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民工荒” 企業有三條路可走

　　深度財經

　　總策劃：關雅文

　　撰文：記者王飛、黃佩、張忠安、楊進

　　二十年間，農民工兄弟們住在漏風帳篷裏卻建成了高樓大廈，貓在城中村裏也能生産出綾羅綢緞……他們正成長為中國最重要的一支生力軍。他們在繼2009年入選美國《時代》年度人物後，2010年，他們再次作為一個群體，登上美國著名財經雜誌《財智》當年“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排行榜，被稱為“世界經濟最強大的力量之一”。

　　二十年後，農民工大潮逐漸退去，農民工日漸供不應求，如何應對開工率嚴重不足，成為絕大多數生産企業首先考慮的問題。

　　民工荒，是勞動密集型發展中國家的必經階段，更是整個中國經濟社會大變革的一個縮影。深度解讀民工荒背後的種種謎團，將可透視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之現狀；捕捉和解決民工荒背後的種種矛盾，又將有助於提升整個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

　　第一篇：適齡勞動力都去哪兒了

　　千萬適齡勞動力上大學被“白領化”

　　春節過後，看到報紙、電視上鋪天蓋地的民工荒報道，即將大學畢業的陳希一臉霧水，“年前年後我去過北京、上海，參加了無數個招聘會，到現在連一個offer都沒有！”陳希説，“有的工廠給的工資高，可我讀了4年大學，總不能去當‘農民工’吧？”

　　與“民工荒”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日趨嚴峻的大學生就業問題。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月份發表的《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顯示，2011年大學畢業生將超過630萬人！大學生畢業後不甘心做産業工人，紛紛扎堆“白領”階層，導致“白領”嚴重供過於求。

　　大學擴招從上世紀末5%的毛入學率，到2008年則達到23%。高校擴招給農村適齡孩子更多上學機會的同時，也間接“剝奪”了他們成為産業工人的可能性。據記者統計，從1999年實行擴招至今，至少有上千萬的適齡勞動力被“擴招”入大學。

　　《中國的人力資源狀況白皮書》中指出，近年來出現“招工難”和“就業難”並存的現象，説明就業結構性矛盾已經進一步加劇。在沒做好充足社會調研之前，高校盲目擴招必然會改變社會的勞動供給結構，使農民工“白領化”或閒置浪費，産業工人卻嚴重匱乏。

　　區域振興政策“四面開花”

　　面對民工荒，勞動力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聲音此起彼伏，而實際上，這是全國勞動力的一次“大回歸”。

　　改革開放之初，處於前沿的東部沿海地區，國家給政策、地方給錢，全國各地的勞動力蜂擁擠向這些地區，讓沿海地區美美地享受了一頓“人口紅利”大餐。然而，這頓大餐註定難以長久。1999年11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敲定西部大開發戰略；2003年秋，中央作出“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的決策；2004年3月，中央明確提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縱觀中國版圖，除了東部沿海省份和地區外，其餘幾乎已被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和中原崛起所涵蓋。

　　“以往沿海地區之外的農民，除種地賣糧幾乎沒有其他收入，想要賺錢就只能來到沿海地區；可如今，新建工廠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在西部、東北和中部地區，農民只需在家門口就可以賺到錢。”

　　數據顯示，重慶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平均工資17414元，同比增長11.9%。而據中山大學的報告，沿海某經濟大省，2009年外來工月均工資為1677.8元，同比僅增4.68%。這意味著，如果都在企業打工，沿海發達地區一年的收入為20133.6元，比在重慶本地僅高出2719.6元。

　　“沿海地區和內地之前的打工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這種掙錢優勢的喪失，導致了不少農民工選擇留在家鄉或內地就業。”廣州社科院研究員彭澎博士認為。

　　人口結構出現重大變化

　　從更深層次分析，民工荒出現的主要背景是中國人口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

　　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中國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時，中國年輕勞動力一直持續增長，到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年輕勞動力開始逐年遞減。在2005年以前，中國每年新增勞動人口500萬人，但是到了2009年，每年新增勞動人口只有200萬~300萬人。

