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福林：“民富優先” 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日前，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組織了《發展方式轉變背景下的“十二五”改革選擇———2010年中國改革問卷調查》，其目的是客觀評估“十一五”改革進程，預測和判斷“十二五”改革形勢。據了解，儘管受調查人群數目不大，但人群結構值得關注，其中，中央及地方黨政機關專家佔26.83%，高校及研究機構專家佔64.63%，其他方面專家（包括企業和媒體）專家佔8.54%。

　　這份受眾相對高端的調查報告，帶給我們哪些信息和啟示？

　　大部制改革有進展，但在落實行政範圍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協調、相互制約方面，沒有實質性突破，距離目標還很遠。　

　　大家之所以對群體性事件保持高度關切，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經濟風險方面我們還有一定的處理能力，而在社會風險的處理上還缺少成熟的經驗。　

　　各級政府都在提“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其實這是全社會的事情，是企業的事情，政府要聚精會神改善民生，搞公共服務。

　　1

　　收入分配改革：最滯後，也最可能突破

　　您認為，與預期相比，“十一五”改革相對滯後的是（請選三項）：

　　選項 頻數 比重

　　A、收入分配改革 205 85.42%

　　B、行政體制改革 150 62.50%

　　C、社會體制改革 102 42.50%

　　您認為，“十二五”改革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是（請選三項）：

　　選項 頻數 比重

　　A、收入分配體制改革 156 65.00%

　　B、資源性産品等要素市場改革 119 49.58%

　　C、財稅體制改革 107 44.58%

　　【權威解讀】

　　新京報：這兩組數據放在一起很耐人尋味，與預期相比，認為“十一五”改革相對滯後的領域分別是收入分配改革、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體制改革。而認為“十二五”改革最有可能取得突破的領域分別是收入分配體制改革、資源性産品等要素市場改革和財稅體制改革。“收入分配改革”兩次排名都是第一，您怎麼看？

　　遲福林：一方面，這説明大家反映“十一五”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引起了社會的關注，並且普遍認為“十一五”時期收入分配改革沒有取得實質進展，這是一個基本的評價，這也應該成為“十二五”一開頭就必須要解決的事情，也很可能成為“十二五”改革開局之年的重頭戲。年初，這項改革方案會推出來。

　　新京報：行政體制改革的相對滯後，僅次於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為什麼？

　　遲福林：“十一五”期間，大家對行政體制改革寄予很大期望。“十一五”推出了以大部制為重點的行政體制改革，這個改革有進展，但是形式意義大於實際意義，比如説有些部門合併了，但是合併以後的大部制本來是要按照中共十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要建立行政體制範圍內既相互協調又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也就是我們要進行行政範圍內的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三分”改革。

　　可是，實際上只搞了大部制，在落實行政範圍內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互協調、相互制約方面，沒有實質性突破，甚至還沒有真正破題，距離中央提出的目標還相差很遠。

　　新京報：62.50%的專家認為“行政體制改革”滯後，可是只有15.42%的專家認為“行政體制改革”最有可能取得突破，問題在哪？

　　遲福林：這涉及到一個利益調整，現在的情況是GDP優先的發展理念根深蒂固，這種根深蒂固的發展理念又與地方、部門的利益直接結合在一起。如果禁止地方政府搞土地批租，他會説我地方財政怎麼保障。

　　所以，如果行政體制改革沒有一個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沒有幹部選拔機制和財稅體制改革作為兩個基本前提，行政體制改革很難突破。

　　2

　　半數認為收入改革“基本沒進展”

　　您對“十一五”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進展的判斷是：

　　選項 頻數 比重

　　A.有重大突破 1 0.42%

　　B.有所進展 50 21.1%

　　C.基本沒有進展 134 56.54%

　　D.有所倒退 50 21.1%

　　E.不好判斷 2 0.84%

　　【權威解讀】

　　新京報：我們圍繞最為關注的“收入分配改革”談談吧，調查問卷中，56.54%的人對“十一五”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進展的判斷是“基本沒有進展”，甚至還有21.1%的人認為“有所倒退”，您怎麼看待這個判斷？

　　遲福林：一方面，大家認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會在期盼中出臺，另一方面大家又認為在現在以財稅體制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沒有突破的前提下，收入分配方案即使會出臺，可能步子也不會太大。

　　比如這組數據，高達62.76%的專家認為“十一五”時期的行政體制改革在“很多方面沒有達到預期目標”，還有20.50%的人認為“預期目標基本落空”。而行政體制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是緊密聯絡的。

　　新京報：這麼高的比例關注“收入分配改革”，並且表示擔憂的人也佔這麼高的比例，您怎麼理解？

　　遲福林：這個數字反映了專家們的一種期望值，期望它能儘快出臺，但同時期望相應的結構性改革能夠跟上來，只有財稅體制、行政體制這些相應社會政策同時出臺，才能實現收入分配有一個較大的突破。

