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視網|中國網絡電視臺|網站地圖
客服設為首頁
登錄

中國網絡電視臺 > 新聞臺 > 中國圖文 >

楊善洲:六十年堅守共産黨人的精神家園

發佈時間:2011年02月24日 17:41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雲南日報》

評分
意見反饋 意見反饋 頂 踩 收藏 收藏
壟!-- /8962/web_cntv/dicengye_huazhonghua01 -->

更多 今日話題

壟!-- /8962/web_cntv/dicengye_huazhonghua02 -->

更多 24小時排行榜

壟!-- /8962/web_cntv/dicengye_huazhonghua03 -->

  “楊善洲,楊善洲,老牛拉車不回頭,當官一場手空空,退休又鑽山溝溝;20多年住深山,拼了老命辦林場,創造資産幾個億,分文不取樂悠悠……”這是雲南省保山市群眾自編的一首歌謠,讚揚原保山地委書記楊善洲。

  楊善洲1927年生於保山施甸縣姚關鎮大柳水村,1950年參加鄉農會和武裝隊,先後在施甸縣和保山地區任領導職務,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書記,1988年退休。退休的第3天,他返回家鄉大亮山,住茅棚,修山路,在荒山上義務造林。在寂寞的山裏,他“冬天當團長(烤火圍成一團),夏天當縣(陷)長(下雨後都是泥巴路)”。為了多栽樹,他在街上撿果核,翻垃圾桶。20年過去了,楊善洲將嘔心瀝血建成的5.6萬畝茂密的林場,其中有上大街靠撿果核種下的50多畝果園,無償奉獻給國家。2010年5月5日,他將政府獎勵的10萬元捐給保山一中,用於資助高中部貧困學生。

  2010年8月中旬,記者沿著楊善洲的足跡,對這位近20年的老典型進行了深入採訪。楊善洲同志那純潔的心靈、高尚的情操,令記者深深震撼。這位老同志,60年來,始終堅守共産黨人的精神家園,以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時刻把群眾利益放在前面,公而忘私,公私分明,廉潔奉公,一輩子不為子孫積財,一輩子不為自己“留後路”,一輩子淡薄權力、名利、地位,一輩子實心實意地為人民服務。

  “一輩子把黨和群眾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前面,老書記做到了!”保山市委組織部一位正義感很強的普通司機對記者説。

  楊善洲告訴家裏:“別以為我是地委書記就有錢,我家的房子,不能比周圍群眾的好。”83歲的老伴張玉珍説:“他當官是給老百姓當,不是給我們家人當!”

  大柳水村,青山環抱,處處山明水凈,狀如釜底。楊善洲老家的房子在山坡上,是2006年新起的一棟磚瓦房。大女兒楊慧菊説,之前的房子幾乎是全村莊最差的——漏雨就用土罐接,雨大水往房裏灌。

  上世紀70年代,家裏人給楊善洲捎信説,房子漏雨無法住,趕快寄錢修補。楊善洲摸遍全身,找不到錢,寄了僅有的30元錢。他附上一封信:“現將這30元錢寄回家,先買幾個盆盆罐罐,哪漏雨就接一下。眼下的農民比我們困難的還很多,村裏的房子比我們破的還很多,別以為我是地委書記就有錢,我家的房子,不能比周圍群眾的好。請你們理解……”

  擔任地委書記多年,楊善洲的工資哪去了?給他當過秘書的蘇家祥告訴記者:老書記用錢很“散”,到哪個村看到誰生活太困難,就掏出工資去買點糧食、被子接濟;哪個生産隊沒錢買籽種,他也掏錢幫著買。 “他把大家當成了自家,還能有多少錢給家裏?” 蘇家祥説。

  1995年,楊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樹造林去了。家裏人借5萬多元在施甸縣城附近買了一塊地,勉強蓋起了一棟房子。老伴張玉珍特意找他談:能不能湊點錢幫兒女們還還賬?楊善洲東拼西湊了9600元。老伴説:“9600元,能還5萬?”楊善洲擺擺手:“你還不知道?我真沒錢!”結果,房子沒入住就賣了。此事在保山市廣為流傳:“施甸有個楊老當(文革期間被定為‘當權派’),清正廉潔心不貪;蓋了新房住不起,還説破窩能避寒。”

