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改委報告稱我國1/4居民沒有清潔飲用水

專題:2011年全國兩會

　　正在召開的全國兩會即將繪就中國“十二五”發展藍圖。

　　可以預見，未來五年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我國發展中面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十個主要問題，包括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約束強化，投資和消費關係失衡，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科技創新能力不強，産業結構不合理，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城鄉區域發展不協調，就業總量壓力和結構性矛盾並存，社會矛盾明顯增多，制約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依然較多等。這些難題亟待破解。

　　資源環境約束強化：1/4居民沒有清潔飲用水

　　隨著經濟總量擴大，我國能源、淡水、土地、礦産等戰略性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長期形成的高投入、高污染、低産出、低效益的狀況仍未根本改變，帶來水質、大氣、土壤等污染嚴重，生態環境問題突出。

　　國家發改委相關報告稱，我國能源資源總量豐富，但人均佔有量低，且分佈不均衡。我國石油、天然氣人均資源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左右，水資源人均佔有量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1/4。按照目前探明儲量和開採利用能力，我國石油和天然氣的剩餘可採年限僅有15年和30年。延續當前發展趨勢，到2020年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將達到50億噸標準煤，原油對外依存度將上升至65%。目前常規能源和重要資源進入高價時代已不可避免，我國能源需求總量快速增長的局面難以根本改變，決定了我國能源資源約束將日益增強。我國70%多的國土不適宜和較不適宜大規模工業化、城市化的開發利用，土地等稀缺資源的約束也將強化。

　　我國生態環境非常脆弱，森林覆蓋率只有18.21%，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2/3；全國沙化土地174萬平方公里，90%以上的天然草原退化，全國26%的地表水國家重點監控斷面劣于水環境V類標準，62%的斷面達不到III類標準，近岸海域環境質量不容樂觀，東海已呈重度污染，生物多樣性減少，一些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功能嚴重退化。我國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巨大，環境污染嚴重，人民面臨的生存環境比較惡劣，“1/4的居民沒有清潔飲用水，1/3的城市居民不得不呼吸污濁的空氣，經過環保處理的垃圾不到20%，大量人口暴露在嚴重污染的大氣、水體和土壤環境中”。近幾年我國重特大自然災害頻發，給人民生命財産和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損失。生態環境不僅影響到發展，而且威脅到人民生存。

　　國家發改委負責人撰文表示，“過去講人口多、底子薄是基本國情，現在講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脆弱已成為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的基本國情”。

　　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因此呼籲，必須樹立更加強烈的危機意識，全力落實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十二五”為數不多的約束性指標中，預計包括大幅度降低能源消耗強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實現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顯著減少，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

　　投資消費關係失衡：居民消費率8年降低11.1個百分點

　　居民“沒錢可花”“有錢不敢花”和“有錢不好花”同時並存，支付能力不足與消費意願不足同時並存，有效需求不足與有效供給不足同時並存，成為制約我國內需驅動型增長和經濟長期平衡發展的重要原因。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説，2000年-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率從46.4%下降到35.3%，降低了11.1個百分點，平均每年降低1.4個百分點。1978年-2008年，我國居民消費增長了9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實際增長9.2%，相對於期間G D P累計增長14倍和年均增長9.8%，消費增長明顯偏慢。

　　我國居民消費不足、儲蓄率偏高，存在發展階段、人口結構、傳統文化等方面的因素，但主要原因還在於居民總體收入水平偏低、分配格局不合理、産業結構層次低、城市化質量不高、政府轉變職能不到位和公共服務不足、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水平低。

　　由於消費需求相對不足，我國經濟增長過度依賴出口、投資拉動。我國經濟對外依存度已相當高，進出口總額已相當於國內生産總值的2/3。當世界經濟動蕩、外需萎縮時，國內市場空間有限，經濟增長速度下降、産能過剩凸顯、投資效益下降、金融系統潛在風險加大等問題難以避免。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邵善波表示，堅持擴大內需已成為“十二五”國家發展的重大戰略，要實現國家提出的“逐步使我國國內市場總體規模位居世界前列”的目標，關鍵要解決一系列制約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問題，比如要著力解決好提高居民收入問題，只有這樣才能增強消費能力。

