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智庫交鋒下中美關係:應引導重塑沸騰的民意

　　隨著國際形勢變化和中美力量對比變化，兩國之間的矛盾點在某段時間增加是正常的，出現激進的聲音也是正常的，但中美理性的分析家和外交家應該引導、重塑某些時候沸騰的民意

　　本刊特約撰稿/陳君

　　公眾了解孫哲是通過大眾媒體。媒體引用最多的是他就中美關係提出“鬥智鬥勇不鬥氣”的説法，以及“包子和披薩”的比喻。孫哲説，“披薩餅”是美國人的表達方式，餡料都擺在明面上；而中國人喜歡吃“包子”，餡兒在皮兒裏面，用比較婉轉的方式來處理問題。這些文化差異可能會引發誤會、分歧，甚至爭執、爭端。

　　孫哲領銜的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很注重影響力的發揮。他和同事針對美國國內的戰略經濟評估報告就曾直達國務院，受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的重視和表揚。

　　從1990年赴美留學，到2000年回國教書，孫哲在美國整整生活了10年。他經營過超市，也曾在大學和研究所任教。豐富的經歷使他對美國學界和社會生活有著切身的認識，也深知要用美國人能理解的方式闡釋中國問題。

　　去年，17名來自美國國防部、商務部、國土安全部、核管理委員會等部門的高級官員來華接受培訓，課程包括“中美關係中的中國戰略”“中國公共政策決策”等內容，孫哲是這個項目的總負責人。

　　第一堂課，孫哲就用迪士尼動畫片《美女與野獸》中的“雙面神”作比喻，向這些特殊的學生介紹中國和平發展的成就和挑戰。這些美國官員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其所管理部門未來的對華決策乃至美國國策的制定和執行。

　　孫哲説，現在隨便問10個學者，對中美關係的看法，恐怕會有三四種不同的觀點，積極論、悲觀論、現實論都有，體現了中美關係的複雜性。

　　布魯金斯的穩定派

　　去年秋天，在華盛頓，清華大學中美關係研究中心聯合基辛格中美關係研究所舉辦“中美相互認識論壇”。清華請去了中國國內的美國問題專家，和布魯金斯學會、卡耐基中心等美國一流智庫的學者對話，討論戰略、人權、民主政治等一系列問題。

　　令孫哲印象深刻的是，雙方就一些問題産生的分歧，顯得越來越大。在一些公開場合，學者為各自政府辯護，唇槍舌劍，互不相讓。

　　近年來，中美智庫交流頻繁。“為政府決策提供意見的人，也承擔著對外溝通的責任。和政府走得比較近，容易説出和政府同調的話。”孫哲説。

　　中美智庫最大的區別在於，前者絕大多數為官辦，是所謂“事業單位”；後者中很多學者都是美國政府的退休官員，或者即將在政界扮演重要角色，這就是人們常説的華盛頓“旋轉門”

　　《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曾這樣描述美國智庫裏常見的場景：整個午餐，無論是在非正式的自助餐廳裏，還是在正式的週五午餐上，智庫人員以及客人圍坐在圓形桌餐前，討論一週所發生的事，諸如古希臘某場悲劇的合唱。在為政府或商界舉行的會議中，在高級研修項目中，他們通過付費或免費的諮詢等打開通向政府官員的大門。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中國社科院美國所前所長王緝思每年多次去華盛頓，總會與智庫的人接觸交談。他了解到，美國對華政策的許多思路和提法都是學者專家或工作層次的官員首先倡議的。

　　“美國歷史最悠久的智庫布魯金斯學會，他們的學者對政策制定者的影響力比我們大得多。”孫哲説。

　　成立於1916年的布魯金斯學會位於華盛頓“政策大街”馬薩諸塞大街1775號，在國會東北邊，距離只有5公里。就在不遠處的1779號，坐落著另一頂尖智庫——卡耐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華盛頓中心。

　　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如今掌管著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中心。在到布魯金斯之前，李侃如曾是克林頓亞洲事務首席顧問，參與制定對華政策。

　　“‘美國對華政策在2010年發生突變’是一種誤解。奧巴馬總統就職以來對中國採取了非常務實的政策。他説，美中合作對有效解決重大國際問題至關重要。”李侃如對《中國新聞週刊》説。

　　作為美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鮑大可的學生，李侃如認為儘管存在一些分歧，但“穩定”應該是描述兩國關係未來的通用詞彙。

　　在美國學術界，鮑大可(A.Doak Barnett，1921-1999)與費正清和斯卡拉賓諾(Robert Scalapino)並稱為美國“三大中國通”，是美國當代中國學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冷戰年代，鮑大可曾提出著名的“遏制而不孤立”的對華政策建議，主張同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直接推動尼克松訪華。

　　李侃如回憶説，“穩定”也是他老師晚年對中美關係的期待。1999年3月鮑大可臨終前，時任克林頓政府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李侃如，曾到醫院看望老師，從一進入病房起，師生聊的話題就沒有離開過中美關係，老師反復告誡他説：“政府應當對美中關係有一個長期的考慮，因為兩國之間不斷增長的商業和其他方面的交往將起到穩定雙邊關係的作用。”

　　美國另一著名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SIS)資深研究員葛萊儀(Bonnie Glaser)表示，從很多美國人的角度看，中美關係在2009年到2010年的轉折並不如一些分析家們描述的那樣尖銳。

　　復旦大學倪世雄教授也對《中國新聞週刊》説，“突出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面對共同挑戰”將成為新時期中美關係發展的總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