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重慰安婦獲日本志願者捐助 曾3次被日軍抓虐

專題:日本發生9.0級大地震

日本志願者在醫院看望萬大娘。本報記者莊慶鴻攝

　　這個春天，日本東部發生的大地震、大海嘯和隨之而來的核電站危機給全世界籠罩上了重重陰影。同樣在這個春天，一群日本人穿過災難的陰影趕來中國，只是為了一位病重的中國大娘。

　　這位中國大娘，叫萬愛花。

　　病房裏的相見

　　在中國民間對日二戰索賠的漫長戰役中，“萬愛花”是個赫赫有名的名字。她被稱為中國“日軍性暴力受害者”對日訴訟第一人。

　　1943年6月到1944年初，年僅15歲的她先後三次被日軍抓去充當“日軍性暴力受害者”，遭受殘害導致終生不育，1.65米的身高也變成了1.44米。

　　1992年以來，她先後6次到日本出席國際聽證會和控訴大會，並與其他9位受害婦女一起狀告日本政府對其造成的性暴力傷害，要求其謝罪並給予經濟賠償。

　　而找到她們、幫助她們站出來説話的，就是日本女士石田米子帶領的“查明山西省內侵華日軍性暴力實情與大娘共進會”(簡稱“山西省查明會”)等日本民間組織。她們從1996年開始，就在山西農村尋訪日軍侵華戰爭時期受害的中國“大娘”們，十數年如一日。

　　這次她們趕來中國，是由於知道了萬愛花病重。病床上的萬愛花托山西大學教授趙金貴給石田米子帶話説：“這次我也差不多要死了吧，我希望達成的事還沒實現，死不瞑目啊，還是想要拿這把老骨頭鬥一斗。”

　　考慮經費及工作等問題，此次來的日本志願者並不多，有9名，多數是50歲以上的人。

　　3月27日下午，太原街頭陽光很烈，很難打車，而日本志願者們又沒有雇車，長年一直參與“慰安婦”訴訟的川口律師一直迎著大風揮臂打車。送走了好幾輛車後，她在邁下人行道時，一腳踩在臺階邊緣，直接正面朝下摔倒了，半天無法起身。好不容易被攙扶起來時，她皺著眉頭，倒吸了好幾口冷氣。

　　雖然一瘸一拐，但她還是堅持和大家一起向山西大學附屬第二醫院住院部走去。

　　在病床上24小時吸氧的萬大娘看到日本志願者進來，一下子抬起了手。

　　戴眼鏡的小林女士率先俯身在病床邊，雙手握住了萬大娘的手。她曾經在山西留學兩年，在志願者裏經常擔任翻譯。病床上的萬大娘向右邊側過頭，無力地蠕動著嘴唇。記者也不能聽懂老人盂縣方言的低語，小林女士卻能夠翻譯。

　　萬大娘一開頭問的是：“謝謝你們來，你們幾時回去啊？”讓大家松了一口氣。日本志願者輪流到病床前，握住了萬大娘的手。

　　石田女士問起病情，萬大娘抬起手伸出兩個指頭，反反復復説：“我要出院……不要治了……每天都花兩三千，每天兩三千……太貴了……”説著説著，渾濁的雙眼漸有水光，説到最後搖了搖手，右眼一滴眼淚順著面頰流進了枕頭。日本女士中發出了低低的抽泣，有人掏出了手帕。

　　在這個過程中，小林女士一直保持著笑容。聽著聽著，她伸手撫摸萬大娘的頭髮。老人一直被染得很黑、很精神的頭髮，末端已經新生出了幾寸的白髮。

　　“以前我還到萬大娘家，和她們一家人一起包餃子，以前她精神一直很好……”小林女士走出病房後才嘆息説。

　　最後，在早稻田大學開設“女性之戰爭與和平紀念館”的池田惠理子女士掏出了一個小袋：“我們有一位志願者也正在日本住院，此次不能來了，她跟您問好，説要加油！這是大家送給您的‘幸福小豬’！”站在病床邊的人終於都笑了起來，萬大娘把粉紅的毛絨小豬拿到眼前，也第一次笑了。