  離開林場後,楊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兒家的宿舍樓房裏,屋裏陳設簡樸,幾個舊沙發佔據一大半客廳。小女兒説,父親對生活沒有要求,有時候一頓飯就泡個冷包子、饅頭。父親住的那間屋裏不讓裝地板,還是水泥地面,怕他冷,給他放了塊地毯。他最喜歡穿中山裝,最貴的一套衣服600多元,到省裏開會時才穿。

  楊善洲的孫子曾對他説:“你當官那麼多年,連張十萬元的存摺都沒有。有的縣委書記幹幾年,三四十萬的大房子都有了。”楊善洲回答:“要跟群眾比,我有工資生活就可以了,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

  楊善洲不僅不給家裏一點點“特殊”,而且讓家裏人過最普通的群眾生活。他的家人,與最普通的群眾一樣,承受著生活的艱辛。

  任保山地委書記期間,按政策,楊善洲的母親和妻子可以“農轉非”,他卻把組織部門辦好的手續壓在抽屜裏,一直不辦。問及此,楊善洲解釋説:“我當時想,大多數科、局長,還有地委委員的家屬都是農民,我這個‘班長’怎能轉?”

  今年59歲的大女兒楊慧菊在小學六年級時退學回家照料妹妹。家裏沒人掙工分,她18歲結婚,找了位上門女婿。二女兒曾是代課教師,後來考上了公辦教師。為此,縣裏特意叮囑楊善洲秘書説:“請你一定要告訴‘楊老當’,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們沒關係!”

  三女兒楊慧琴在姚關鎮中學讀初中,每個學期花費差不多300元。這筆錢,家裏有時也付不起。一次交學費,大姐楊慧菊砍掉屋後竹子賣,趕了8次街,湊得兩百元,以至於楊慧琴幾天沒上課。經學校反映,施甸縣有關部門建議,將楊慧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學,便於書記照顧。楊善洲知道後發脾氣:“山裏娃大都就近讀書,為什麼書記的子女就要到保山來讀?”他反問道:“如果我不是地委書記,這件事該怎麼辦?”

  1986年,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縣姚關鄉任副鄉長的一位年輕人,看到楊善洲80多歲的母親經常生病,家裏實在困難,便跟民政商量,送去兩百斤糧食。楊善洲知道後,立即叫家裏把糧食送回去,並狠狠批評了那位下派幹部:“大家都在窮,我一個地委書記能富得起來嗎?”

  在楊善洲這裡,公家與私家猶如楚河漢界一樣清晰明了。楊善洲回家,自己買長途客車票。他的理由很簡單:“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家車。”1988年4月,楊善洲回家後,準備與三女兒楊慧琴一起返回保山。離開家走了幾個小時,到達姚關鎮,突遇大雨,父女倆便在鎮裏躲雨。晚上八點多鐘離開鎮裏,鎮裏擔心他們安全,想從供銷社調個車送他們到縣城,楊善洲堅決不同意。鎮領導給縣委辦打電話,縣委辦為難了:專門派車,楊書記肯定不坐,不派車又的確危險。上下商量後決定,安排司機師傅沿著大路迎著老書記父女倆走,碰面時不停車,開過幾公里後再折返回來,藉口對老書記説剛辦完事,請他們搭順路車。如此這般,父女倆才上車回到縣城,接著換乘長途客車抵達保山。

  楊慧琴告訴記者,她在保山讀書時,一次放假回家,正趕上父親去姚關鎮出差,就想搭車。父親説:“我是公家的人,辦公家的事,坐公家的車。你是楊善洲的囡,憑啥坐車?”

  楊善洲“家風”很正,對家裏人很“苛刻”,家裏人卻從不對他苛求,也沒有因他做官而感覺不同。楊慧菊的大兒子目前在施甸縣由旺鎮做副鎮長,沒想過托爺爺走關係,而是“有多大本事做多大官”。

  回顧84個春秋,楊善洲説:“只有一件事還沒落腳。”原來,保山機場舉行通航慶典時,送給楊善洲等嘉賓每人一塊電子錶,直到臨終前這件事都讓他的內心惴惴不安。

  在楊善洲的心中,只有黨的意識和群眾利益。他不提拔身邊人,不照顧家鄉人。他“一輩子,不管在什麼位置上,都要為群眾著想!”

