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診城市“巨無霸”難題

　　2010年12月13日起，北京市就治堵措施公開徵求民意，這份被網友稱為“京版嚴治堵新政”首次寫入了“嚴格控制中心城建設總量增量、疏解中心城功能和人口”等條款，引起全國廣泛關注。事實上，除交通擁堵之外，房價趨高、環境污染、生活成本增加、看病難、上學難、入托難等“大城市病”集中爆發，使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治理城市“巨無霸”難題已經刻不容緩。

　　“城市黑洞”吞噬居民幸福

　　“當初大學畢業留在北京，以為就是夢想的開始、幸福的源頭，但現在，黑乎乎的塵土和望不到盡頭的車水馬龍，讓我越來越懷疑當初的選擇。每天無論走到哪，都免不了經歷一番肉搏，懶得出門，懶得聚會，懶得説話，上班累，放假更堵更累，生活就像卡在路上。”35歲的城市白領魯娜向記者抱怨。

　　在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院長邵益生看來，長期以來行政指令主導下的資源分配模式、以鄉補城的發展策略，讓公共投資的大部分留在了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為了更好地發展和生活，共享公共財政的陽光，在城市化加速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人涌入少數大城市，倒逼城市面積擴張，公共資源配置增加，形成惡性循環。

　　“中國今天的大城市就像一個個巨大的黑洞，加速吸取資金、技術、土地、人口等要素，同時也吞噬著人們的幸福！”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説，“上班堵車、醫院排隊、學校離家越來越遠，大量垃圾無法妥善處理，這些都困擾著大城市的居民。”

　　在北京市的城市規劃中，人口控制規模的指標一直倍受關注。國務院批准的《北京市城市總體規劃》中明確規定，至2020年，北京市總人口規模規劃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年均增長率控制在1.4％以內。然而，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截至2009年底，北京市戶籍人口已達到1200萬，實際常住人口已達1972萬人。

　　內部人士透露，從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和資源來看，應該嚴格控制人口，但北京人口規模控制困難，歷年來北京市每一次城市規劃中的人口規模指標均被突破。這樣快速增長的人口給北京市帶來了種種壓力。

　　北京市政協調研組數據顯示，北京市每增加1人，日交通出行量就要增加2.64次，儘管這幾年北京市公共交通發展很快，但新增交通供給能力很快被人口增量所抵消。

　　教育方面，在京接受義務教育的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已由2000年的9萬人增長到2009年的41.8萬人，佔學生總數的40%，其中66.9%在公辦中小學就讀，一些區縣教育支出的一半用於來京務工人員隨遷子女。

　　此外，資源環境的壓力更加突出。目前北京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全市年均可利用水資源僅為26億立方米，實際年均用水約36億立方米，超出部分依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及應急水源常態化維持。

　　探究大城市病的四大成因

　　竹立家等專家認為，“大城市病”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大誤區，主要由以下四方面原因導致。

　　一是資源過度集中。中國的資源配置都是跟政治權力走的，政治權力集中造成了資源和利益的集中，然後跟著是人口的集中，大城市往往具有比中小城市更好的基礎設施條件、更大的市場、更高的收入和更多的就業機會，因而具有不可抗拒的集聚功能和高度的競爭性、流動性、擴張性。人、財、物等生産要素不斷向大城市集聚，必然導致城市規模越來越大，交通擁堵、人口膨脹、資源短缺、環境污染、生態惡化等方面的壓力越來越大，各種“城市病”隨之産生。

　　資源過度集中直接後果就是區域發展不平衡，城市再無法負荷過多人口。中國行政改革研究會秘書長汪玉凱認為，中國的基礎設施還不均衡，大城市基礎設施完備，而中小城市欠賬太多，人們不得不涌向大城市。

