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協委員：應以家庭為單位徵收所得稅

專題:2011年全國兩會

鄭新立全國政協委員、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

宋曉梧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

　　焦點1 有些行業收入差距達10倍

　　新京報：物價上漲，貧富懸殊，是全社會非常關注的民生話題。那麼，我國的收入差距目前究竟處於何種水平？

　　宋曉梧：最權威的數據來自於國家發改委就業和分配司出具的《居民收入和分配報告》。2008年，大多數國家都在1.5倍到1.6倍，其中美國、德國是2倍到3倍。像巴西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稍高一點，但超過4倍的基本沒有。而我國的收入差距，按照統計局的説法，目前已達到5倍。

　　新京報：是不是一些大型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的從業人員收入太高？

　　宋曉梧：是這樣的。按照上述統計的結果，如果細分行業，那麼有些行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已達到10倍。壟斷行業從業人員的高收入，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行政性分割和政府給予其特許經營權造成的。按照國家發改委的數字，壟斷行業三分之一的收入是因特許經營權獲得的。

　　新京報：在很多國家，金融業的從業人員薪酬也比一般行業就業者的薪酬高出很多。對此，該如何理解？

　　宋曉梧：一些國家的金融業高工資並不是因為其行業的特殊性所致，而是由於這個行業對知識要求比較高，從業者受教育的年限較長，且付出成本較高。這些國家的行業工資差距其實是各個行業從業人員平均受教育程度的差距。

　　但我國的情況不是這樣，我國過大的收入差距並非市場競爭的結果。

　　焦點2 同工同酬保護農民工

　　新京報：在全民收入差距的綜合性比較中，哪些人群明顯處於不利地位？

　　宋曉梧：農民工的工資被長期壓低。從事同樣的工作，城市職工比農民工高一倍甚至是兩倍。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地，出口加工企業中的農民工平均工資很少能超過當地城鎮職工平均工資的40%。

　　以2008年的東莞，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3293元，農民工是971元。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為社會平均工資40%到60%來計算，這些農民工連東莞最低工資標準都達不到。這就是農民工“用腳投票”，離開東莞，引發民工荒的現實原因。

　　新京報：在工資這一塊，如何維護農民工利益？

　　宋曉梧：在發達國家，政府通常不直接干預初次分配。但我國的勞動力市場還處在發育期，農民工勞動報酬過低，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勞動力資源配置轉型不到位，市場機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

　　如果按市場規律辦事，反對就業歧視，實行同工同酬，上億農民工每年至少可多獲3000億元至5000億元收入，這遠遠多於免除農業稅和家電下鄉等惠農措施。

　　新京報：如何實現同工同酬？

　　宋曉梧：關鍵難題在於城鄉戶籍制度以及與此密切相關的城鄉公共服務體系的行政分割。戶籍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手段。政府應該積極穩妥地改革戶籍等一系列行政分割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

　　焦點3 調整個稅藏富於民

　　新京報：從農民工往更大範圍的一般企業職工延伸，政府在推動企業合理實現初次分配，提高職工勞動報酬方面應該有哪些作為？

　　宋曉梧：一方面，建立工資集體談判機制；另一方面，加大涉及初次分配的法律法規執行力度和監管力度。

　　集體談判是市場經濟國家調整職工工資福利的通行規則，問題是我國至今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集體談判機制。去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在檢查《工會法》的實施情況時發現，企業工會幹部大多數是企業的中高層，造成他們很難真正代表職工利益。

　　工會組織為勞動者維權的作用尚未充分發揮，是我國勞動報酬比重低於一般市場經濟國家的重要原因。

　　新京報：如何借助二次分配實現讓利於民，藏富於民？

　　鄭新立：個稅調整將是很大的突破，目前比較受關注的就是個稅起徵點。專家們和相關部門已論證過多次。

　　新京報：爭論的焦點是什麼？

　　鄭新立：對於個稅的具體起徵點，專家們分歧較大。有人説應從2000元提高到3000元，還有人説乾脆一步到位，直接提高到5000元。

　　我個人認為，目前將個稅起徵點定在3000元，而後再逐步提高。這也是大多數人的意見。

　　新京報：有一種説法認為，所得稅今後將以家庭為單位徵收。

　　鄭新立：我覺得應該以家庭為單位徵收，這也是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扣除家庭贍養人口的基本支出，按照家庭凈所得來徵收，這樣比較合理。

　　若按這種模式調整，稅務部門要有一個準備過程，增加一些工作量，比如調查家庭贍養人口的數據等等。不過，在這方面增加人手，也是值得的。

　　焦點4 要讓更多人分享國企紅利

　　新京報：面對大型國有企業和壟斷行業從業人員的高薪現狀，該如何去破題？

　　宋曉梧：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已提到了“雙控”，即對壟斷行業的總量和工資水平進行控制，對大型國有企業領導的工資和職務消費進行規範。不過，職務消費這一塊，提了多年，未見成效。

　　從根本上而言，政府要有所作為，打破行政性壟斷，合理調整行業之間的收入水平。與此同時，推進資源稅、資源産品價格改革。這是政府的責任。

　　新京報：兩會期間，除大型國有企業和壟斷企業高薪現象備受關注外，國企紅利也是熱點話題。

　　鄭新立：國企紅利要讓更多人分享，這屬於二次分配的範疇。很長一段時間，國企利潤一點也不上繳國家，全部留在企業內。當時考慮的是國企發展困難，利潤全部留存滾動發展，可謂“放水養魚”。現在，魚養得不小了，大家覺得應該讓它們為全國人民做點貢獻了。

　　去年國企利潤近兩萬億元，而上繳國家的紅利只有440多億元。只繳這麼點，太少了。

　　新京報：難道不可以直接拿一部分國企紅利讓老百姓分享？

　　鄭新立：可以拿出一部分國企紅利作為養老基金等，發展公共福利事業。

　　辭典

　　初次分配

　　是指企業單位內部的分配，其依據主要是效率原則，即根據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技術等生産要素在生産中發揮的效率帶來的總收益多少進行分配，高效率獲得高回報。

　　再分配

　　(又稱“二次分配”，也稱“社會轉移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結果的基礎上，政府通過稅收、政策、法律等措施，使各收入主體之間實現現金或實物轉移的一種收入再次分配過程，也是對要素收入進行再調節的過程。

　　本版采寫/本報記者 涂重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