  楊善洲説,影響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有兩件事——

  1944年滇西抗戰爆發時,楊善洲去前線抬傷病員,搭檔是一位叫劉貴的壯年農民。從松山前線抬回傷員,爬越高黎貢山,跨過怒江峽谷,往返80多公里。途中,為防止楊善洲滑下懸崖,善良的劉貴用繩索把瘦小的楊善洲拴套在擔架上。爬山時,劉貴讓楊善洲抬前面;下坡時,讓他走在後面。劉貴總是把重的一頭留給自己。“父老鄉親給我的,我一輩子記著,不管在什麼位置上,都要為群眾著想!”楊善洲説。

  1950年,解放軍進駐保山後,佃農楊善洲家分到了幾畝地。楊善洲高興地説:“解放了,有地了,真心感恩共産黨。以後,為了讓所有群眾都能有土地,一心一意跟著共産黨幹革命!”楊善洲投身革命,拼命工作,很少回家。大女兒楊慧菊回憶,小時候父親兩三年才回一次家,自己三四歲時,看到爸爸回家就嚇得躲起來。

  楊善洲告訴記者:“剛參加工作時,自己不明白什麼叫革命,也不懂得怎樣為人民服務,後來在黨的培養下,才逐漸成長起來。自己這輩子,要兌現入黨的誓言。”

  楊善洲26歲起擔任縣級幹部,39歲擔任地委副書記,50歲起擔任地委書記,平民本色幾十年不改。他喜歡戴草帽、穿著草鞋,當地群眾親切地稱呼他為“草帽書記”。他臉色黧黑,雙手粗糙,農民穿著,不在意“地位”和“身份”。有一次,楊善洲自己下鄉,到鄉政府打聽鄉領導。鄉秘書看看他,以為是農民,便打發他説領導不在。楊善洲不急不惱,自己進村轉悠,了解情況。

  作為地委書記,楊善洲除了開會很少待在機關,大半時間跑鄉下,一輛吉普車三四個人,直接到田裏,到群眾中間,看茶葉,看甘蔗,看稻穀,等情況摸透了,才叫來當地幹部。楊善洲原來的秘書告訴記者,做他的秘書,要苦得起、累得起,老書記與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種苞谷就種苞谷,好衣服肯定穿不成。有時,清早從保山到施甸縣,60多公里的路,老書記已到縣委,人家還沒上班。

  保山當時下轄5個縣,每個鄉都有楊善洲的足跡。最遠的龍陵縣木誠鄉地處中緬邊境,不通公路,楊善洲繞路潞西,花4天時間趕到,了解群眾困難程度,是否可以辦糖廠。當地群眾説,這是他們見過的最大官。

  楊善洲文化水平雖然不高,對基層情況卻十分熟悉,每次會議報告都出自己的“口”。他先找來幾個秘書,吩咐找些材料,然後自己擬個提綱,在大會上看著提綱,結合調查研究的情況站著講。工作人員把錄音整理出來,一篇報告就完成了。

  楊善洲説:“帶領群眾幹,做給群眾看,不高高在上瞎指揮,群眾才會服你。”為提高糧食産量,楊善洲在保場鎮種了半畝試驗田,改種粳稻,自己用“三岔九壟”式插秧,一畝地提高産量三四百斤。直到現在,保山當地群眾還用“三岔九壟”辦法插秧。楊善洲另外還有“坡地改梯田”、“條田”,茶葉、包谷等試驗田,群眾稱呼他為“糧書記”。

  楊善洲從不説共産黨員該如何如何的“大話”,對群眾感情真摯。1976年騰衝縣抗震救災,一批救災布料淋了雨,地委允許群眾用布票購買減價布料,卻不許幹部買,不許和老百姓搶好處。楊善洲看到一位幹部進了供銷社,就劈頭蓋臉問:“你去供銷社搞什麼名堂?”