　　二是城市規劃不合理。以北京為例，單一市中心，圍繞它攤大餅式的規劃，註定了城市擁堵的命運。

　　記者了解到，早在6年前，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在其年度工作會議上就明確指出，北京的交通問題是“城市化、現代化、機動化進程中多重矛盾産生的，根本問題是城市規劃的問題”。當時北京已形成了回龍觀、天通苑、望京3個規模巨大的“住宅城”。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科學院院士吳良鏞在研究中發現，這些不斷出現的超大規模的“住宅城”已成為製造交通擁堵的源頭，由於“住宅城”的就業功能、成熟城市配套等功能區佈局的缺乏，致使大量人口每日如潮水般在城郊之間奔涌。

　　北京交通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郭繼孚告訴記者，在中小城市，人們每天平均出行距離為1.5公里～2公里，而在北京，這個數字已超過10公里，而且每年還在遞增。出行距離增加後，按人均每天出行2.5次計算，人們對交通的需求量成倍增長，導致政府投入無法滿足需求。

　　三是公共設施跟不上，醫院、學校、垃圾處理場等設置跟不上城市和人口擴張速度。“看病排號，上學排隊，商場上廁所都得等幾分鐘，誰能舒服呢？”竹立家説。

　　此外，政府對學校、醫院等優質公共資源集中在中心城區，郊區配比很少，例如天津好的中小學教育資源都集中在和平區，很多人雖然居住在郊區，但依然想方設法將孩子送入和平區的學校，而因為校車、公交等公共服務跟不上，家長每天必須開車接送，交通需求量暴增，尾氣污染嚴重。

　　四是盲目發展汽車工業、房地産開發，片面追求經濟效益，忽視社會效益。在北京，2010年以來小汽車以每天2000輛的速度增加，而新的汽車生産基地仍在投産。而在各大城市，近年來房地産開發均出現高速增長，且從市中心逐步向郊區擴張，卻沒有人監管城市發展的失控，最終造成了整個城市效率低下。

　　一些專家指出，中國實際不需要那麼多的大城市，出現這麼多大規模的城市，實際是資源畸形配置、不講究科學發展的結果，現在我們開始為此付出代價。

　　“巨無霸”城市如何逆轉

　　預防和治理“城市病”是城市化面臨的新挑戰，也是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必然要求。“十二五”規劃建議中提出預防和治理“城市病”的明確要求，特別強調城市規劃和建設要注重以人為本、節地節能、生態環保、安全實用、突出特色、保護文化和自然遺産，強化規劃約束力，加強城市公用設施建設。而北京、上海、天津、重慶4個直轄市首次正式提出把解決城市交通擁堵和機動車所帶來的污染問題，列為“十二五”規劃期間需要著力解決的問題之一。專家指出，“巨無霸”城市是可以逆轉的，對“城市病”需進行綜合治理。

　　郭繼孚認為，應該轉變城市發展模式，優化城市空間結構調整和功能佈局，實現多中心，把特大城市分解成若干個小城市，尤其是在大城市周圍建設若干衛星城，分散城市壓力。

　　治理城市病，應該注重城市均衡發展，大城市應“先舍後得”。汪玉凱説，過去30年，我國主要是關注大城市的發展，如今到了要發展縣域經濟、加快中小城市發展的時候了。以前集中在大城市的一些産業，現在完全應該調整到中小城市去，彌補縣域經濟的歷史欠賬。現在大城市的生活成本越來越高，我國還有大量的農村富餘勞動力需要解決就業問題，在此方面，大城市已很難有作為，中小城市才是主要渠道。大城市應該放棄大量低端製造業，包括房地産和汽車製造等，可能都需要重新思考佈局。

　　竹立家説，在北京治堵方案中，首次將緩解交通擁堵工作納入政府工作任務督查和績效考核，這在全國尚屬首例。這表明，政府部門、城市管理者需要有長遠眼光和現代化管理理念，更多關注居民生活舒適度。城市考核指標體系，應該包括空氣、飲水質量等生活質量指標，而不僅僅是GDP，目前亟須建立這個層面系統的指標體系，否則很多城市還會為GDP不惜代價、不惜影響居民的生活質量。

　　最為重要的是，在現階段行政權力對資源配置起重要作用的前提下，各級政府應轉變觀念，將公共資源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傾斜。一個國家不應該以特大城市發展為方向，而是以中小城市發展為方向的，而發展的目的是為了讓生活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