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釣魚島歸屬中國鐵證”《海國記》的發現（圖）

　　另外還有三點：

　　第一，此次審閱評估的原件是否是錢泳的手抄本，近兩年國內對此有所爭論。北京大學歷史系辛德勇教授早在其2006年撰寫的《錢泳〈記事珠〉稿本經眼識略》一文中，就已經明確“檢視此書，滿紙塗抹圈改，且在多處留有錢氏署名，其為錢泳手稿，自是了無疑義，毋庸再贅予徵考”。近一年來，鄭偉章先生和蔡根祥教授也對此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鄭先生，還把錢泳的其他作品找出來比對，這是非常科學的。鄭偉章先生在錢泳的《登樓雜記》抄稿中發現了有關《海國記》所載內容的記述，也注意到彭令所藏《海國記》與《登樓雜記》一樣，皆為錢泳經手整理的文字。差別在於，《海國記》原件是錢泳親筆抄錄的，為其真跡；《登樓雜記》原件疑是錢泳之子錢曰祥經手整理其父作品之抄本，現藏國家圖書館善本部。此外，我的學術摯友、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主任委員傅熹年先生，認真鑒定包括《（〈浮生六記〉卷五）冊封琉球國記略（〈海國記〉）》在內的《記事珠》原件後，認為“《冊封琉球國記略》原件，是清代舊東西，錢梅溪(錢泳號梅溪)手稿真跡，當代人是造不出來的。”因此，我們認為，《（〈浮生六記〉卷五）冊封琉球國記略（〈海國記〉）》原件為錢泳真跡，完全能夠確定下來。

　　第二，沈復在《浮生六記》前四記中，除記錄了與妻子、父親的關係外，還記錄了去重慶、四川、陜西、山東、河南等地遊玩的過程，這是沈復的朋友石韞玉介紹去的。嘉慶十二年，石韞玉前往北京，經其介紹，沈復也來到北京。《浮生六記》第四記就到此為止，後來的沒有了。我們注意到，《海國記》中表明，沈復的琉球之行就是嘉慶十三年開始的，這裡面可以看出其中的關係，因此，《浮生六記》第五記的發現，對《浮生六記》本身也甚有價值。前四記的文筆風格與第五記可以作比較，這也是很有價值的。

　　第三，關於《海國記》原件的價值與意義，我是十分看重的。2010年8月11日上午，在清華大學中國古典文獻研究中心，我認為：《（〈浮生六記〉卷五）冊封琉球國記略（〈海國記〉）》原件，首先是清代書法家錢泳的手稿，藝術價值較高，可比作一塊玉；又係出自古典文學名著沈復《浮生六記》的佚文，文學價值很高，進而可視為一塊美玉；再者能廣泛傳遞、宣傳‘釣魚臺（島）自古屬於我中華’的重要歷史信息，現實意義大，歷史價值也高，更進一步謂之當代和氏璧，亦應該不為過。

　　也許有人會説，這部古籍的文物價值，無法與宋元孤本古籍相提並論；藝術價值，也不可能達到歷代頂尖級書法家傳世墨跡之地位；“釣魚臺（島）自古屬於我中華”的歷史信息，其他文獻中亦早有記載。但是，我們應該注意到，古代著名書法家手跡、傳世經典佚文與“釣魚臺（島）自古屬於我中華”的重要歷史信息，在一部古籍中三位一體，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這樣的歷史文獻，不是經常能被發現的，著名文獻學家鄭偉章先生見到原件時曾反復説：“不容易看到，大飽眼福了，賞閱前應該沐浴焚香。”我相信，讀者也一定能有儘量高看這文獻一眼的期望。（傅璇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