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花崗起義烈士86人有名有姓(圖)

胡波

章開沅

張海鵬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成功推翻了清政府的統治，結束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開啟了民主共和新紀元。時間如白駒過隙，很快已過100年。百年辛亥，值得回望更應紀念。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何在？對中國新世紀的前行有何借鑒？我們能從中汲取怎樣的精神食糧？本報記者走訪北京、武漢和中山三個城市，採訪三位國內知名孫中山研究專家，讓他們講述孫中山和辛亥革命。章開沅是國內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張海鵬是中國史學會會長，胡波是孫中山研究的後起之秀，注重現場寫作，有獨到見解。

　　文/記者徐靜 實習生李天研

　　圖/記者曹景榮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當年為舊曆辛亥，故名辛亥革命。中山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胡波告訴記者，從歷史上看，辛亥革命應從1894年興中會成立開始算起，到1913年孫中山發起的“二次革命”為止。他説，武昌起義的爆發是偶然事件，但也有其必然性。從表面看，武昌起義與孫中山沒有直接的關係。發生起義時，中山先生未在現場，身在美國，是幾天后才從報紙上獲知起義消息。有人據此認為，中山先生不在起義現場沒有直接組織武昌起義，就不能説是領導了辛亥革命。胡波不同意上述説法。他認為，武昌起義能夠成功，與此前的漫長準備過程息息相關，這一準備過程都是中山先生領導和參與的。在這個意義上説，辛亥革命確實是中山先生發動和領導的，他是革命的精神領袖。

　　武昌起義後，先後有17個省宣佈脫離清政府統治獨立，革命黨要面對的問題是誰來做領導人？當時在國內的人，黎元洪被推舉，黃興也被推舉，但黃興堅持認為應由中山先生擔此重任。

　　1910年12月25日，孫中山經廣州到上海，革命陣營內的爭論隨之平息。孫中山當選臨時大總統是眾望所歸。作為最早成名的革命家，中山先生在海內外有重要影響，還有其理論體系。不可忽視的是，孫中山熟習日語和英語，是革命黨對外交流的仲介。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要追溯到1894年興中會成立。興中會成立時，包括孫中山在內，到會者有25人，其中16人是來自中山先生的家鄉香山，可見家鄉人對他革命的支持最大。

　　興中會成立不久，中山先生就策劃廣州起義，但因提前暴露導致起義流産。需要注意的是，香港當時的報紙做了大量的宣傳，暗示廣州將有革命。清政府探聽到這個信息，起義還未發動就已暴露。廣州起義雖流産，但影響很大，報紙輿論宣傳做了鋪墊。自此，中山先生更知道媒體宣傳的重要性，此後的革命生涯他也特別重視宣傳工作。在廣州起義中，陸皓東犧牲，孫中山後來稱他是“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第一人”。

　　胡波告訴記者，孫中山領導的前8次起義中有6次是在南洋策劃。1911年4月27日，是農曆辛亥年的三月廿九，下午5點半，黃興率領革命黨先鋒隊160多人在廣州舉行起義。起義軍與清兵激戰一晝夜後失敗，傷亡極其慘重。事後革命黨人的遺體被陳屍在咨議局前的空地上，慘不忍睹。其時，潘達微先生冒著殺頭的危險，收集了死難烈士遺骸72具，叢葬于東郊紅花崗（現稱“黃花崗”）上。

　　胡波説，儘管通常説法是七十二烈士，但他自己考證確認有準確姓名的烈士達86位。在這些烈士中，31位是華僑。華僑在中山先生的革命生涯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胡波介紹，中山先生自己曾説，革命成功確實是多多依賴華僑。胡波介紹，在支持革命的華僑中，以南洋華僑最為明顯，特別是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華僑支持最大。孫中山在南洋有很多朋友，有一段時間他的生活費都由華僑支持，有華僑把自己的別墅騰出來送給同盟會做辦事機構。最讓人感動的是，其實很多華僑並不算富有，他們基於對中山先生的信任，對孫中山人格魅力的敬重，出資資助革命。