　　“太花錢了，不要治了”

　　石田米子回憶起來，2010年6月，萬愛花大娘從床上不慎摔落，臉部受傷縫了六針。在9月與石田米子見面時，萬大娘臉上還留著明顯的傷痕，在笑著和她對話中起身去嘔吐了很多次，“讓人很是擔心”。

　　萬愛花的腸胃問題是老病，用她唯一的養女李拉弟的話就是“一年365天，能吐350天”。去年11月13日前後，萬愛花就在家“突然吐了出來，還帶血”。當時送到了山西省人民醫院，“一星期就花1萬元”的價錢很快就讓一家人無法承受，轉院之後住了兩個月零三天。

　　今年這次發作是在3月7日。僅僅回家過完春節、吃了次餃子，萬大娘在家休克後被送到太原市中醫院，被搶救過來。3月17日再次休克後，被轉到山西大學附屬第二醫院消化內科住院。“那幾天不敢動她，一動就吐，都是我女兒給她弄乾淨，現在沒怎麼吐了，也能自己翻身了。”李拉弟説。

　　“第二次休克前，還能每天吃點麵條稀飯，而從那以後肚子就痛得不能吃飯，吃了就吐。”李拉弟説，至今為止，萬大娘已經休克了5次，無法攝入水分，基本靠吊瓶維持營養。少的時候每天挂兩三瓶，最多的一天挂了12個吊瓶，從白天一直挂到第二天淩晨3時，家人一直不能睡，看護著吊瓶裏緩慢的一滴一滴，維持萬大娘的生命。

　　説話間，李拉弟的二女兒拿出一個方形飯盒，泡了半盒從醫院門口的小超市裏買來的永和豆漿。“奶粉她喝不下，會吐，而且奶粉太貴。”

　　萬大娘慢慢側過頭，就著吸管喝了不到半分鐘，就放下了。這樣的“進食”一天有五六次，一共喝不到半盒。

　　“哪還能叫保姆啊？”李拉弟説，“我就是個老保姆，我女兒不讓我陪床，怕搞出兩個病號。”。

　　陪床睡在哪？李拉弟的二女兒指了指靠墻的一張軍綠色折疊床。她二十多天都沒有洗過澡，前額的頭髮油油地結成一縷一縷：“今天星期幾？幾號？我都已經不知道了。”

　　據萬大娘的主治醫生介紹，目前可以確診的是腸細膜長期失血缺血，但是萬大娘拒絕了做胃鏡、核磁等檢查，因此進一步診斷一直無法做出。

　　李拉弟解釋，不做檢查一是因為缺錢，這幾項檢查分別要7000元、1000元不等。二是因為萬大娘身體虛弱。“因為胃鏡要從嘴巴裏一直通下去，血管造影要從肚子這邊開個口把管子通進去。我媽好長時間都沒吃東西，身體很單薄，年紀又很大了，怕撐不住。而核磁要堅持40多分鐘一動不動，這個我媽説堅持不了。”

　　“我們知道的是，我媽長期有胃病、冠心病，肺上有囊腫……”李拉弟説。

　　中年的護士長一邊在萬大娘瘦得皮包骨的手背上尋找血管，一邊嘆息説：“她的血管太脆了，一不小心或者是輸液過程中一用力、動一下，針頭都會穿出去，那就要重新紮針。”因此年輕護士不太敢給她打針。李拉弟數著：“27日三瓶吊瓶，左手打了4針，右手打了2針，一瓶輸液80元……”

　　護士來巡視時，50毫升的輸液還剩下20毫升，萬大娘輕聲説：“不想打了。”她時常這樣回答護士和家人。

　　李拉弟回憶，萬大娘住院以來心情“很不愉快”，一直在説“太花錢了，不要治了，我該死了……”