  1986年6月,板橋鎮宗家山村楊春蘭老人反映:他去賣豬的路上被截了,説他偷豬。有關部門不問青紅皂白,將他的豬沒收,並罰賠80元錢。家裏名聲壞了,兩個女兒嫁不出去。楊善洲馬上派幹部調查,給楊春蘭洗掉冤屈。

  楊善洲開展自我批評,從不給自己留情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楊善洲對家庭聯産承包責任制,當時認識不過來。思想通後,他先後3次在全地委的三級幹部會議上公開承認認識不到位,工作推進慢。

  楊善洲下基層從不允許吃飯不結賬。有一次,在龍陵縣調研,在縣委食堂吃過飯,秘書去結賬時,縣委書記説:“一共8塊5,算我頭上好了。”不料,回保山路上,車子已經開出60多公里了,楊善洲問是否結賬,秘書如實彙報了情況,楊善洲命令馬上停車,讓秘書截個車回去結賬。結果,往返車費花了30元,在龍陵縣住一夜又花了三塊五。秘書問:“為了8塊5的飯錢,花了33塊5,值不值?”楊善洲回答:“這賬不能這麼算,不能佔基層便宜!”

  又一次,楊善洲在騰衝縣界頭鄉永安村栽了三四天秧後,要召開一個村小組會。鄉里看大家辛苦,殺了一頭豬改善伙食。一桌五六個人,擺了四桌。食堂師傅端一大盆肉出來,被楊善洲看見,問哪來這麼多肉,趕快端回去,師傅十分尷尬。鄉里幹部不敢講實話,就説是病豬。楊善洲説,病豬那就更不能吃了。秘書只好坦白,大家插秧都很辛苦,光吃些青白小菜身體受不了,大家湊錢付賬就是了。楊善洲這才同意吃。返回前,秘書支付伙食費,鄉里急了:“你們來幫我們勞動,我們不能收飯錢!”無奈,秘書把錢藏在床舖枕頭下面,回到縣城後,給鄉里打電話予以説明。

  楊善洲從不提拔身邊的人,這是他在擔任地委書記期間確立的“土杠杠”。凡是提幹,先由組織部門提出意見,常委會討論,楊善洲從不打招呼。祝正光説,他任秘書時,衛生局長看中他,楊善洲始終不表態,組織部門沒法辦理,於是不了了之。然而,對於基層紮實肯幹的幹部,楊善洲不拘一格提拔。1980年,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輕幹部,23歲的楊習超便成為當時全省最年輕的公社書記。二十多年過去了,楊習超手上的老繭,現在還能摸得出。

  楊善洲從不特別“照顧”家鄉。老家的人來找過幾回,楊善洲説,“以後不要來了,影響工作。我退休後,會給家鄉辦件事!”

  楊善洲早就決定:“退休後,回大亮山種樹去!”沒有房,自己搭窩棚;沒有路,自己鋪。冬天,腳上穿著露出大腳趾的黃膠鞋。他在荒涼的山上造林20年。

  楊善洲告訴記者,在地委做領導,不方便照顧家鄉,遭到埋怨。“我當年告訴過他們,退休後給家鄉辦一兩件事。”楊善洲説。1988年,退休時,省委組織部領導與他談話,希望他住在昆明安享晚年,楊善洲回答:“退休後,回大亮山種樹去!”

  上山造林,老伴勸他:“等你墳頭長草了,樹還砍不了呢!”楊善洲説:“我們死了,後代還可以享受。誰也不去造林,再過幾十年連燒柴都找不到了,人怎麼活?”

  大亮山在施甸縣城東南約50公里,平均海拔2600多米,楊善洲12歲失去父親,與守寡的母親艱難度日。母親常常帶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藥等到集市上賣,是大亮山養活了楊善洲一家。

  上世紀80年代初期,楊善洲到大亮山調查。由於亂砍濫伐,大亮山一帶山不長樹、地不産糧,群眾“一人種三畝,三畝不夠吃。”糧食畝産越低,越拼命開荒,一個村每年開荒50多畝。結果,生態破壞,大亮山山光水枯,群眾吃水要到幾公里外的地方人挑馬馱,在太平地、雷打樹等村莊,村民結婚時,彼此不送紅包,而是用幾挑水做賀禮。楊善洲説:“山不綠,地瘦薄,這是山裏的窮根子。”