　　然而，這一時期，中國經濟卻保持每年8%以上的增長。根據經濟規律，國民生産總值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城市就業人口就會增長50萬~100萬人，如果低端産業增加得較多，每年就增加新就業人口1000萬人。

　　從2008年開始，新增的勞動力人口以90後為主。這些90後大部分都是獨生子女，“90後的父輩們都吃過外出打工的苦，”彭澎説，“顯然他們不願意子女再重復自己的老路，努力讓他們上大學或者自主創業。”這意味著，新增勞動力人口中，“有效”勞動力的數量還要再打一個折扣。

　　人口知識結構也是導致民工短缺的另外一個重要原因。上世紀80年代，農民工以小學文化水平為主，到現在，初中文化水平在農民工中已佔到52%，高中文化水平也佔到20%。而在未來10年，高中文化水平將成為農民工的主力。這直接導致中國人力資本上升，依靠簡單技術與廉價勞動力組合的低端産業將難以為繼。

　　第二篇：他們不願再做“流水線”工人

　　子女教育難

　　留守兒童留住農民工外出的步伐

　　張艾梅（化名）是3個孩子的母親，是農民工“重鎮”安徽阜陽人，目前在廣州做清潔工，丈夫則在廣州開車。

　　“去年春節回老家，在返回廣州時11歲的兒子死活都不願意來，被我們強行押到車上後，他哭了150多公里，一刻都沒消停，”提及小孩，張艾梅就想落淚，“在廣州幹了7年，我不想要什麼戶口，我只想孩子像城裏其他孩子一樣，能在我身邊上學。”

　　據全國婦聯的調查，全國農村留守兒童約5800萬人，其中14周歲以下的約4000萬，近三成留守兒童家長外出務工年限在5年以上。長期缺失親情，代管不力，留守兒童問題已經引起了在外務工的農民工的嚴重關切。記者在走訪河南、安徽兩地時發現，不少農民工為了孩子教育問題放棄了外出打工。

　　生育看病難

　　“沒病時在外工作生病了回家治”

　　連城裏人都在抱怨“看病難”的城市醫院收費，更是讓農民工們“望塵莫及”，“身體健康的時候為城市作貢獻，累垮了只能回到農村去治病。”這成為很多農民工的真實寫照。河南人魏超在廣東某服裝廠打工，去年年底他突然腰疼，在廣東的醫院裏檢查了一下，醫生説要治好得上萬元，“我哪有那麼多錢，只能回老家去看病，”魏超説，“回家養病兩個多月才又回到廣東。”

　　工資薪酬低

　　農民工收入僅為城鎮職工一半

　　國家統計數據庫的數據顯示，農民工集中的製造業、居民服務、建築業、住宿、餐飲業和農林牧漁業的年收入排在最後6位，收入水平只相當於金融業的1/3，也只有文化、體育、娛樂業的一半。據《工人日報》近期調查，農民工收入僅為城鎮職工的近一半。而在國外，比如美國，工作環境惡劣的産業工人薪金水平已趕超企業中層白領。

　　“如果在10年前，每月2000多元的工資肯定能吸引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在義烏打工的河南人魏東偉説，“現在，這個工資水平對農民工根本沒有任何吸引力。”

　　難有幸福感

　　薪水低“農二代”不願外出打工

　　在城裏打工既要面臨“親情缺失”，又很難得到尊重。在國家連續出臺惠農政策後，農民工更願在家鄉尋找幸福感。

　　在河南農村，每家都有4~5畝良田，“農村生活現在好了，每戶光種地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王峰説。而且隨著內地經濟迅速發展，很多工廠開設到了農村富裕勞動力集中的地方，“農二代”無須出遠門，就能做上産業工人。

　　對於90後“農二代”而言，讓他們每月拿著2000多元的工資而背井離鄉，而且從事繁重的機械工作，顯然不僅他們自己不願意幹，他們的父母也不會支持他們外出打工。

　　第三篇：企業，有三條路可走

　　定價權喪失：加工資等於直接削減利潤

各大企業風風火火招人。CFP供圖

　　“工人短缺，直接加工資來吸引足夠的工人，並將增加的成本直接計入産品的成本中，通過提高産品售價來彌補工人工資的增加額。”這是經濟學中最基本的一個常識。但這個常識在尚未完成産業升級的沿海地區，根本就行不通。原因很簡單，沿海地區的多數加工製造企業，沒有定價權，也就是説，産品出廠價是由外國採購商直接控制，生産企業根本就沒有話語權，“提高工人的工資就變成了直接削減工廠的利潤。”

