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耕習俗遇到城市化 煙花鞭炮禁放兩難

　　北京市煙花辦8日淩晨通報，從2月2日零時(除夕)至2月7日24時(初五)，全市因燃放煙花爆竹引起的火情194起，較去年同期上升了104%；致傷388人，同比上升了11%。其中，有2人死亡、1人摘除眼球。

　　從數據上看，今年的“限放”效果不如去年。早在幾年前，有記者曾回訪了立法聽證時十位禁改限的“反對派”，他們曾明確提出了“執法成本過高、違禁品種失控”等疑慮，而今年的限放效果，恰恰印證了上述種種擔心。

　　從除夕零時至初五，北京共出動防控力量286萬人次。其中，初五當晚，全市組織防控力量84萬人，這樣的投入不可謂不大，可從法規要求和安全效果上看，還未達標。舉例來説，《北京市煙花爆竹安全管理條例》規定，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和業主委員會可以召集居民會議、村民會議和業主會議，就本居住地區有關燃放煙花爆竹事項依法制定公約，並組織監督實施。但是實際上能做到這些的社區不多。真要做到了，投入必定巨大，這筆費用從哪兒出？如果加到煙花鞭炮的成本中，顯然又要走入“監管成本高——零售價格更貴——違禁品種更多——監管成本再增高”的惡性循環中；如果全由財政負擔，面對左鄰右捨得監控對象，監控效果有保障嗎？監控的“投入産出比”又該如何控制？納稅人的權利又該如何體現？

　　對於煙花鞭炮，現在已到了禁也不是，不禁也不是的兩難境地。立法也好，聽證也罷，兩種意見的尖銳對立，兩種力量的相對均衡，都使煙花鞭炮處於魔鬼與天使的雙重角色中。在這樣的背景下，抱怨立法者沒有意義，因為立法要尊重兩個方面的民意，“禁”改“限”正是這一背景的産物；抱怨政府監管不力，同樣底氣不足。因為涉及到這麼大的範圍，這麼廣的領域，這麼典型的“邊緣違法”，誰來監管也不會有太好的效果。

　　農耕習俗遇到了城市化，煙花鞭炮的尷尬自然在所難免。在立法無法窮盡安全隱患、執法難以毫無疏漏的情況下，百姓的自覺守法就至關重要了。有關燃放的安全法規，概括起來其實只是燃放品種、燃放地點、燃放時間等幾項。而這幾項法規要求，報紙、電臺、電視、網絡等所有傳媒，春節期間都在滾動播出，了解起來相當容易，關鍵還是公民的守法意識強不強。現在，離正月十五的燃放期還有幾天時間，喜歡放鞭炮的人，能不能多一點公德意識，少給過節的喜慶添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