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人才成長環境令人憂慮 老院士不好意思跟年輕人搶講臺

　　最初到北京大學兼職時，中國科學院院士、全國政協委員陳運泰的熱情很高。他給學生們開了選修課，很受歡迎。

　　可是講了兩年以後，這位老科學家決定不再授課了。原因很簡單——“我不能去跟年輕老師爭飯碗，我很可憐他們”。

　　中國科學院院士、南開大學教授張偉平委員也是出於同樣的原因不給本科學生開課的。雖然學生們都盼望著聽院士的課，教育部也一再提倡“名師上講臺”，但對於這兩位院士來説，開課令他們有負疚感。

　　“我是一片好心，但是影響了年輕老師的成長。”陳運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現在我們都想辦法儘量不上課。我們去學校裏上課，學生都被吸引到我們這兒來了，就沒有時間去選年輕老師的課了。”

　　他説，按照如今的評價辦法，大學老師又要教書，又要做科研，兩方面都有考評指標。年輕教師只有完成課時數量和研究成果數量，才有希望晉級。他認為，這是不合理的評估體系。

　　張偉平院士還指出了一個更為現實的顧慮：年輕教師待遇較低，沒課上就意味著沒有課時費。

　　但是，名師不上課無疑會造成教育質量的損傷。3月7日，中國工程院院士、武漢大學原校長劉經南委員就當面向參加教育界別聯組會的教育部長袁貴仁反映了高校裏的另一個現象：有時明明該上課的是教授，站在講臺上的卻是教授的研究生。

　　劉經南還説，現在年輕老師的壓力太大，忙著教學、科研，沒有時間與學生交流。在一些新建的校區，下午課程結束以後，整個校園靜悄悄的，像個“鬼城”。學生們也不怎麼運動，躲在宿舍裏上網。

　　李未明委員曾經在高校任教。他舉了一個極端的例子，學校有一位引進的博士，無論是學術、人品還是教學水平都很好，結果自殺了，讓人非常痛心。這樣的情況在全國高校不時發生。

　　“青年教師的成長環境實在令人萬分憂慮。”北京交通大學教授王玉鳳委員説。她認為，住房問題是年輕老師們面臨的首要困難。

　　王玉鳳以本校情況舉例説，在20世紀90年代，一名博士後入校後，可分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博士是一居室。後來，博士後分一居室，博士只能住週轉房。再後來，一律住週轉房。開始還能“週轉”兩年，後來改為一年。現在，連週轉房也沒了。面對北京動輒每平方米3萬元的房價，很多人想都不敢想買房的事情。

　　“他們讀了20多年書，也要結婚、生子、贍養老人。在重壓下，有人選擇了離開，另謀高就。有人選擇了第二職業，創收自救。當然，也有相當多年輕教師在忍耐中奮鬥，非常悲壯。”王玉鳳説。

　　年輕老師要想申請科研課題資助，成功率極低。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丁偉岳委員告訴記者，現在很多項目不願冒險，所以不肯資助默默無聞的年輕人，更願意把錢投到那些已經功成名就的人身上。

　　王玉鳳説，沒有儀器，沒有經費，沒有職稱，發表論文還要交版面費，國家設置了各種人才計劃，跟多數年輕教師無關。在創造力的高峰期，他們卻迫於生活壓力，無法全身心投入教學和科研。

　　華東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張濟順委員也持相同的觀點。她説，如今關於人才的政策很多，各種計劃都是吸引和支持高端人才成長的。雖然在一些重點高校，青年教師的成長環境有改善，但是近幾年來，鼓勵青年脫穎而出的人才計劃，其效應和支持力度正在衰減。

　　“我們國家現在特別重視人才。”中國氣象局原局長、中國科學院院士秦大河委員説。他指出，現在最受重視的好像是“外來的和尚”。

　　秦大河説，自己很支持各類人才引進計劃，但是，引進人才和培養人才要有機結合起來。不要虧待那些長期立足國內老老實實工作的群體。除了引進之外，如何使國內的科學家也能得到充分發揮，應當是人才計劃的重要內容。

　　秦大河接觸了一些從外國引進的人才。他發現很多人做著兼職工作，拿著比全職還要高的薪酬。還有人號稱是全職回國，實際根本沒有做到。“這個事情我覺得不利於調動國內科學家的積極性。”

　　另一位政協委員在兩會上説，現在引進人才的待遇給得很高，動輒“百萬年薪”。如果引來水平很高的領軍人才，當然是值得的。但是千萬要警惕，不要形式化，造成人們心理的不平衡，這是在一些人才項目上“容易犯的毛病”。

　　張偉平委員連續幾年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呼籲，在引進人才的同時，一定要重視本土傑出人才，不能盲目信奉“外來的和尚會唸經”，防止“請來女婿氣走兒子”。

　　北京科技大學教授朱鴻民委員承認，尖端的人才計劃可以帶動頂尖人才的加盟。但是對國家而言，人才隊伍素質的提高是靠真正基礎隊伍的提高，光靠幾個人帶是帶不起來的。

　　清華大學教授邢新會委員發現，很多年輕人，剛剛博士畢業，就沒時間老老實實地呆在實驗室了。他説：“還沒找到科研感覺的時候就不做實驗了，這是很危險的。怎麼讓一些有競爭潛力的年輕人，更好地把自己的時間投入到職業上面，政策上面值得關注，否則青年學者脫穎而出就是空話。”

　　本報北京3月9日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