　　南海鹽步一家飲料廠老闆高天成告訴記者，像他們這樣做出口加工的企業，本身利潤就很薄，連10%都沒有。人力成本幾乎佔到了公司整體成本的10%，人工大漲將直接削減公司的利潤。

　　談起現在的生意，高天成覺得不太樂觀。他説，全球經濟回暖，他們的海外訂單今年增加了不少，這是好現象，但是卻讓人樂不起來。“從去年開始，原材料普遍上漲，單單包裝材料都漲了15%。但是訂單價格卻不敢輕言上漲。單單我們廠所處的工業區都有幾十家的食品加工企業，這個價格你不做，馬上就被別的企業搶走了。” 據高天成介紹，現在不少加工企業都在靠出口退稅這點錢來過活。

　　春節過後，就在媒體鋪天蓋地地炒作民工荒時，富士康招工的照片在網上廣泛流傳：天上下著大雨，可前來應聘的人排成了長龍，整個廠區門口人山人海。熱鬧場面堪比春運。與富士康相似的是，格力電器、美的電器等家電企業並沒有遭遇民工荒。在其它企業嗷嗷待哺時，富士康為何還能挑著招工？原因很簡單，繼去年兩度調薪後，富士康在春節過後即再度啟動新一波調薪行動，制定出底薪不低於1550元人民幣的標準。而在廣東的另一製造業大鱷——美的電器，同樣沒有受到民工荒的波及，原因是其工資也已普漲20%到30%。

　　對比招工難和招工不難的企業，很容易發現問題的癥結，就是定價權的問題。格力電器有自己的品牌，而且掌握著核心科技，當然也具有定價權；美的電器同樣也是如此。而作為代工企業的富士康集團，雖然在定價權上需要與採購商協商，但憑藉它們的生産規模和完善的生産設備，完全具備與採購商討價還價的餘地。

　　雖然加工資並非就一定能解決民工荒，但不加工資就意味著將爆發民工荒。對於不具備定價權的製造加工企業而言，目前已經沒有多少選擇了。

　　途徑一：肯花本錢實行産業升級轉型

　　“現在的路好像就剩下三條可選了：要麼花錢進行升級改造，減弱對人工的依賴；要麼我就把工廠開到內地勞動力多的省份去，剩下一條路可能就只能關門了。”高天成説。

　　目前也有一些大企業已經開始了積極轉型升級。

　　在大朗的穎琪實業有限公司行政總裁曾天仁給本報記者算了筆賬：“一台數控機床跟原來傳統的手拉織機相比，它的單位比是2.5倍。一個員工原來只能看一台機，現在一個人起碼能看8台以上的機，我們可以算一筆賬，像我們公司1000台電腦織機，可以節省5200個員工”。

　　途徑二：沒有資本實行升級轉型的就關門

　　不少中小企業卻在升級問題上艱難選擇。高天成告訴記者，他的廠從1997年以來，就一直在不停地進行升級。這十多年來賺的錢差不多都貼進廠房設備裏去了，但是升級的速度卻總是跟不上時代的發展。現在這批設備又老化了，要搞一套新設備，可能需要幾百萬元的資金。而他們廠一年的利潤也就一百萬出頭，要換套新設備談何容易。“不升級是等死，升級是找死。”高天成笑稱。

　　這種説法絕非危言聳聽，據悉，從金融危機發生到現在，曾經是中國代工“大城”的沿海某城，正經歷著慘痛，上千家製造企業關門。而在用工荒大潮席捲下，淘汰部分企業是在所難免。

　　途徑三：轉向內地市場實行産業轉移

　　“走，去內地開廠。”如今，這句話在沿海地區相當流行。據悉，現在為了吸引東部企業到內地設廠，一些內地地方政府給出了非常好的招商條件，土地、稅收等方面都給予扶持。高天成告訴記者，他的不少老闆朋友最近都到內地去考察廠房，他下周也會去湖南考察一下。