　　“慰安婦”的晚年

　　3月17日到20日是萬大娘家人最困難的四天，每天的醫藥費達到3500元，一共花去9000元(最後一天沒住滿——記者注)。

　　而從3月20日至29日，萬大娘的醫藥費又已花去1.6萬元。與此相對，她僅有每個月310元的低保，以及作為共産黨員一年1200元的生活補貼。

　　她66歲的女兒李拉弟沒有正式工作，丈夫也已離婚多年。而李拉弟可依靠的只有三個女兒，老大是家庭婦女，“孩子太小出不來”；老二平時打點零工，現在日夜在醫院陪床，甚至顧不上即將參加高考的兩個女兒；老三在外打工，“一個月賺不到1000塊”，有時輪換來醫院。短短20多天，一家人欠債近5萬元。

　　“我算的錢都已經除去了國家醫保負擔的20%，我和女兒輪流管朋友借錢。”面色微黑、有高血壓的李拉弟用力揉了揉眼睛。

　　據山西省的民間組織慰安婦問題研究會成員張雙兵介紹，像萬大娘這樣的“慰安婦”受害者，如今都已是80歲左右，甚至不少人90歲以上，而且大部分生活在農村地區，生活保障堪憂。尤其是性暴力受害者中的很多人無法生育，這樣在農村更苦。無人贍養、沒有錢看病、營養不良等是普遍存在的情況，隨著大娘們越來越衰老，其處境更是每況愈下。

　　80多歲的中國被擄往日本勞工聯誼會會長李良傑曾經去看望兩位日軍“慰安婦”受害者，那個畫面讓他難以忘懷。

　　90多歲的那位大娘沒有子女，又已經難以站立行走，從屋子裏一路爬到院子裏，要拖動柴火到屋裏，另一位80多歲、當年被關在一起受害的“老姐妹”正好來了，才有人幫她拖柴火。

　　“這個80多歲的老姐妹當年被日本軍抓去的時候才10多歲，有一天好幾個日本兵要欺侮她，她生了病，已經實在快要死了，另外這個年長一點的就站出來説：‘她不行了，我替她吧，你們衝我來’……這樣才救了她一命，所以她到現在還念這份恩情，時時來看望。”李良傑説。

　　石田米子她們找到的幾位“慰安婦”受害證人中，王改荷、高銀娥、趙潤梅大娘已經在2007年12月到2008年1月的冬天相繼去世。山西省查明會也曾給予她們部分援助。張先兔、尹玉林大娘現在還住在農村窯洞裏。

　　2009年11月開始，石田米子她們聯合數個日本市民團體，在山西武鄉八路軍紀念館籌備舉辦“二戰時期日軍對婦女的罪行圖片展”。在她們的努力下，16位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的中國受害婦女的受害和鬥爭事跡，終於在她們的故鄉展出。石田米子永遠記得，開幕那天，滿面皺紋的倖存者本人還有後代站在照片前，潸然淚下。

　　“我們的最初動因是在日本法院進行的‘慰安婦’、性暴力訴訟先後都敗訴了，這再一次將鬥爭了許久的大娘們推向更強烈的憤怒和無比的絕望之中。所以我們希望將她們的受害事實和苦難的人生、充滿勇氣的鬥爭作為歷史的記憶，轉告給更多的人，加深對她們鬥爭的敬意。”

　　在即將結束的展覽中，有人留下了這樣的留言：“看到展覽又震驚又感動，向被害者大娘們表示敬意！”“萬愛花大娘，我會永遠支持你們。”

　　“60年前的罪惡，大娘們現在依然在痛苦中生存。看了覺得很心痛，大娘們請繼續活下來！”

　　石田米子女士介紹，這一展覽今年秋天將預計在陜西師範大學展出，“此外我們也在探討能否在北京的抗日戰爭紀念館展出”。

　　“其實比起接受來自日本的援助，萬大娘還是更願意看到中國自家人的援助，還是更希望更多的中國人，尤其是更多的中國年輕人，知道她們的故事。”石田米子説。

　　穿過地震、海嘯和核泄漏的陰影而來

　　石田米子女士帶領的山西省查明會等日本民間志願者團體，在這十幾年中，每年要去盂縣西部農村兩次以上，傾聽受害婦女的訴説，也加深和親族的交流，“和她們分享活下去的力量” 。