　　收入分配差距較大：低收入群體達2.7億人

　　國際上通常把基尼系數作為衡量收入差距的重要指標。據有關方面測算，“目前我國基尼系數約為0.47”，“我國目前收入差距過大已是不爭的事實”。

　　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編寫的文章分析了我國存在的諸多分配不公現象。

　　一是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近年來，我國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呈逐年下降趨勢。2007年居民收入佔國民可支配收入比重為57.5%，比1992年下降10.8個百分點，而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卻呈快速上升趨勢。

　　二是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從1997年-2007年的10年間，勞動報酬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從53.4%下降到39.74%。總體而言，我國勞動報酬佔比呈逐年下降趨勢。當前初次分配中“強資本、弱勞動”趨勢不斷強化。

　　三是壟斷行業收入畸高。一些行業憑藉壟斷地位輕易獲得高額利潤，並將其轉化為員工的收入和福利。這些過高收入與員工的勞動貢獻和企業真實業績並不相符。

　　四是一些不合理收入沒有得到有效規範。

　　由於分配領域種種不公問題，我國群體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從城鄉之間看，城鄉居民收入比從1978年的2 .36：1擴大到2009年的3 .33：1；從區域之間看，東西部地區城鎮和農村居民收入差距較大，2009年浙江、貴州城鎮可支配收入分別為24611元、12862.5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分別為10007元、3000余元；從不同群體之間看，高收入階層財富增長較快，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費國，而另一方面，我國絕對貧困人口超過4000萬人，低收入群體還有2.7億人。

　　分配製度改革滯後成為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拉大的重要原因。在三次分配機制中，一次分配中沒有明確國家、企業、居民的合理分配比例關係，沒有建立勞動報酬正常增長機制，勞動者工資增長趕不上國民經濟增長和企業利潤增長；二次分配中，沒有以制度形式明確各級財政用於社會保障以及轉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難以保證公平性、合理性。個人所得稅存在“逆向調節”：2009年6300多億元個稅中，工資、薪金項目佔了40%以上，工薪階層成了實際的納稅主體；三次分配規模小，慈善捐贈的激勵機制、管理、監督機制還不健全，對分配調節功能有限。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疾控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常務副所長嚴衛星表示，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為廣大群眾反映最強烈的問題。“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已被列為“十二五”主要目標之一。加快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擴大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切實提高普通勞動者收入，有效調節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貧困人口顯著減少，億萬群眾對此翹首以待。

　　科技創新能力不強：國産手錶平均出口價格僅1.3美元

　　我國科技總體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較大差距，關鍵技術自給率不高，産業體系特別是製造業總體上仍處於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

　　統計數據披露，中國是世界第二大航空市場，但是上千架民用客機幾乎全部來自進口；中國數碼相機年消費量超過1000萬台，但是市場上95%的數碼相機都是國外品牌；中國每年要花費6000億元從國外進口重大製造設備；我國出口量很大的紡織業平均只能賺取利潤5%到6%；中國手錶産量佔全球80%，但每只手錶平均出口價格僅為1.3美元，而一隻瑞士錶的平均出口價格是我國國産手錶的300倍……

　　國家發改委相關報告説，我國科技總體水平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較大差距，關鍵技術自給率不高，産業體系特別是製造業總體上仍處於國際分工鏈條的低端，只能靠勞動力低成本優勢獲取微薄利潤，同時還付出了高昂的資源和環境代價。

　　産業結構還不合理：三産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不足43%

　　産業結構不優是我國産業競爭力不強的突出表現和長期問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第二産業帶動的局面沒有改變，三次産業協同帶動的局面仍未形成。

　　國家統計局初步測算，2010年我國國內生産總值397983億元，其中第一、二、三産業增加值分別為40497億元、186481億元和171005億元。按此測算，2010年第三産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例約為42.96%。