  大亮山林場涉及11個村委會,50多個村民小組,“山林”承包到戶,聯營面積達7.2萬畝。1988年,楊善洲提出“國社合作”建場方案:村集體投入土地,林場負責栽樹、養護,收益按照“國家八成、村民兩成”分紅,地方領導和鄉親們都贊成。

  當年3月3日,也就是楊善洲退休後的第3天,他捲起鋪蓋當晚就趕到離大亮山最近的黃泥溝。楊善洲從地委大院消失了,大亮山上多了一個趕馬人。大亮山群眾有人叫他大爹,有人叫他大哥——他們也不清楚楊善洲是多大個官。沒錢建住房,楊善洲帶領大家用樹杈枝葉搭窩棚;沒有公路,大家人挑馬馱,把鍋灶、糧食、行李搬上山。整地、育苗,雨季一來,楊善洲就帶領大家起早貪黑植樹。1988年,造林5000多畝。

  “好個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著栗炭火,後面積起馬牙霜。”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中,楊善洲領著職工一邊造林,一邊動手,花了7000元修建起40間油毛氈房。這油毛氈房,冬天冷,夏天悶。山裏風大,雨多,潮濕,楊善洲一住九年多。吃飯、辦公的桌椅、床舖,大家因陋就簡,就地解決。沒有肥料,大家提著糞箕到村寨路上撿牛馬豬糞作底肥。沒有資金,楊善洲奉上一張笑臉,多次到省、市相關部門跑項目……

  在林場,楊善洲每天早上六點多起床,七點幹活,一直忙到晚上六七點鐘。雨季以造林為主,從12月到來年6月則是巡山防火期,一天要走十幾公里路。因為管理得好,大亮山林場至今沒發生過大的火災。

  1992年,大亮山林場建成第一間磚瓦房,楊善洲執意不住,“我一個老頭子住那麼好的房子幹麼?”硬是把新房讓給新來的技術員。1999年來到林場的現任場長董繼軍説,老書記是最後一個從油毛氈房裏搬出來的,也是最後一個從磚瓦房裏搬出來的。9年多的油毛氈房生活,使楊善洲患上了關節炎和風濕病。

  做林場場長與地委書記哪個難?楊善洲説,場長難當:無論大事小事都得親自去辦;有時還得請客吃飯。他從不送禮,能辦就辦,不能辦就算。不過,老書記造林得到各方支持,辦事順利。

  楊善洲上大亮山種樹後,老秘書蘇家祥以保山日報記者身份採訪他三次,其中一次邊烤火邊聊到淩晨兩點多,越聊蘇家祥越覺得沉重。老書記最初和孫子一起上山,山上霧氣大、條件差,孫子待不住走了。大冬天的,楊善洲就穿雙磨破的黃膠鞋,露出大腳趾。回來後,蘇家祥買雙警用皮鞋送去,説:“你也不能太不在乎自己的身體了,這是我第一次向你‘行賄’!”

  楊善洲的職務是大亮山林場義務承包人。這個職務,無需組織任命,不拿一分工資。與工人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人發工資,楊善洲出義務,不取分文。林場執意發工資,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補助,1996年增加到100元。

  林場場長董繼軍説,老書記吃飯簡單,抽煙是老百姓抽的牌子,多年穿那麼幾件衣服。楊善洲辦林場十多年,爭取資金300萬元,按當時的規定,引進資金可以提成5%-10%。楊善洲一分不要。他説:“引進資金項目是本分,怎好意思去提成?”

  1999年11月,楊善洲修枝時,踩到青苔滑倒,左腿粉碎性骨折。花了兩萬多塊錢醫藥費,林場要給他補一部分,他堅決拒絕。病癒後,他回到大亮山,離不開了拐杖。

  省市領導考慮到楊善洲年紀大了,往返林場辦事不方便,就專門為他配了輛三菱車。楊善洲堅持支付路上的伙食費,子女坐車要付錢。他説:“當個領導夠‘特殊’的了,還要多佔便宜,太不應該了!”

