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民生指標全部完成 結構調整進展滯後

　　新華網北京2月20日電（記者張曉松、雷敏、陳玉明）開欄的話：即將召開的2011年全國兩會，適逢“十一五”和“十二五”交匯點，兩會將要審查討論的“十二五”規劃綱要等報告，描繪未來五年中國的發展藍圖，備受世界矚目。為迎接全國兩會召開，新華社從20日起開設“2011兩會觀察”欄目，通過記者的觀察視角，回顧“十一五”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分析當前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展望未來的發展前景。

　　全國兩會召開在即，“十一五”規劃的完整答卷將呈交代表委員們審議討論。8項約束性指標全部完成，14項預期性指標除“服務業增加值比重”“服務業就業比重”“研究與試驗發展經費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比重”外基本完成——可以説，“十一五”規劃是歷史上完成情況最好的五年規劃之一。

　　儘管有首次引入約束性指標帶來的不可比因素，但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認為，“十一五”規劃86．4％的指標完成率明顯高於“十五”計劃的64．3％和“九五”計劃的75％。

　　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一鳴用“令人滿意”來評價這份答卷：“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和汶川地震等這麼多困難和挑戰，能拿下這樣的高分很不容易。”

　　但高分畢竟不是滿分。他同時指出：“目前，我們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依然突出，實現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任重道遠。”

　　民生指標全部完成——得到實惠，尚有期盼

　　歷史上，從未像“十一五”規劃這樣，把民生問題提到如此高的位置：22項指標中有8項指標涉及公共服務和人民生活，其中2項作為約束性指標首次列入規劃。

　　截至2010年底，8項民生指標全部完成——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增長，免費九年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城鎮基本養老保險覆蓋人數、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覆蓋率提前達標，全國城鎮新增就業5500萬人……

　　“關注民生，改善民生，這成為‘十一五’期間突出的亮點。”胡鞍鋼説，“政府在由增長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即民生型政府轉型過程中，把更多的人力、物力、財力投入到解決民生問題之中。”

　　特別是在國際金融危機來臨時，中央提出“越是困難的時候越要關注民生”，把“保民生”作為應對危機的重點之一，在經濟增長放緩、財政收入困難的情況下，民生投入持續發力，政府“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不斷深化。

　　民生指標全部完成，老百姓得到了實實在在的好處——企業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年年上漲，城市困難群眾住上保障房，農民生病出院就能報銷醫藥費，免學雜費後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家庭平均減少支出770多元……

　　然而，對於一些普通百姓來説，民生指標與切身感受之間還是存在一定差距。

　　以居民收入為例，“十一五”末我國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分別達到19109元和5919元。即使是在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最嚴重的2007年到2009年，城鄉居民收入年均增長率也高於5％的規劃目標。但普通百姓感覺並不明顯。

　　國家統計局住戶調查辦公室主任王萍萍認為，物價上漲減緩了收入的實際增長率。

　　近年來，我國通脹壓力持續增大，特別是食品和住房價格漲幅較大，直接影響到了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再加上貧富差距過大等問題，一定程度上“沖淡”了人們對收入增長的感受。

　　與此同時，百姓的需求層次卻在不斷提升：五年前租房住的現在打算買房了，五年前坐公交車的現在打算買車了，五年前在國內旅遊的現在想去國外了……這些都對政府的民生工作提出更高的要求。

　　教育部副部長陳小婭一次在談到“有學上”和“上好學”的關係時就指出，隨著九年義務教育的普及，“普及”已經不再意味著“到位”，現階段最突出的問題是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對優質教育的需求和優質教育不足的矛盾。

　　“民生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國社會事業發展仍滯後於經濟發展，不斷涌現的新問題亟待破解。”胡鞍鋼説。

　　“亮點”還須更亮，改善民生未有窮期，這是廣大人民群眾共同的願望。

　　經濟增長大幅超標——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十一五”期間，我國經濟實現了年均11％以上的增長，大大超過規劃綱要確定的7．5％的預期目標。

　　在過去五年極其複雜的形勢下，這一成績的取得，是意料之外卻在情理之中。

　　“十一五”開局平穩，在投資和出口雙雙帶動下，頭兩年我國經濟增速繼續在兩位數以上。然而，國際金融危機突如其來，我國經濟一度出現嚴重下滑。

　　面對困難和挑戰，中央及時出臺了一攬子經濟刺激計劃，對宏觀政策作出方向性調整，促使經濟逐步企穩回升。

　　“我們不僅依靠投資拉動了經濟平穩較快增長，還通過家電下鄉、汽車下鄉、保障房建設、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以及加快社會保障網建設等一系列措施拉動了城鄉居民消費的增長，內需有效彌補了外需的缺口。”成都大學副校長張其佐説。

　　12．7％、14．2％、9．6％、9．2％、10．3％——五年經濟增速劃出一道亮麗的“V”形曲線。

　　逆境中，經濟增長卻大幅超標。當初指標是不是定低了？

　　回顧此前幾個五年計劃，中央政府在制定經濟增長預期目標時通常偏向“保守”，結果均是大幅度超額完成。

　　“在當初制定五年規劃時，不是不敢把指標定高一些，而是希望引導地方政府把更多精力用在增強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上來，而不是增長本身。”王一鳴説。

　　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個別地方政府仍然過度追求經濟增長速度。

　　“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不發展不行，發展慢了也不行。特別是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形勢下，沒有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企業利潤、財政收入、就業崗位等都無從談起。但另一方面，我們畢竟還是對調結構、轉方式重視不夠。”王一鳴説。

　　目前，我國經濟正向自主增長的正常軌道過渡和演進，但仍然受到資源環境明顯制約，並面臨著通貨膨脹等新問題的影響。

　　“據我了解，較多省份在制定‘十二五’規劃時，還是把經濟增長指標定在了兩位數。這種繼續追速度的傾向，犧牲的必然是轉方式和調結構。”王一鳴説，“我們希望看到的是，犧牲一點速度，來換取更長週期的可持續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