　　所以，超過一半的人認為基本上沒有大的進展，並不是大家不希望進展，而是説大家盼望收入分配改革不要僅僅是一般性的，這個改革不要流於形式，如果這項改革在“十二五”開局之年沒有很大突破的話，那麼很多事情，尤其是經濟轉型就很困難。

　　新京報：如何影響到經濟轉型？

　　遲福林：因為老百姓的收入是跟消費水平和消費預期直接聯絡的，而消費水平和消費預期又跟能不能初步形成或者促進形成消費主導的經濟發展傾向直接聯絡，如果這樣一個趨勢沒有形成的話，那麼經濟轉型就不可能真正破題。

　　經濟轉型的核心任務是投資出口拉動、消費拉動，尤其消費拉動。消費靠什麼，靠中低收入群體，而中低收入群體第一要解決收入水平，第二要解決消費預期，就是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要加快，第三要解決好消費環境，如果社會總是通脹，實現這些就很難。

　　新京報：看到這個數據，很容易讓人理解為信心不足。

　　遲福林：這不是説大家沒有信心，相反從一個側面看，大家認為推動收入分配製度改革，必須要推動以財稅體制為重點的結構性改革，這樣收入分配改革才會有大的進展，否則收入分配改革很難有實質性的突破。

　　3

　　“群體性事件”成最不可預見風險

　　您認為，“十二五”我國面臨的不可預見風險主要有（請選三項）：

　　選項 頻數 比重

　　A、群體性事件突發 172 72.27%

　　B、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動蕩 170 71.43%

　　C、能源危機 117 49.16%

　　【權威解讀】

　　新京報：在“十二五”期間我國面臨的不可預見風險中，72.27%的人認為是“群體性事件突發”，71.43%的人認為是“國際經濟政治格局的動蕩”。這個判斷準確嗎？

　　遲福林：大家談不可預見的風險，不可預見是什麼？從國內來講，一些專家最擔心的就是由於貧富差距問題、由於利益的訴求表達機制問題，導致一些矛盾在一定條件下，隨時隨地都有可能形成或大或小的地區或局部的群體性事件，這樣一種判斷反映出專家高度的警惕性和高度的關切度。

　　新京報：“群體性事件突發”的風險系數會有這麼高嗎？

　　遲福林：經濟風險確實存在，比如通脹的壓力，尤其是外部環境的變化，還是壓力比較大的，但是大家更關切社會風險對於經濟發展造成的這種影響。我們應該避免的是社會風險。我理解，專家的基本判斷是社會風險大於經濟風險。

　　新京報：避免這個風險，也應該是和收入分配改革挂鉤的，對吧？

　　遲福林：專家們這樣一個高度判斷，希望能通過收入分配改革，通過社會組織的發育，通過勞動報酬協商體制的建立，最大限度避免各類群體事件的發生，而群體事件的發生，不管是局部的還是區域性的，都有可能引起連鎖性的反應。

　　其實，從調查看，大家認為最不可預見的風險，一個來自國內，一個來自國際，就是整個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化所産生的外部壓力。

　　新京報：從目前看，應對“群體性事件突發”這個最不可預見的風險方面，我們準備得怎麼樣？

　　遲福林：我認為，大家之所以對群體性事件的問題保持高度的關切度和高度的警惕性，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在經濟風險方面，我們還有一定的處理能力，而在社會風險的處理上，包括在理念、機制、對策上，還都缺少比較成熟的經驗。現在地方政府一方面是擔心，另一方面確實沒有積極的、主動的來化解，一定程度上缺少理念、缺少機制、缺少對策。

　　4

　　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有專家提出，我國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發，將導致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即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您認為“十二五”這一風險有多大？（認為風險完全不存在為0分，完全確定會出現為5分）

　　選項 頻數 比重

　　A、0分 8 3.35%

　　B、1分 28 11.72%

　　C、2分 56 23.43%

　　D、3分 90 37.66%

　　E、4分 48 15.90%

　　F、5分 19 7.95%

　　【權威解讀】

　　新京報：我注意到您最近的言論中，多次談到“中等收入陷阱”。有專家提出，我國快速發展中積聚的矛盾有可能集中爆發，將導致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即陷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並且，在此次調查問卷中，還專門設置了這個問題。（認為風險完全不存在為0分，完全確定會出現為5分），選擇3分以上的調查對象達到61.51%。這個數據是不是説明了現在的情況是接近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邊緣？

　　遲福林：這樣的一些數據，反映了大家對發展前景的擔憂，一方面因為提出了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的改革轉型路線，大家認為路線選擇是對的。另一方面，今年中國人均GDP達到4000美元，開始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可是，對有可能引起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做多方面分析後，我們發現能夠形成跌入中等陷阱的風險誘因是存在的，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是存在的，並且某些方面的風險還有增大的趨勢，因為中等收入陷阱就是在人均GDP達到4000—10000美元的時候，因發展方式選擇不當，導致經濟增長長期的低迷或者停滯。

