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腐”頻出凸顯制度化反腐緊迫

　　只有按照總書記的要求和中央部署,加緊進行反腐制度建設,構建科學體系,織密反腐鐵籠,加大查處力度,並規範權力運行,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才能堵住類似“雅腐”這些新型腐敗,腐敗分子才無機可乘

　　近幾年,中央加大反腐肅貪力度,大力加強制度化反腐,加緊構建科學反腐體系,不斷取得新的成效。但像病菌抗藥性一樣,一些貪官的抗反腐伎倆也在“升級”,官員貪腐的花樣不斷出現新的變種,不僅有送名貴字畫和藝術品的“雅賄”現象,還有一些可以稱之為“雅腐”的行為,比如這些年蔚然成風的官員出書現象。

　　照理説,一些洞見不凡、有真才實學的官員按正當程序著書立説並非不可,這原本是他們的基本權利之一,但在不正之風下,出書也異化成了某些官員隱蔽的斂財手段。這種“雅腐”的路徑大同小異,構成要素一般都包括一個心存念想而且能濫用職權的官員,一個願意與官員結成利益同盟的出版社,一個明顯違背正常定價機制的價格,以及一群或主動巴結或被動消費的官場買書人……

　　一來二去,出書的官員賺得盆滿缽滿,而手段比直接收受財物更為高明。據媒體報道,國家藥監局原副局長張敬禮在落馬前一直“筆耕不輟”,先後出版了《老年急症救治手冊》、《百年FDA:美國藥品監管法律框架》等多部著作,其中一本由他撰寫的書籍售價竟然高達每本566元；原湖南省郴州市委書記李大倫也是貪官中著名的“文化人”,他在位時通過出書“掙”了3000多萬元……在這份“學者型貪官”的名單上,還有四川省成都市原市委常委高勇、臨汾市委原常委王月喜等人。

　　不過,除了可觀的腐敗收益,官員們熱衷“雅腐”的另一個動機是謀求學識淵博的好名聲。他們意欲以出書立傳來告訴世人,自己不僅是一個雄韜偉略的領導幹部,還是一個滿腹經綸的文人雅士,甚至不乏一些官員想借出書撈取政治資本。

　　在法治更為健全的國家,對公權力的監督機制較為成熟,官員的任何濫用權力的行為都比較容易被發現,並幾乎都會受到嚴厲的責罰,即便是公車私用、公款消費這種早已被我們司空見慣的“小事”,都足以掀起一場問責風暴。相比之下,“問題官員”在我們這裡過得要滋潤許多,他們不僅可以肆無忌憚地動用公帑進行“三公消費”,還可以利用各種潛規則為自己的親朋好友進行“定制招聘”,可以接受諸如兼任客座教授等形式謀求社會名譽,與直接的錢權交易相比,這些隱蔽的腐敗方式能夠規避監督風險,細水長流。

　　可以説,官場腐敗裂變的速度超乎公眾的想象,生活有多豐富,官員腐敗的形式就有多豐富。究其因,在於我們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還不夠科學完備,各種監督還不夠嚴密有效,相關問責體制尚不健全,以至於官員所掌握的公權力總是能輕易地被濫用、私用。

　　“雅腐”案頻出,凸顯制度化反腐的緊迫性。好在,紀檢部門已經對種種相對隱蔽的“雅腐”行為有了一定的認知,已經有專家建議將官員出書作為重大事項彙報,對官員的寫作時間、版稅、發行量等問題進行嚴格的登記審批。　　　

　　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紀委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時指出,要建設科學嚴密完備管用的反腐倡廉制度體系,以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的實際成效取信於民。只有按照總書記的要求和中央部署,加緊進行反腐制度建設,構建科學體系,織密反腐鐵籠,加大查處力度,並規範權力運行,推進權力運行程序化和公開透明,才能堵住類似“雅腐”這些新型腐敗,腐敗分子才無機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