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彩票元朝已有先例 清朝私人發彩票氾濫(圖)

　　核心提示：單就形式而言，彩票在中國似乎可謂古已有之。早在元代，一些寺院就曾使用“拈鬮射利”的抽獎票，出售一些物品。清朝乾嘉時期，廣東一帶民間從放鴿會中演生出一種“白鴿票”，由眾人先行醵資，抓鬮猜射。

　　單就形式而言，彩票在中國似乎可謂古已有之。早在元代，一些寺院就曾使用“拈鬮射利”的抽獎票，出售一些物品。清朝乾嘉時期，廣東一帶民間從放鴿會中演生出一種“白鴿票”，由眾人先行醵資，抓鬮猜射。道光以後，同樣在廣東流行過一種“闈姓”博弈，即當科舉考試之際，亦由眾人自行集資，押猜當年中舉士子，中者可獲大利。雖然這些手法已約略具有現代彩票的影子，但是其距現代彩票的商業性經營還有很大距離。

我國彩票發展史上影響較大的“呂宋票”

　　大約在19世紀50、60年代，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開始行銷一種彩票，時人通常稱之為“呂宋票”，因其原發地乃是當時名為“呂宋”的菲律賓。這種彩票的發行方，其實是菲律賓的宗主國西班牙。這是一種已處在近代商業資本經營模式之下的大型彩票，實力雄厚，運作手法完善，故在中國獨領風騷近40年。僅在上海一地，呂宋票正常年份的營銷額大概就在50萬銀元左右。

　　呂宋票在中國獲得豐厚利潤的狀況，使國人中出現了倣辦活動。但在通常情況下，這類活動既不能公開，也不能成功。其原因在於，自清代前期以來，官方對於賭博有厲行禁止之律例。包括“白鴿票”和“闈姓”在內的抽獎形式，始終就被當作賭博行為而屢遭查禁。例如，光緒六年(1880)，上海縣官府還出示禁止倣辦呂宋票，並處理了兩批托寄洋商名下私制彩票之人。

　　事實上，就在上海縣官府查禁彩票行動之前一年，恰恰也是在上海，卻有一次公開仿傚呂宋票的售彩活動順利進行，並且沒有受到官方的任何干預。更重要的是，正是以這次活動為起點，拉開了彩票在中國發展成一項正式行業的序幕。這就不能不提到當時頗具聲勢的民間慈善公益事業晚清義賑。

清代“白鴿票”已約略具有現代彩票的影子

　　晚清義賑這一新事物的出現，為彩票的公開經營提供了契機

　　晚清義賑是中國近代賑災活動中發展出來的一個新鮮現象。以1876至1879年爆發于華北地區的大規模旱災即“丁戊奇荒”為契機，民間社會自發興起了一種“民捐民辦”的義賑形式，即由民間自行組織的賑災活動。與當時弊端叢生的官方賑災機制相比，它具有較大的優越性，因此很快就贏得了廣泛的社會信任，迅速成長為一項具有巨大社會影響的慈善公益事業。

　　在募捐活動中，除了大量捐款外，義賑組織還收到了許多從價值不菲到略可變價的物品。由於災情火急，加上助賑物品愈積愈多，如何將之儘快轉為賑款就成了一個迫切待解的問題。而率先設法解決這一問題並找到一條便利途徑的，則是上海的義賑人士。作為當時最大的通商口岸，上海亦是呂宋票最集中的銷售地，故而當地義賑人士想到仿傚呂宋票來處理助賑物品。光緒五年八月初八日(1879年9月23日)，上海義賑組織倣照呂宋票之法，製作彩票二千張，向社會公開銷售。此次賑彩銷售頗為順利，一月之間，二千號彩票便基本售出，並如期舉行了開彩活動。而在上海的啟發下，揚州的義賑人士如法炮製，在同年十一月也成功處理了一批助賑物品。

　　受光緒五年售彩活動的鼓舞，到光緒八年(1882)，義賑人士甚至開始嘗試將售彩助賑發展為一種募捐手法。是年，有義賑人士趁當年舉行鄉試之時，設立了“元魁奪彩會”，稍後的類似手法還有所謂“元魁得意會”和 “元魁奪標會”，其做法都是以押彩中舉士子來售彩籌賑。儘管這些手法試圖結合“闈姓”票和呂宋票來另創一種新的博彩方法，但制度設計十分呆板，結果十分失敗。而這些手法的失敗，更令義賑人士認識了呂宋票形式的優越性。光緒九年(1883)後，義賑人士處理助賑物品時，模倣呂宋票成為一種常用手法。

　　光緒中期，商人打著“籌賑”名義，繞過官方禁令，開辦了明顯屬於經營範圍的彩票

　　在義賑人士成功運用賑彩手法之後，彩票終於在中國得到了打開缺口的機會。光緒中期，一批商人借鑒義賑的先例，並打著“籌賑”的名義，從而繞過官方的禁令，開辦了明顯屬於經營範圍的彩票。雖然這批彩票的彩項都是實物而非現金，但是這些實物的商品價值相當不菲。況且，這批彩票不僅在發行量上大大超過了義賑發行賑彩的規模，而且都是以定期發售、長期發行的形象問世，這就與義賑臨時舉辦賑彩的情形拉開了距離。

　　有趣的是，這批彩票的創辦者皆為在上海的書局，其所設彩物也都是書籍，故而它們又被稱為“書彩籌賑票”。首家書彩籌賑票由翰寶閣書坊于光緒十三年(1887)九月發行，計劃售票一萬張，頭彩可得《古今圖書集成》一部。不過，這家彩票很可能是投機行為，所以僅開彩一次便再無下文。同年底，森寶書局發行了規模更大的書彩籌賑票，其第二次彩票發行量竟達四萬張。

　　儘管絕大多數書彩籌賑票結局不佳，但正是隨著它們一度蔚然成風，國人自辦彩票的問題開始引起社會上的注意，甚至出現了有利於彩票業的社會輿論。當然，這種狀況仍然離不開以義賑為依託。從光緒十四年(1888)十月到十五年(1889)初，《申報》刊發了數篇建議倣照呂宋票專設長期發行的彩票以助賑，並由義賑人士辦理的文章。顯然，此類輿論無異於對國人自辦彩票的合法辯護。與此同時，以“籌賑”為旗號的彩票不但繼續發行，還從彩物階段過渡到了彩金階段。森寶書彩票從光緒十五年(1889)起，將彩頭換成了彩金，成為國內首家與西方彩票完全接軌的彩票。而在森寶票成功轉型後，其他一些公開經營的籌賑彩票亦暢行無阻。

　　雖然森寶等彩票後來無疾而終，但它們終究意味著中國近代彩票破冰之旅的完成。正是前面的鋪墊，光緒二十五年(1899)初，華商廣濟公司在上海發行“江南義賑彩票”，從官府得到6年專營權，並沒有在社會上引起意外反響。並且，該彩票甚至一直到清亡時還在以“江南賑捐票”的名義發行，成為中國近代首家實現長期經營的彩票。而在江南票的鼓舞下，光緒二十七年(1901)初，又涌現出了三家打著義賑旗號且都聲稱得到官方批准的彩票。不幸的是，中國近代彩票氾濫的序幕亦就此拉開，此後更多的彩票連義賑旗號都不再需要了。而這種氾濫態勢，也不是義賑所能負責的了。(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