本是15%；在中國，尚無全國性的調查數據，但醫生估計，患病率為10%，也有人説高達30%。

“恐友”

　　看過美劇《生活大爆炸》的人，一定記得那個面對女性就沒法説話的印度小夥子蘭具。他正是患了社交恐懼症的一種——“異性恐懼”。李萌經常光顧百度“社交恐怖吧”，其中匯集了800多名“恐友”（社交恐懼症患者的互稱），他們有不同的症狀：臉紅、視線躲避、一見異性馬上失態……

　　這些人不同程度地“活在恐懼中”，有人能正常工作，只是，“單位裏和我最熟的是門房間的狗”；嚴重的只能退到社會邊緣，退學、辭職。

　　嚴格來説，他們並非都患了社交恐懼症，但都有明顯的社交障礙。遺憾的是，中國對此還沒有做過全國性的流行病學調查，唯一的正式數據是2010年12月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公佈的一個調查結果：成都地區大中學生中的患病率為8.15%。

　　對於8.15%，心理醫生並不驚訝。上世紀80年代，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教授、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張新凱就接觸到了社交恐懼症患者。第一個病人在實驗室工作，她的痛苦，是受不了領導看著她工作——因為條件有限，大家擠在一個房間裏，她拿滴管的手就不停發抖……

　　也是在上世紀80年代，美國人首次把社交恐懼症寫入《心理障礙的診斷與數據手冊》第3版。美國學者發現，不少明星也有社交恐懼。1967年，芭芭拉史翠珊在紐約中央公園音樂會上突然忘詞，此後30年，這個完美主義者“無法在人前表演”；帕瓦羅蒂歌唱時總揮舞一塊白手帕，他告訴別人，這不是“幸運手帕”，是為了消除自己的緊張。

　　“現在人們的交際機會更多，工作和生活對交際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患病者會不斷浮出水面。”根據10多年的觀察積累，張新凱估計中國的社交障礙者在人群中佔10%到30%。他強調，搞準統計數字並不是最重要的，實際上對這個人群很難調查統計——重病患者連醫生都不想見；設法幫助患者“重返社會”，才是當務之急。

誤診

　　對於心理和精神疾病，往往不能像內科、外科疾病那樣找到確切病因，醫生更多利用一些理論來推導、推測。心理學界為社交恐懼分析的原因，包括遺傳因素、成長過程中的“出醜”經歷等，還有一個叫“無原因發病”。心理醫生總結，來找他們的患者有個共同點——“有機會”：“他們有升遷等等的個人發展機會，必須走到人前、面對公眾，所以求醫。”

　　尷尬的是，國內對社交恐懼的研究還很少、很弱，大部分臨床醫生無法判斷，以致頻頻誤診——這對青少年患者的傷害尤其大。

　　“青少年時期是生理髮育和自我意識覺醒的時期，有些孩子會變得很敏感，比如突然長個子的男孩怕被別人看作‘傻大個兒’，就不願答理人，甚至不願上學、出門。”新華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兒童與青少年保健科主任張勁松和張新凱意見一致：社交恐懼症多發于青少年時期，而誤診可能會貽誤孩子終身。

　　張勁松曾接診一個病例：這個男孩步入青春期後，走路不敢抬頭，怕人，漸漸嚴重到連在家吃飯都用手遮著臉。父母覺得他“神經兮兮”，到醫院診治，被判定為“精神分裂症”。後來輾轉來到新華醫院，醫生發現，這孩子不過是因為長了青春痘，怕出醜。當然，“退縮、孤僻之類的表現，確實讓精神分裂症和社交恐懼症有相像之處。”

　　2000年左右，我國在臨床上認定了社交焦慮障礙症，但誤診依然有。張新凱對這方面的臨床診治有“5階段”的總結：第一階段，患者求醫多次，精神科醫生查不出病因，只反復告知“不要緊張”；第二階段，醫生知道了社交恐懼，但沒有治療辦法；第三階段，能識別了，但只能開些不對路的藥，好比為闌尾炎引起的發熱病人開降溫藥，對闌尾炎卻束手無策；第四階段，開始意識到要做心理和藥物的系統治療；第五階段，結合行為治療做“系統脫敏”——幫助患者擺脫在社交中容易引起敏感乃至恐懼的困擾因素。

“脫敏”

　　做“脫敏訓練”，張新凱曾有瘋狂之舉。他帶著一群社交恐懼症患者，到人流密集的徐家匯商圈大喊大叫。“肯定有人會説我們是瘋子！”“恐友”們惴惴不安。“別人不會關心你，他們只關心自己！他們最多看你一眼，轉身就把你忘了！”説罷，張新凱示範“嘶喊”。慢慢地，有人跟著喊起來。喊了一上午，“恐友”們個個大汗淋漓，終於有人説，“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真好！”

　　張新凱説，社交恐懼症患者就是“怕出醜”。當然，這個“醜”是他們自己以為的，別人可不一定這麼想。要打破魔障，就得逼著他們面對人群“出醜”，通過持續不斷的行為訓練“脫敏”。

　　行為訓練是國際公認的相對有效的治療方法，但它很費時間，對醫生的要求也高。我國專門研究和治療社交恐懼症的醫生數量十分有限，因此明顯“供不應求”。與此同時，各種民間療法洶湧而來，李萌稱為“黑療法”。

　　單單針對“臉紅”，就有諸般“療法”。戴大框眼鏡、留鬍子、披頭髮、化“藝伎粧”……總之是盡可能遮住臉，讓“顯示”臉紅的“屏幕”面積縮小。這是比較溫和的做法。如今更流行“臉紅手術”——“切斷控制面部皮下毛細血管的交感神經分支，從此不臉紅！”網上不時有人貼出“術後體驗”。曾有人提醒“不要上當”，但馬上被淹沒在口水中，“你怎能理解我們的痛苦？臉紅讓我都想自殺了。如果手術有用，我一定會去試。”

　　張新凱理解患者的痛苦，在他多年累積的病例中，一半人企圖自殺，20%的人曾嘗試自殺。“這群人其實連我們醫生都怕見。治療的話，必須第一次就明顯有效，讓他們感覺‘立竿見影’，否則他們恐怕再也不會來了。所以，加強治療方法的研究，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