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艱辛探索的厚重史書

　　“16年磨一書”，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産黨歷史》第二卷終於出版了!

　　中國共産黨90個春秋的歷程，大體分為三個“30年”。《黨史》二卷反映的是第二個“30年”（從新中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歷史。這是三個“30年”中黨的歷史既波瀾壯闊又最為複雜和曲折的時期。這裡談談如何正確認識這段歷史和《黨史》二卷如何反映這段歷史的一些看法。

　　一、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異常艱辛的探索

　　1970年12月，毛澤東會見斯諾時説：“世界上的事情就是這樣，要走彎路，就是S形。”這是他對黨走過的歷史道路的形象説法，儘管那時他並不認為新中國成立後的歷史有大的曲折和失誤，但歷史證明：黨的第二個“30年”對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異常艱辛的探索，正是“S形”。

　　在中國搞建設同幹革命一樣，馬列主義本本裏沒有現成的答案，從其他國家裏不可能找到現成的經驗，只能在實踐中探索。由於我們國家的國情十分特殊和當時的國際壓力相當巨大，也由於對什麼是社會主義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有很大局限，再由於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很不健全，對於肩負著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共同富裕歷史使命，並始終致力於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中國共産黨而言，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不可能不異常艱辛。

　　對於這“30年”中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異常艱辛的歷史，由於人們的不同經歷和閱歷，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識觀念，不同的立場和價值取向，其中不少還牽涉一個感情和理性、歷史認知和與時俱進、分析視角和全面把握的關係，因而會有這樣那樣的不同看法。但是，對於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和中國共産黨這樣的大黨，不能眾説紛紜、莫衷一是，而必須對這段歷史的重大基本問題形成共識、統一思想。否則，就是過去西方列強所鄙視的“一盤散沙”，不可能形成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鋼鐵般的凝聚力，不可能産生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強大生産力和創造力，不可能實現無數革命先烈和仁人志士拋頭顱、灑熱血而奮鬥的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

　　統一全黨、全國人民認識的思想基礎是什麼呢？就是1981年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獻，就是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等領導人的科學論著。特別是鄧小平親歷了這段歷史的全過程，在相當長時間是黨和國家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對許多重大事件的歷史過程比較了解，或是有些事件的參與者，或是有些事件的決策者，對許多歷史問題的分析和説明具有權威性，可以成為正確認識這段歷史的重要參照。他實際上勾勒出了黨的第二個“30年”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異常艱辛的“S形”。《黨史》二卷，正是以長篇巨制努力展現這個“S形”，以翔實的史料和深入的分析來説明中國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異常艱辛性。

　　二、一部突出黨的歷史發展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展現實事求是精神的黨史大書

　　黨探索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既然是“S形”，那麼對這段歷史應該怎樣反映呢？《黨史》二卷的一個優點，就是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在揭示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的異常艱辛性時，突出了黨的歷史發展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在總體上展現了實事求是精神。評價一部黨史書籍寫得是否成功，既不在於披露了多少“秘聞”、“內幕”，也不在於發表多少“宏論”、“高見”，最根本的在於是否實事求是，是否客觀地科學地反映了歷史的真實，是否是公認的信史。對實事求是如何理解，我以為要把握這樣三點：（一）實事求是不單純是事實判斷，還是價值判斷。對任何複雜客觀事物的認識，都涉及認識主體的立場、觀點、方法，與認識主體的人生經歷和文化學識密切相關。（二）實事求是是一個過程，如同真理的認識是個過程一樣。認識主體不僅有認識的局限，還有歷史的局限。脫離一定的時間和空間，不顧客觀條件的許可程度，要求絕對地“實事求是”是不實際的，它只能逐步地實現。（三）實事求是有宏觀把握和微觀把握之別。是否信史，能將兩方面都把握好，是最佳上品。首先在宏觀方面把握好，使讀者感到對歷史的敘述和分析是客觀的，這就應當得到認可。《黨史》二卷在這方面盡了力。具體表現為：

　　第一，《黨史》二卷鮮明地肯定了第二個“30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的。這“30年”，總的説來，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艱辛探索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諸多領域取得了很大成就，初步改變了國家面貌。《黨史》二卷結束語在論列這“30年”9個方面的成就和10條基本經驗時，指出：黨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的成就具有決定意義，它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途命運，為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奠定了堅實基礎。黨儘管犯了錯誤，使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和人民生活受到影響，特別是十年內亂，使社會主義事業陷入困境，但最終依靠自己的力量，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通過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轉折。這些總結，是對這段歷史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的正確把握。

　　第二，《黨史》二卷對若干重大歷史事件作了正確的評論和分析。對黨的歷史發展的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的正確把握，還表現在對歷史發展的幾個重要關節點的認識上。如對社會主義改造的評價，二卷認為從其全過程的總體上講，一是沒有造成生産力的破壞，還促進了生産力的發展；二是社會各個階級、階層之間的關係穩定，沒有出現社會動蕩和混亂；三是創造了適合中國特點的由初級到高級的過渡形式，特別是對資本家實行和平贖買政策的獨創性經驗，實現了馬克思和列寧的和平贖買設想。因此總的來説，在中國實現這樣的深刻社會變革，為逐步走向國家強盛、人民共同富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這個分析有助於澄清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模糊認識。