　　人力資源專家、華南農業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羅明忠表示，産業轉移是一個複雜的系統工程，除了勞動力之外，還需要考慮到轉移地的産業配套、交通便利、信息順暢等各種綜合因素。以做成衣為例，車間搬到內地很容易，但是如果紐扣、針線、布匹等都還需要跑到東莞來買，做好的貨物又需要通過海路運到國外，這從內地運到沿海的交通成本、物料的採購成本等等，加起來是否划算還需要很好地算筆賬。

　　因此企業要根據自己發展的需要制定計劃，切忌盲目跟風。而在轉移過程中還需要地方政府更好地進行産業規劃和配套，引導企業成功轉移。

　　不過業內專家指出，雖然企業在轉型升級過程中勢必面臨多種困難，但不要忽略中國龐大的內需市場，如果加工貿易企業在海外訂單中受阻，不妨更多地轉向內銷，通過創立品牌來走向“中國創造”。

　　第四篇：我們，應該做什麼？

　　應注重産業外軟環境資金投入

　　過去，GDP曾是衡量地方經濟發展的唯一指標。在GDP驅動下，發展經濟成為各地方財政的首要工作，我國的投資佔GDP比高居全球首位。如果一個國家持續多年將投資佔GDP比重保持在40%的水平，必然導致生産能力過剩，利潤水平下降，銀行壞賬增加。

　　“沿海地區不能只看GDP，投資也應該向GDP之外的地方傾斜，如外來工子女教育、權益保障、戶籍改革以及住房問題。”廣東工業大學教授申格聯這樣認為。

　　産業投資是引鳳築巢的一個平臺。一位專家評論説，“投資了企業之後，還要為鳳凰築巢，如果只是築雞窩，怎麼能吸引來鳳凰？”

　　而目前的現狀恰恰就是缺乏鳳凰“巢穴”，政府在外來工的社會保障、子女教育、戶籍改革以及住房問題上，幾乎都還是空白，“産業轉移也好，騰籠換鳥也好，首要任務就是吸引足夠的高素質人才，而這些都是基本要素。” 因此，政府不應該單純再以固定資産投資為主，還應兼顧産業外的軟環境投入。

　　留住農民工先要留住其子女

　　對於很多農民工而言，工資只是他們關心的一個方面。對子女教育問題的關注甚至已經超過了工資，成為父輩一代的農民工最為關心的軟環境之一。

　　根據記者了解，廣東省登記就業的流動人員中，外省佔70%。而外省在廣州就業的流動人員主要來自湖南、廣西、四川、湖北、河南五省，其中農民工佔求職者總數的八成左右。主要分佈在製造業、居民服務、批發零售、住宿餐飲、租賃和商鋪服務等。“在這些外來務工人員中，估計有三到四成有子女教育需求，如果不考慮新增人員，每年大概7％到8%左右的人因子女教育而選擇在家務工。”一位長期從事人力資源管理的資深人士對記者表示。

　　讓農民工長期處於“親子分離”，絕不是長久之計。但將孩子帶在身邊，僅憑農民工微薄的工資，顯然不太可能，而且在現有的教育體制下，解決農民工子弟上學問題難以一蹴而就。“地方政府首先要確保的是當地學籍兒童的入學問題，在有限的師資下，很難無限制地吸納農民工子弟。”

　　據記者調查，農民工子女在城裏上學，要麼讀農民工子女學校，這類學校基本上是臨時備案登記，不具備法人資質，學生和教師的權益不能得到保護，而且收費並不低；要麼繳納高額的贊助費讀公立學校，而動輒幾萬元的贊助費也不是農民工能支付得起的。

　　因此，解決農民工子女讀書問題，必須要進行教育體制改革。一些專家認為，在規範農民工學校時，企業可以考慮參與辦學，諸如富士康這樣的大製造企業，員工人數眾多，政府可以考慮免費提供場所和教育人員，由這些企業投資硬體設施，把學校辦在廠門口，解決這些農民工的後顧之憂。“先通過小範圍試點解決農民工子女上學問題，然後再逐步推廣。”

