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資費下降每年拉低CPI0.13--0.45個百分點

　　從2006年至今，我國先後出臺了一系列資費調整政策，如指導各省降低固定電話營業區間通話費上限標準，推行移動電話資費"雙改單"，下調國內漫遊費上限標準，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則取消短信網內網間差別定價，實行移動電話撥打長話一費制等等。在上述政策的共同作用下，我國電信資費市場化改革不斷向縱深邁進，在實現資費結構優化的同時，還實實在在地帶動了通信資費水平的快速下降。"十一五"期間，電信業綜合資費水平年均降幅達10.4%，5年累計下降超過40%。同期，我國固定寬帶接入普及率由2005年的2.9%提高到2010年年底的9.5%；移動電話普及率則由2005年的30.3%提高到2010年年底的64.5%。

　　資費持續快速下降，推動電信業量收差距不斷擴大。"十一五"期間，電信業務總量保持高速增長，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21.8%，2010年的規模達到31000億元，是"十五"末年規模的2.7倍。同期，電信業務收入年均複合增長率僅為7.9%，在業務種類不斷豐富、每戶月均通話時長（MOU）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該增速不僅遠低於電信業務總量，且自2007年之後又低於GDP增長。按照定義，各年電信業務總量等於各年的電信業務實物量乘以2000年業務不變單價；而電信業務收入則等於各年的電信業務實物量乘以當年的實際電信業務價格。因此，電信業務總量與業務收入增速之間的巨大差距，實質上是不變單價和實際資費的差距不斷擴大的直接表現。

　　量收差距逐年擴大，全面反映電信業的經濟社會貢獻持續增長。一方面，根據對電信業務總量的界定，該指標實際反映的是以不變單價來度量的價值量。該價值量增速持續高於GDP增速，表明行業自身規模在迅速擴張的同時，對國民經濟的貢獻也呈擴大趨勢。從當年電信業務總量佔GDP的比重看，已從2005年的6.3%上升到2010年的8%左右，5年間提高了1.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電信業務收入與電信業務總量的非同步增長，也深刻揭示了電信業作為國民經濟的基礎性、戰略性和先導性行業，以服務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為首要責任，切實履行社會義務，不斷回饋社會和讓利於民，推動行業自身與社會經濟協調發展。

　　電信資費下調，節省用戶通信支出，助力改善民生。從消費者角度看，電信資費水平連年持續下降，消費者享受到更多實惠，成為最直接的受益者。以2009年為例，實行短信網內網間統一定價，消費者直接節省超過50億元的網間短信支出；區間通話費上限由原來的0.3元下調至0.2元，使消費者節約支出約59億元；簡化移動長途資費結構，使電信用戶每年節約62億元支出。從單個用戶看，資費結構和水平的調整，不僅使用戶的通信自由不再受到資費體系的限制，更重要的是用戶通信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滿足，可以更低的價格享受更多的服務，帶來電信消費支出的相對減少。以目前使用最廣泛的移動本地話音業務為例，"十二五"期間，本地移動話音MOU增長約8%，但本地移動話音ARPU同期卻下降了約22%，即單個用戶的移動通信量增加了，但移動通信消費支出卻大大降低，説明用戶從資費改革中獲得了實際的益處。

　　電信資費"逆勢"下降，一定程度上抑制CPI過快上漲。"十二五"期間，受多種因素的影響，CPI年均增長2.9%左右，2010年更是高達3%。在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的、涵蓋城鄉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各類消費品的價格普遍上漲的情況下，電信行業以服務社會、讓利於民為己任，全方位、大力度推進資費下調，對穩定物價、抑制同期CPI的過快上漲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據測算，從2006年以來的5年間，每年由於電信業務資費下降，對CPI的下拉在0.13個～0.45個百分點之間，充分發揮了價格指數"穩定劑"的功效。

　　2011年是"十二五"的開局之年，資費下降及結構調整仍將持續推進，在調整産業結構，轉變生産方式中，電信業將進一步凸顯其重要作用，更好地服務於全社會經濟發展與信息化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