　　除了來自橫濱的石田米子女士，其他8位志願者都來自放射量迅速上升的東京。

　　這使人不禁想問，連自己處境都需要擔心的他們，究竟為什麼還要在這時趕來中國，來看一位中國大娘？

　　“其實大家內心都很擔心、也會有恐懼。在東京的所有人都遭遇了經常停電、交通停滯等種種困難，天天看放射量上升的新聞，自信也嚴重地被動搖，很害怕。但是萬大娘是一直跟我們共同走過來的人，她現在也一直努力活著，也努力跟病痛戰鬥著。我們現在不能逃避，不能放棄一路共同走過來的人。”石田米子説。

　　“雖然害怕，但是我們無處可逃避。畢竟我們出生在日本這個國家，生活在這個國家，又能逃到哪去呢？”在這支多數人都超過50歲的隊伍裏算是“年輕人”的佐藤女士笑著説。

　　池田女士説：“主要是要保護下一代孩子們，對他們的食物的保護和過濾會嚴格一些吧。我們年紀大的人接受點輻射影響，得癌症的幾率可能就會升高，可能少活幾年，但那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池田女士幾年前接受過頭部的手術，她被告知，三分之一的接受手術者會死亡、另三分之一手術後會癱瘓。“而我就是那剩下的幸運的三分之一，我現在還活著，還能這樣工作，就覺得現在是多出來的生命，因此如果有什麼事，我都能接受。”

　　當聽説眾多中國人由於恐慌日本核輻射而搶購食鹽時，幾位日本女士都笑了起來：“如果中國都會大受輻射的話，日本不就已經滅亡了嗎？”

　　只有在説起此次遭災最嚴重的福島、宮城縣的時候，池田女士露出了愁容。“那裏的人們家都沒了，食品又都不能吃了，真是太可憐了，相對來説我們已經算是很好了。而且震後那邊的經濟怎麼辦，這都會是很大的問題。”

　　自10年前開始，她們創設了“大娘醫療基金”，從眾多日本市民中募捐，除了已病亡的南二仆的醫療。據張雙兵、李拉弟證實，此前這些日本志願者組織已經為萬大娘幫扶過不少的醫藥費。

　　這次來中國，石田米子她們把整個協會最後的錢給了萬大娘。“這次以後，我們的錢包也就見底了。我們回日本後還要繼續努力……”

　　但她也坦承，眾所週知，現在全日本説起募捐，當務之急就是東日本大震災的募捐，因此她們能從日本社會獲得的支援會變少，她們的募捐、處境的確都會更為艱難。

　　“需要強調的是，我們並不是出於對受害婦女居高臨下的同情或者是為了贖罪，而是我們認為挽回性暴力受害婦女的尊嚴是我們應負的責任，是我們應該共同去面對、鬥爭的事情。”石田米子説。

　　“年邁多病的受害婦女所剩時間不多，要讓日本政府在她們有生之年解決問題，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池田惠理子女士説。

　　“雖然我們的力量薄弱，但今後我們依然會為這一目標去努力，去行動。”石田米子説。

　　3月29日是萬愛花大娘出院的日子。“我媽堅持要出院，而且我們覺得她這手輸液已經輸不進去了。”李拉弟説。

　　隔壁病床的老太太也和她同一天出院，前一天就已換下住院服，盤起腿靠在床頭，邊吃東西邊和家人嘮個不停，説説笑笑。老太太的家屬問起萬大娘，小聲説：“日本人當年幹了多少壞事，她是中國人的活證據啊……”

　　而萬愛花依然半閉著眼躺在床上，靜靜挂著最後一次的吊瓶，不知她是否聽見了旁人的議論。這時其實萬大娘已經欠費了，必須先交錢才能挂這最後一瓶，還是護士好説歹説“先借來給挂上的”。她的外孫女掰下一塊蛋黃派的皮，讓她含進嘴裏，如果吃到奶油的部分她會吐出來，一個蛋黃派能供她四頓“飯”。

　　4月5日，萬大娘再次住院，至今無法吃飯，花費依然在上升。

　　石田米子知道，日本志願者用盡全力的最後這次捐助，其實也只夠萬大娘在山西的醫院住上幾天。“但是無論如何，我們都希望能夠幫助延續大娘的生命，讓她活得更長久，即使只多活一天。”莊慶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