　　廣州日報要海外採訪，要走訪幾個地方，要採訪什麼東西，都有很大的討論空間。《廣州日報》尋訪中山先生的足跡，還原中山與辛亥革命的關係，這是一個老題目，也是一個新問題。國內很多孫中山研究的學者，現場寫作不夠，都是從文本到文本，因此必須要到現場採訪。

　　胡波，武漢大學史學學士、碩士，中山大學博士，現為中山市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中山市華僑歷史學會副會長、孫中山研究會常務理事、社會科學聯合會常務理事，中山市文化局顧問，中山市青年志願者協會“心聲熱線”顧問。

　　廣州武漢上海北京

　　研究辛亥革命重鎮

　　《廣州日報》海外中山尋蹤是一次壯舉

　　文/圖 本報特派武漢記者 石善偉

　　在國內史學界，談及當代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常常會首先提到章開沅。半個世紀前，正是他的一個大膽提議，促成了新中國第一次全國性辛亥革命史學術討論會。30年前，他們的一部《辛亥革命史》，將辛亥革命研究重鎮從國外搬回了國內。“如今，廣州、武漢、上海、北京四地，仍是國內研究辛亥革命的重鎮。”這讓老先生很欣慰。

　　在辛亥百年之際，85歲的章開沅在記者面前深情回憶了這份逾半個世紀的辛亥情緣。回首100年前辛亥革命風雲激蕩，章開沅侃侃而談，而他投注更多思考和期待的，卻是下一個百年。

　　和溥儀共事不喊真名

　　辛亥革命至今已屆百年，當時身處革命風潮的核心人物早已不在人世。機緣巧合的是，因為是新中國研究辛亥革命的最早一批學者之一，章開沅有幸接觸到不少與辛亥革命直接相關的關鍵人物，包括末代皇帝溥儀、打響武昌起義第一槍的熊秉坤、孫中山夫人宋慶齡等，為研究辛亥革命拿到了寶貴的第一手材料。

　　“溥儀很風趣，有幽默感，能想得開，而且很有禮貌。”章開沅回憶説，1964年前後，他被借調到北京的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碰巧與溥儀分到一個組，當時常在的組員只有他倆，在桌子兩邊面對面共事了大半年時間。他半開玩笑地説，“溥儀字寫得很好，可惜我當時沒這個心思，沒讓他題一幅字，不然留到現在該是文物了！甚至照片都沒拍一張，有點遺憾。”

　　因溥儀身份特殊，兩人約定不在公開場合喊他的真名，以此避嫌，“在大街上，如果旁人知道他是末代皇帝，一些老北京人可能會跪下磕頭喊萬歲，影響非常不好。”章開沅記得，有一次妻子女兒來北京看他，一家人在北京一處小餐館吃早餐，正巧碰上溥儀，因店裏人多，兩人只是對視點頭，並沒打招呼。等到出店走到無人街角，溥儀才追上來，和章的妻女分別握手寒暄。

　　上世紀60年代，為紀念孫中山誕辰100週年，章開沅受命在北京審閱《孫中山選集》、《宋慶齡選集》和《孫中山年表》，他後來拿書稿請宋慶齡過目，“宋慶齡對幾本書內容沒意見，只對她與孫中山的結婚日期作了一點解釋。”十幾年後，時任國家副主席的宋慶齡還欣然為《辛亥革命史》（三卷本）題寫書名。後來，章開沅再次致信宋慶齡，請她為武昌起義紀念館題字，宋慶齡再次慨然應允。

　　如今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又呈大熱之勢，我們應該如何紀念？對此，章開沅説，要有平常心。“我一直強調，紀念辛亥革命不能流於形式，不能光是熱烈的慶典，投入多少錢，建多少標誌性的建築。不要一陣風、一陣熱，過了慶典就不談了。通過這個慶典，我們應該反思，怎麼改進自己的工作？未來100年，這條路應該怎麼走？”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此次“百年辛亥——中山先生海外尋蹤”大型採訪活動，確實是一個壯舉。我之所以接受採訪，也算是給你們壯行。希望你們能夠做好，將來可以寫一本書，或編一部片子，真要做出來，都算得上是上乘史料。

