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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問責的漸進之路:如何讓復出透明化待解

發佈時間:2011年03月23日 08:39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京華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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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危機問責到群體性事件問責從行政首長到黨政一把手

  中國式問責的漸進之路

  進化之路

  從“責令辭職”到“制度問責”

  7年後,中央正式頒布實施《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其中除了“責令辭職”外,“引咎辭職”也開始被人熟知。2004年,中辦印發了《黨政領導幹部辭職暫行規定》,對於引咎辭職的規定更為細化,共有9類情形適用。

  到了2004年底,歷經4年起草,13易其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草案)》,在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十三次會議上正式進入立法程序。值得注意的是,“草案”將“引咎辭職”制度確立為該法的一款重要法條。

  1995年《黨政領導幹部選拔任用工作暫行條例》頒布,出現“責令辭職”一詞。這被認為是中國官員問責制的源頭。

  在中共中央召開的“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動員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嚴厲批評某些幹部“對群眾呼聲和疾苦置若罔聞,對關係群眾生命安全這樣的重大問題麻木不仁”。僅僅一天之後,溫家寶總理就在研討班上強調要強化行政問責制,出了問題必須要嚴格追究領導責任。

  中央高層的嚴厲表態下,一場問責風暴掀起,一大批政府官員應聲落馬。

  實際上,一種被普遍接受的説法是,中國官員問責風暴始於2003年。當年,衛生部部長張文康、北京市市長孟學農由於沒有如實向外界透露非典疫情的發展狀況、防治不力被免職,包括兩人在內的上千名官員被問責,範圍之廣、力度之大,在共和國歷史上尚屬首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