　　彭澎建議，除了規範農民工學校吸納農民工子女外，公立學校也應該向農民工敞開一點。

　　入戶政策將可解決住房、社保難題

　　尚無子女的農民工來到都市，並非掙錢那麼簡單，對他們而言，成為“城裏人”是他們在城市務工的終極目標。

　　戶籍是給予農民工居民待遇的重要保障，在無法全部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社會保障問題之前，給予優秀農民工入戶，即可解決其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兩大難題。

　　在當下，全國範圍內都掀起了購房限購令，以及全國將新建1000萬套的保障性住房。但由於戶籍限制，大多數農民工被排除在城市住房的大門之外。因此，有專家就表示，從長遠利益考慮，政府也應該適當調整外來人口的入戶條件，以更好地“築巢引鳳”。

　　“東莞是個勞務輸入大區，要是能在戶籍上容納更多的優秀的外來工，估計形勢會好很多。”今年將近40歲的王詳峰告訴記者。實際上，去年6月，廣東省政府出新規，規定農民工可以通過積分制的方式擁有城市戶籍。短短5個月，已有廣州、中山、東莞、佛山、深圳等制定了農民工積分制入戶政策。有數據顯示，截至去年10月中旬，廣東省已經有超過6萬的農民工成功入戶城鎮。

　　“廣州也有外來工積分入戶政策，在文憑和工種上都有要求，但政府可以適當放寬入戶條件。”彭澎表示。他對記者指出，戶籍問題最終還是子女教育、社會保障和其他福利。

　　“説實在的，對農民工而言，你讓他去買商品房都不一定能買得起。但如果能入戶，雖然商品房住不了，可以買政府的保障性住房。”目前政府保障性住房還沒顧及到非戶籍常住人口。因此，要能留住急需工種的外來工人，“入戶條件可以適當放低，門檻不應太高，不要都要求是本科文憑，只要是本地需求的工種，又有一定學歷水平，連續工作五年，就應該可以買保障性住房，實現農民工市民化，這對外來人員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彭澎説，“全省的十二五規劃已經提出，要讓農民工享受居民待遇，相信在未來五年內，廣東的農民工待遇會實現一個質的飛躍。”

　　提高最低工資引導促進産業轉型升級

　　在軟環境建設上，西部地區的城市反而給珠三角提供了一個“樣板”：春節後，重慶出臺了相關政策，回重慶工作的重慶農民工不僅可以一次性領取300元的現金補貼，還可以參加三種類型的免費培訓，一種類型是針對農民工的崗前培訓和在崗農民工技能提升培訓，一種是針對有小額創業資金的農民工給予的免費創業微培訓，還有一種是針對信息産業的預備制培訓等。

　　記者從廣東省政府了解到，本月起，廣東職工工資水平將再次上浮。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歐真志透露，從今年3月1日起，廣東省再次調整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和非全日制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全省平均提高18.6%，其中第一類提高18.2%，增加200元；第二類提高19.6%，增加180元；第三類、第四類分別提高17.3%、19.7%，增加140元。

　　調整後大部分地區的最低工資水平接近或超過當地職工平均工資的40%，第一類地區的最低工資目前為全國最高的標準。有數據也顯示，今年開年企業招工的平均起薪點比2010年也有11.03%的增長，其中高級技工工資為3460元，增長13.18%。

　　專家認為，過去珠三角地區以廉價勞動力為核心競爭力的企業，不可能走得更遠，而且極容易在一夜之間被更為廉價的勞動力所取代（目前東南亞加工製造業日漸興起取代了珠三角部分工廠就是很好的例證）。

　　在推動産業升級時，不僅僅是企業設備的更新換代，勞動力素質也絕不容忽視。“對於有一定工作年限的農民工，可以考慮對他們進行系統培訓，提高這些農民工的技能水平。這些勞動者的生産效率提高了，企業的單位成本就會下降，這些下降的成本正好可以用於增加農民工的工資，讓廣東的企業對於農民工而言更具有競爭力。”

CFP供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