　　第三，正視黨在探索中的曲折和挫折，對付出慘烈代價的失誤沒有回避，對失誤的原因作了科學分析。實事求是地對待黨的歷史，除了把握好黨的歷史發展主題和主線、主流和本質外，還要正確對待黨在前進道路上經歷的曲折和挫折。這既是研究黨史的科學性要求，也是對黨性、良心的拷問。因此，黨性與科學性是統一的。二卷對於黨在探索中付出慘烈代價的失誤沒有掩飾和回避，而是努力認真總結。對於三年困難時期的非正常死亡的人口數字沒有諱言，這是對黨、對人民負責任的表現。二卷對“文化大革命”前十年的歷史作了如下分析：在這十年間，成功與挫折交替，正確與失誤交織，表現了黨的探索歷程的複雜性。黨努力糾正工作中的失誤，廣大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從黨勇於自己糾正失誤中深切感受到黨的本質和主流所在，沒有動搖在黨的領導下建設社會主義的堅定信念，併為之繼續付出艱辛的努力。”黨和人民雖然“沒有能夠阻止‘左’傾錯誤的發展並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發生，但這種信念和努力最終成為後來徹底糾正‘左’傾錯誤、開闢新的道路的內在力量。”這個分析是恰當中肯的。除此外，二卷對“文化大革命”的災難，設專節作了全面剖析，明確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理論和實踐是完全錯誤的，必須予以徹底否定;同時，對這十年間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取得的成績也作了論列。“如果沒有‘文化大革命’的內亂和破壞，黨和國家的事業會取得更大得多的成就。”這個分析是實事求是的。

　　三、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刻骨銘心的警示

　　恩格斯有句名言：一個民族通過從自己的錯誤和失敗中學習，會進步得更快。毛澤東也講過：不要把錯誤行為單純看作是一種恥辱，要同時看作是一種財産。對於黨領導中國人民在探索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過程中付出的慘烈代價，也應當這樣認識：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將其轉化為寶貴的精神財富，使之成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最好的歷史教科書。編寫黨史的任務就是：用黨的偉大成就激勵人，用黨的優良傳統教育人，用黨的成功經驗啟迪人，用黨的歷史教訓警示人。這裡，用黨的歷史教訓警示人非常重要。二卷在講到黨的歷史曲折和挫折之處都總結教訓，發警示之言。

　　（一）絕不能再以階級鬥爭為綱，一定要堅持社會和諧。鄧小平講過，從1957年開始的“左”，差不多整整20年。為什麼會長時間地犯“左”的錯誤呢？其理論根源就是認為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後，還存在著階級對抗，兩個階級的鬥爭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這個問題講清楚了，指出階級鬥爭只在一定範圍長期存在，它存在的範圍、表現的形式和鬥爭的方法，同革命年代根本不同。打擊各種敵對勢力破壞活動，主要依靠國家法律力量，而不是沒完沒了地搞政治運動。“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它只能人為地製造階級鬥爭，給黨、國家和整個民族帶來大災難。我們黨現在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就必須堅決摒棄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指導方針。以階級鬥爭為綱是絕不能構建和諧社會的。

　　（二）絕不能再超越歷史階段，一定要堅持科學發展。付出過慘烈代價的“大躍進”運動，其指導思想就是忽視中國的基本國情，超越了中國還是個很不發達的國家這個現實。它的一個巨大危害是：經濟社會發展失衡，生態環境遭到毀滅性破壞，嚴重違反經濟規律和自然規律，從根本上説是反科學發展的。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的嚴重困難，就是這種反科學發展的惡果。我們黨經過近半個世紀對經濟社會發展經驗教訓的不斷總結，在2003年提出科學發展觀，初步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關於發展的新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要堅持科學發展，就絕不能再幹“大躍進”那樣的蠢事。

　　（三）絕不能再搞路線鬥爭，一定要發展黨內民主。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産黨人，對黨的建設雖有很多創造，但也深受蘇聯共産黨的影響。其重要影響之一就是認為路線鬥爭是黨的建設的一個重要動力，要不斷開展路線鬥爭。歷史證明，對黨內出現的問題，無論是政見分歧還是腐敗現象，必須一靠教育，二靠制度來解決。其核心是不斷擴大黨內民主，將違法者訴諸於法律。過去長期搞路線鬥爭，黨內民主制度建設一直缺失。當前，加強執政黨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大力發展黨內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完善集體領導制度。這個問題解決好了，中國共産黨就更有活力、凝聚力和執政力。

　　（四）絕不能再搞個人過分集權，一定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大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鄧小平反思“文化大革命”，認為黨和國家的一些具體制度，特別是領導制度、幹部制度存在嚴重弊端，權力過分集中于個人。毛澤東雖然有所認識，“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制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因此，鄧小平特別強調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這裡，最根本的是大力推進民主政治建設，深入進行政治體制改革。不同國家有不同的民主觀念和民主制度。在中國，民主最根本的就是人民當家作主。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就是要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保障人民有更多更切實的民主權利。這就需要不斷改革現行領導制度和政治體制機制方面的弊端。如鄧小平所説，“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制的改革。”

　　毛澤東在上個世紀50年代説過：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為了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對人類作出更大貢獻，必須牢記這段歷史給我們刻骨銘心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