　　國家發改委報告分析，産業結構不優是我國産業競爭力不強的突出表現和長期問題，經濟增長過度依賴第二産業帶動的局面沒有改變，三次産業協同帶動的局面仍未形成。據世界銀行統計，2007年世界高收入國家服務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産總值的比重超過70%，中等收入國家這一比重為59.3%，低收入國家為47.5%。我國與美、英、德、日等發達國家相差20到30個百分點，與巴西、印度、俄羅斯、韓國、菲律賓也相差10多個百分點。

　　農業基礎仍然薄弱：全國仍有3.2億勞動力靠農業為生

　　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於一個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等問題還相當突出，農業和農村仍然是我國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

　　統計數據表明，我國仍有3.2億勞動力靠農業為生；2004年至2009年，城鄉居民絕對收入差距從6485元擴大到12022元；目前全國近18.3億畝耕地中中低産田佔2/3以上，許多地方還是“靠天吃飯”；全國2.49億個農戶，戶均經營規模只有7.3畝，農業經營組織化、集約化水平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較大，城市擁有70%的衛生資源、廣大農村只擁有30%的衛生資源，農村居民人均衛生費用不足城市居民的1/4；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全國還有2/3的農村地區沒有開展門診統籌，2009年新農合籌資水平只有每人每年113元……

　　國家發改委負責人撰文表示，“三農”問題事關全局。當前我國農業和農村發展仍然處於一個艱難的爬坡階段，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滯後、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大等問題還相當突出，農業和農村仍然是我國發展中最薄弱的環節。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在農村。

　　區域發展還不協調：全國貧困人口94%集中在中西部

　　我國不同地區收入差距在拉大，2009年我國東部地區年人均收入為38587元，西部地區為18090元，差距達2萬餘元；最高的上海市年人均收入為76976元，最低的貴州省為9187元，兩地差距達67789元。

　　目前全國4007萬貧困人口中，中西部地區所佔比重高達94.1%。區域之間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差距大，目前西部地區人均教育經費支出僅為東部地區的73.5%。中西部地區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

　　繼續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加快中部地區崛起，加大對欠發達地區支持力度，在全國範圍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仍是“十二五”重大課題。

　　就業總量壓力巨大：每年需就業的城鎮勞動力超過2400萬人

　　預計“十二五”期間應屆畢業生年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總量壓力有增無減。

　　相關部門預測，我國人口2020年將達到14 .5億。根據人口結構測算，今後一個時期我國每年需要就業的城鎮勞動力超過2400萬人，但在經濟正常增長條件下每年只能安排就業崗位1200萬個左右，勞動力供大於求的矛盾相當突出。2011年將有660萬名高校畢業生、比去年增加30萬人，預計“十二五”期間應屆畢業生年均規模將達到近700萬人，總量壓力有增無減。此外，我國農村還有1億多富餘勞動力，每年需要轉移的大約800萬到900萬；2億多農民工還有很多人工作崗位並不穩固。

　　社會矛盾明顯增多：人均G DP達4000美元後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隨著利益主體日趨多元，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係的難度加大。如果公共服務不到位，社會治理不完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就會加大。

　　我國人均G D P已約4000美元，即將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已成為學術界和政府部門高度關注的話題。從國際上看，從人均G D P4000美元邁向10000美元，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我國的香港、台灣地區只用了約10年時間；而南美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智利和亞洲的馬來西亞、泰國等，在20世紀70年代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卻陷入了長期的停滯。一些國家陷入了經濟增長乏力、貧富差距拉大、社會矛盾多發的“中等收入陷阱”。

　　專家分析，我國正處在人們思想意識開放多元、社會結構深刻變化、利益格局深度調整、社會矛盾日趨複雜的轉型時期。人民內部矛盾呈現新情況、新特點，群體性事件和惡性極端事件增多，消極腐敗現象和嚴重犯罪活動仍然高發。

　　國家發改委一位負責人公開表示，我國“在社會建設方面，社會發展滯後於經濟發展，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收入分配、環境保護等關係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已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隨著利益主體日趨多元，統籌協調各方面利益關係的難度加大。如果公共服務不到位，社會治理不完善，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就會加大”。

