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怎樣在城市“落地生根”

　　3月8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負責人表示，招工難是當前就業領域結構性矛盾的一種反映，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勞動密集型的製造業和服務業，但有向中西部地區蔓延的趨勢。崗位缺口主要集中于一線操作人員。

　　近年來，我國很多地區先後出現“民工荒”現象。各地爭搶農民工和一線人員，從某種意義來説，是改變他們低工資、低福利現狀的良好時機，但也不能忽視這一群體在邁向城市生活的道路上，面臨的待遇歧視、安全感缺失以及身份尷尬等困境。

　　缺乏保障的謀生途徑，讓越來越多的新生代農民工奔走在各種崗位之間，“打遊擊”一樣不斷轉換著工作，卻難以找到融入都市的道路。近日，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民工荒’成因及對策論壇”，相關專家就此問題展開了爭論。

“民工荒”成因何在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副院長劉爾鐸：“民工荒”源自人口結構變化

　　上世紀90年代之後，我國新生嬰兒的數量開始出現最大幅度的下滑。峰值出現在1990年，當年的新生兒數量為2500萬，而這一數字到2009年已經跌至1580萬。近二十年間，我國新增勞動力的數量下降近一千萬。

　　基於新增勞動力持續下降的背景，不難理解近幾年頻繁出現的“民工荒”現象。

　　這裡有一組數據：我國技工學校及職業中學的畢業生人數總和，在1990年為130萬餘人；1995年上升至192萬餘人；2000年為240余萬人，總體數量是呈現上升趨勢的。然而，自2004年開始，這一數字開始下滑：當年技工學校和職業中學的畢業生人數總和僅為187萬餘人。而這一群體正是我國産業工人來源的主體。最初“民工荒”的産生，正是發生在這一年春節。

　　時至今日，我國仍然處於工業化發展階段，需求量最大的仍是技術工人，而大學生人數過高，技術工人人數偏低，是造成勞動力市場供求不平衡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人民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胡平：“民工荒”源自勞動力市場變化

　　出現“民工荒”，主要是用人企業的需求和現有勞動力質量不匹配。其實，農民工的數量、來源是足夠的，但問題在於，企業是否能找到所需要的具有相關技能或知識結構的人才。近年來，隨著産業升級，更多企業需要具有熟練技能甚至高級技能的加工人才，而當下，絕大多數農民工仍然在從事簡單的重復加工。

　　過去，産業結構整體屬於勞動密集型時，絕大部分沒有經過技術培訓的農民工具備“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因而，能被企業所吸收。但是，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必將從低級的勞動密集型企業過渡到高附加值企業。隨著企業科技含量的增加，管理環節的規範，對勞動力數量的依賴程度會越來越低。

如何放緩農民工“遊走”的腳步

　　廣典集團總裁李久鑫：頻繁“遊走”源自社會網絡缺失

　　一項調查數據顯示：90後農民工中上網率已經高達95%以上。這個數字足以説明這一群體對融入“社會網絡”的渴望和需求。

　　新生代農民工中，不乏有思想、有見解、追求時尚的年輕人。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不難理解這一群體為何不願安於眼前的工作和生活。因此，頻繁的流動，尋找理想的生活，就成了必然結果。

　　目前，農民工的平均就業週期為9個月，也就是説，這一群體平均9個月就會換一份工作。有報道將這種“滑動”狀態歸咎於新生代農民工缺乏吃苦精神，我並不贊同。調研中發現，“滑動”的根本原因源自理想與現實的差距，以及缺乏歸屬感。

　　從農村來到城市生活、工作，農民工原有的農村社會網絡被割裂了，而城市中新網絡的建立又舉步維艱，在這樣的情況下，流動就成了必然選擇——只有流動著才可能出現新的契機。而由於頻繁流動，又會進一步加重社會網絡缺失的現狀，使得農民工無處表達和消化內心需求。因而，社會網絡嚴重缺失是造成農民工長期流動的重要因素。

　　長江科技扶貧基金會理事長楊博喻：上升空間才是農民工的“定心丸”

　　我們一直將“民工荒”和“民工慌”一起提及，這説明，農民工這一群體在城市的生活嚴重缺乏安全感。

　　大批的農民工之中，早晚會出現一批社會的管理者。但是目前，這一群體在工作領域成為管理者的道路非常漫長，上升渠道並不暢通。調查顯示，在北京的餐飲服務業，想從服務員升至主管平均需要兩年時間，做到店長則需要3年左右，這就意味著3年之內收入水平只能維持在1200~1500元之間。

　　也就是説，農民工流動的根本原因並不是當下生活艱難，而是在可預見的時期內，生活仍然很難發生改善。加薪只是權宜之計，“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教會他們管理能力才是長久之計。

　　因此，我們要為這一群體成為管理者提供機會和途徑，改變他們作為廉價勞動力的現狀。農民工群體中具有強烈的學習需求，給他們創造學習和上升的機會，才是留住農民工的“定心丸”。

融入都市生活，門檻何在

　　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社會保障系主任韓克慶：戶籍制度是首道門檻

　　首先還是應該改革戶籍制度，讓農民工真正轉變為産業工人。以人口居住登記取代戶籍管理，賦予所有居民同等的權利和義務，建立全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用現代産業工人制度取代農民工制度。

　　由於戶籍制度的制約，絕大部分農民工的生存仍然處於游離狀態，在保障性住房、社保、子女入學等問題上面臨難以跨越的門檻。工作單位、工作地點、住所都不穩定，農民工的安全感何來？誠然，戶籍制度問題的解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至少要給農民工一個希望，讓他們知道自己有一天可能成為城市市民。沒有平等的身份和完善的社會保障，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就如同水上浮萍，永遠無法落根。

　　李久鑫：農民工自身也得積極邁過“坎兒”

　　制度的健全和改進固然重要，農民工自身狀態的調整也不可忽視。農民工難以融入城市，一定程度上取決於自身的固有觀念和習慣。農民工應當多尋找機會適應城市生活，包括生活習慣、生活方式等。

　　農民工適應城市，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在行為方式和外在形象上，比如言談舉止與衣著服飾。現在，在衣著服飾上，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並沒有多大差異。但是在言談舉止上，還需要與城市居民有更多的交往和溝通。調查顯示，農民工業餘時間的休閒方式中，超過50%的人會選擇看電視、睡覺、看書、看報。這説明，農民工在業餘時間與城市居民的交往很少甚至幾乎沒有，這就很難真正適應城市。

　　農民工融入城市，自身要有一定的主動性。在社會交往中，很多農民工會選擇以親緣關係和地緣關係為紐帶的社交網絡，交往範圍局限于農民工群體內部、老鄉之間，但這樣並不利於融入社會生活。農民工在爭得經濟地位平等，學習更多文化、法律、城市社會知識以後，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與城市居民增加交往和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