　　章開沅，1926年生，著名歷史學家，從事辛亥革命研究五十餘年，在辛亥革命史研究領域有開創性的學術貢獻，是中國辛亥革命史研究會的創辦人和領導人。1985年-1991年曾任華中師範大學校長，現任華中師範大學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章開沅論著豐厚，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辛亥革命與近代社會》，並主編《辛亥革命史叢刊》等。

　　朝看首義門

　　暮遊黃花崗

　　新聞報道和革命題材影視劇要忠於史實

　　文/圖 本報特派武漢記者 石善偉

　　還是在兩年前，談到辛亥革命100週年，他就大膽提議，希望由海峽兩岸聯合紀念共襄盛舉。面對近代革命題材影視劇的熱播，他放下學者的矜持，撰長文直指“歷史劇應尊重基本史實”。為了搶救辛亥革命的民間記憶，他的研究組曾發出約2000封信，遍訪革命先烈的後裔……他就是中國史學會會長張海鵬，畢生致力於研究中國近代史。百年辛亥來臨之際，籌辦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之餘，張海鵬接受了本報記者的採訪。

　　從1961年開始，每到辛亥革命逢“十”的週年紀念，在湖北武漢都會舉辦一場辛亥革命國際學術討論會（1971年除外），中國史學會是兩個&&單位之一。百年辛亥之際，會議規模將更盛於以往，身為中國史學會會長的張海鵬最近一直督辦此事。

　　對於百年前那個波瀾壯闊的年代，個人的感受和記憶註定在不斷遞減，但一代代後人的辛亥記憶，也在被各種形式的作品不斷豐富和塑造。比如近年出現的反映辛亥革命前後近代史的電視劇《走向共和》，以及反映革命志士保護在香港的孫中山的電影《十月圍城》，以及為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目前還在拍攝的電視劇、電影《辛亥革命》等，在開拍前就賺足了眼球。

　　作為歷史學者的張海鵬，當年《走向共和》的劇本曾招致他強烈不滿，他還曾專門寫文，逐條列舉史實對照批駁之。“歷史上，孫中山從沒有和李鴻章見過面，可在電視劇裏，李鴻章卻在家裏接待孫中山，還侃侃而談革命，不可能的事嘛！這明顯就是在捏造事實。此外，孫中山剪辮、倫敦蒙難、美國籌款等情節，也都存在明顯的編造，張冠李戴屢屢出現。”

　　時隔幾年，張海鵬對此立場絲毫沒變，“戲説劇”姑且不論，他建議那些歷史題材影視劇的製作方，尤其是動輒自稱“歷史劇”、“史詩”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不是歷史教科書，可也應該尊重歷史的真實，大方向不能錯。文藝作品為了劇情的需要和收視率，可以在某些故事情節上進行創作，在人物的個人生活上有一定虛構，但也要在尊重基本歷史事實的前提下。”

　　國內部分城市隆重紀念辛亥革命100週年，有的借紀念發展旅遊。對此，張海鵬認為，通過紀念活動來打造文化品牌，這個毫無問題，都應該做，只要做好整體規劃和開發利用。在搞紀念慶典的同時，可以設計特色旅遊産品，打造精品旅遊路線。比如有了武廣高鐵之後，廣州和武漢就可以聯動，遊客上午在武昌看完首義門，搭上三四個小時的高鐵，再到廣州遊黃花崗，一天之內就都解決了。此外，南京和武漢，廣州和港澳地區，都可以在這方面合作。

　　《廣州日報》報業集團“百年辛亥——中山先生海外尋蹤”大型採訪活動，我覺得很有意義，也很有意思，我寄予很大期望。採訪力量還可以再大一點，要摸準對象，認真挖掘，不能到處撒網，要把握重點。希望你們此次海外之行，能夠掌握更多的史料，寫出有分量的報道。

　　張海鵬，1939年生，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台灣史研究中心主任，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1994年-2004年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長，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中國孫中山研究會副會長。曾主編《中國近代史1840-1949》、《中國近代通史》（十卷本）等論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