　　全國政協委員、原香港特區政府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表示，國家把“社會建設明顯加強”列為“十二五”主要目標之一，全面部署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促進社會和諧穩定，這將有利於保持一個非常穩定的發展環境。如果國家經濟再平穩發展二十年，不僅會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將創造一個十多億人口的大國長達半個世紀保持經濟持續發展的世界奇跡。未來五年很關鍵，國家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發展，各項攻堅任務能否突破，小康社會建設能否實質進展，對國家到本世紀中葉實現現代化的目標將有很大的影響。

　　體制機制障礙仍多：重點領域改革進入“深水區”

　　目前改革已進入全面攻堅階段，繼續深化改革觸及深層次的利益調整，複雜性和艱巨性明顯加大。

　　國家發改委分析，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諸多不協調、不可持續、不符合科學發展要求的矛盾和問題，根源在於體制機制的不完善，既有舊體制遺留問題，又有新體制發育中出現的問題。目前改革已進入全面攻堅階段，繼續深化改革觸及深層次的利益調整，複雜性和艱巨性明顯加大。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北大醫學部常務副主任柯楊表示，推進醫改和教改，解決群眾“看病難”“看病貴”，促進教育公平和推進素質教育，創新辦學體制和考試招生制度，還有很多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需要解決，只有加大改革力度，才能真正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和醫療事業。

　　專家分析，國有企業改革、行政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改革、資源性産品價格和要素市場改革以及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等各方面的改革都需要向“深水區”推進。以行政體制改革為例，大部制改革如何堅定推進，省直接管理縣(市)等體制如何探索，行政問責制如何加強，政企如何進一步分開，政府績效評估如何完善，一系列問題都待“十二五”交出答卷。

　　觀點

　　代表委員：央企“紅利”要更多直接造福國民

　　央企向國家上交的國有資本收益即“紅利”太少，一直廣受詬病。參加全國兩會的代表委員表示，“十二五”時期要從“國強”向“民富”轉變，要讓全國人民共享發展成果，作為共和國“脊梁”的央企責無旁貸，應該上交更多“紅利”直接造福國民。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全職顧問邵善波表示，近年來，內地居民佔國民收入分配的比例逐年下降，政府收入和企業收入則呈快速上升趨勢。根據國資委公佈的統計數據，到2010年底，全部122家央企資産總額達到24.3萬億，凈資産9.5萬億，凈利潤8489.8億元。央企多交“紅利”，有利於使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更為合理。

　　而實際情況是，央企上交的“紅利”一直太少。媒體報道，從2006年開始，央企向國家上交的“紅利”累計只有1371億元。國資委統計數據表明，2010年，央企利潤總額約1.13萬億元，歸屬於母公司的凈利潤為5621億元，但測算的國有資本收益僅600億出頭，2009年國有資本收益更只有315億元。央企上交“紅利”的比例也一直畸低，2011年開始提高了相關比例，最高的上交比例也只有15%。

　　全國政協委員、國家一級演員、國家京劇院表演藝術家鄧敏認為，央企憑得天獨厚的優勢賺了很多錢，有些壟斷企業無疑存在暴利，這些利潤如果都只是拿去央企自己發展，拿去讓央企職工享受高工資高福利，這對國民是不公平的，老百姓會覺得你央企不僅對我毫無好處，還加劇了社會貧富差距。央企是全民所有，央企發展的成果也理應更多讓全民共享。

　　一些代表委員呼籲，央企應承擔更多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向國家上交更多“紅利”。這些“紅利”雖然不能直接發給老百姓，但可以更多地直接用於改善民生。“十二五”時期國家要努力在教育、醫療、就業、社會保障等很多方面實現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大幅增加民生投入，央企多交的“紅利”可以為此提供更有力的財政保障。

　　在央企上交“紅利”問題上，需要進一步增強透明度。每家央企每年賺了多少錢、上交了多少“紅利”、上交的“紅利”花到什麼地方去了，應該給公眾“曬一曬”，給老百姓一本明白賬。央企實實在在多交“紅利”造福百姓了，也好讓老百姓對央企的貢獻看得見摸得著。央企也可在社會監督之下，不去盲目投資鋪攤子，不去大手大腳亂花錢，一些不合理的高福利高待遇也可調低一點，更好地促進科學發展，促進社會公平正義。(黃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