  記者看到,在林場的一片果園裏,碗口粗的果樹行列整齊,樹種卻很雜,有桃樹、蘋果樹、木瓜樹等。董繼軍場長道破秘密:“凡是能撿到果核的樹種,果園裏都有。”原來,為了多栽樹,楊善洲當年經常到大街上撿果核,翻垃圾桶。有的人説,地委書記幹這事太丟人了。楊善洲卻十分坦然:“不花錢又能富山,何樂而不為?”

  楊善洲將5.6萬畝林場移交,不沾一點好處,不帶一根草去。縣委決定獎勵10萬元,也被他回絕。楊善洲説:“我公開講過的,退休後給家鄉群眾辦點實事——共産黨人説話算數,不能哄弄群眾嘛!”

  車進大亮山,森林望不到邊。清新空氣撲面而來,難覓當年禿山荒嶺蹤影。林場如今初具規模:人工造林5.6萬畝,樹種以華山松為主,雜木林有1.7萬畝;修通公路26公里,架通高壓線15公里;修建茶葉初制所1幢14格,職工宿舍7幢23格,守山哨棚5幢13格。茂密的山林中,活躍著白鷴、野豬、野雞、狗熊,還有國家一級保護動物灰葉猴。

  記者驚嘆:這就是一位花甲老人,用20年時間,披星戴月,帶著大家,一棵樹一棵樹“造”出來的!

  以前的黃泥溝,如今流淌著清水。生態環境改善了,林場周圍的土壤、氣候、作物生長週期漸漸變化。擺田村村民黃繼國説:“前幾年,這裡要麼大旱,要麼山洪暴發,地裏常顆粒無收。這幾年樹多了,山綠了,風調雨順起來了,即使下暴雨,也很少衝田毀地。”

  施甸縣林業局林業資源管理站站長李和麟告訴記者,老書記帶了好頭,周圍群眾都自覺綠化荒山。全縣學習大亮山,另外幾個鄉鎮也辦起了林場,老麥鄉雪山林場種下了四五千畝華山松。全縣森林覆蓋率已接近50%。

  記者看到,一場山雨過後,雷打樹村村民楊會材收購了村民蔬菜,正準備裝車拉到保山去賣,菜花7角一公斤,大白菜5角一公斤。該村黨支部書記楊發富介紹,2010年近8個月來,一個村民小組賣菜就收入了50萬元,村裏新添置了5輛農用車。

  眺望青青大亮山,有人算賬:5萬多畝華山松,每畝200株,一共一千萬株。按每株30元算,總價值3億多。林子每年成長,那更是一筆可觀的綠色存款。也有人這麼算賬:生態效益無法估量,社會效益無法估量,共産黨留下的精神財富無法估量。

  2008年11月11日,82歲的楊善洲把大亮山林場經營管理權,無償移交給縣林業局。移交林場時,他不沾林場一點好處,不帶林場一根草去。許多人勸楊善洲:就不能留下點?也有人説他有錢不會要,是個大憨包。縣委決定獎勵楊善洲10萬元,也被他當場回絕。楊善洲向記者坦承:“我公開講過的,退休後給家鄉群眾辦點實事——共産黨人説話算數,不能哄弄群眾嘛!”

  多少人曾經恭敬地佇立在楊善洲住過的窩棚前,心潮澎湃。油毛氈房已經朽爛,房頂垂下來幾張破席子,剩下的床腿露出的是硬木樁子,上面佈滿青苔。窩棚前面的幾棵雪松,鬱鬱蔥蔥,沖天而立。它們是楊善洲退休時用花盆移過來的樹苗。睹物思人,“共産黨的幹部,不能在機關大院裏作盆景,要到群眾當中做雪松啊!”

  多少人曾經由衷地讚嘆楊善洲難能可貴,他卻平淡地笑笑説:“也不難得。白天造林、晚上烤火,不也是一種很好的生活方式嗎?”楊善洲説,平時最愛華山松,已立下遺囑,死後就將骨灰撒到華山松林。

  楊善洲從1988年退休以來,獲得全國、省、市表彰22次,先後被評為省市優秀共産黨員、全國老幹部先進個人、“全國十大綠化標兵提名獎”、“環境保護傑出貢獻獎”、“中華環境獎提名獎”等。但是,面對眾多榮譽,楊善洲告訴記者:“我最喜歡‘優秀共産黨員’這個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