　　新京報：都有哪些風險誘因？

　　遲福林：第一，貧富差距，收入差距擴大的趨勢不是在縮小，還是有逐步增大的趨勢；第二，居民消費力，儘管經濟發展速度很快，但是居民消費力並不樂觀，目前居民消費力是處於低水平，35%左右，歷史上我們都達到50%以上。第三，公共産品，儘管這些年加大了投入，但是總體上公共産品，公共服務供給不足，這個矛盾還是存在的。第四，國民收入分配失衡，資源在國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中過度的向政府傾斜，甚至某些方面是嚴重失衡。第五，社會風險和社會矛盾有不斷增大的趨勢。

　　因為中國有可能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共同的特點又有自己獨特的特點。總的來説，這五個問題解決得不好，或者這五個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誘因沒有解決好，應該説都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應當對此保持高度的警惕。

　　新京報：有學者稱，“十二五”轉型和發展，中國首當其衝的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遲福林：關鍵是看我們下一步的選擇，究竟是繼續堅持GDP總量為改革導向，還是以“民富優先”作為改革的導向。

　　如果繼續堅持GDP總量為導向，可能發展方式這個“球”到一定時候就破了，破了以後會發現，速度會從高速突然降下來，甚至會降得很低。

　　如果以“民富優先”為改革導向，把國家的發展變成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收入提高了，消費率也就提高了。而消費率提高了以後，社會的矛盾，社會風險因素就會明顯降低，就有可能通過民富優先的轉型和改革導向，成功避免這樣的“中等收入陷阱”。

　　我的想法，“民富優先”的轉型和改革導向，可能是避免“中等收入陷阱”一個最重要的戰略性選擇。

　　新京報：目前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最大的障礙是什麼？

　　遲福林：我認為現在要有基本共識，因為改革到一定程度很難有共識。比如説政府轉型，什麼是政府轉型？第一，以公共服務為中心還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大家都説政府工作就是搞好經濟建設，這個觀念必須轉變。

　　各級政府都在提“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其實這是全社會的事情，是企業的事情。如果説要使得全社會能夠一心一意謀發展的話，那麼政府就要聚精會神的改善民生，一心一意的搞好公共服務，政府要以公共服務為中心，加快政府轉型。

　　5

　　當務之急是彌補貧富差距

　　您對“十二五”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變化趨勢的判斷是：

　　選項 頻數 比重

　　A、繼續擴大 117 49.16%

　　B、維持現狀 24 10.08%

　　C、有所緩解 83 34.87%

　　【權威解讀】

　　新京報：我注意到有幾個調查，本身是圍繞這些誘因展開的。比如，49.16%的人對“十二五”我國城鄉收入分配差距變化趨勢的判斷是“繼續擴大”。對“十二五”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措施中，65.83%的人認為是規範壟斷行業收入分配，對國有企業進行“收租分紅”，60.83%的人認為是切實提高農民收入，42.08%的人認為是建立工資定期增長制度。您怎麼理解？

　　遲福林：我認為收入差距主要表現在城鄉差距，城鄉差距在我國貧富差距中的比重至少佔到60%的比例。解決城鄉差距是解決貧富差距拉大的重要方面。怎麼解決，可以圍繞一些具體問題探討。

　　第一，“十二五”讓農民工成為歷史，能不能成為歷史，如果“十二五”讓有條件的農民工比如80後的在城裏工作成為歷史，那麼這個就有可能實現。

　　第二，初步實現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十二五”有沒有可能？如果這個有可能，也可以做到。

　　大家的擔憂也是一種期盼，期盼在城鄉收入差距當中有一些實質性動作，但是現在還沒有完全看到。

　　新京報：“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的觀點記得您專門提過。

　　遲福林：這樣做，也是從一種角度反映大家對解決城鄉收入分配差距重大政策的一種迫切期盼。

　　去年8月份提出了“讓農民工成為歷史”，當時引起社會熱議，很多人説十年十五年也做不到。我説如果十年十五年做不到，那麼反過頭來看，必然要跌入“中等收入陷阱”，導致大量貧民窟的出現。如果這樣的話，80後有一定文化程度的，在城裏有相對穩定的工作，為什麼不能市民化呢？我們講公平發展、科學發展，為什麼連農民工這樣一個歧視問題都解決不了？

　　新京報：有觀點認為這樣做財政壓力會很大。

　　遲福林：財政壓力是一個問題，但更要看到在收入分配改革當中，這是一個最突出的矛盾焦點，農民工市民化是城鄉差距的焦點，也是貧富差距的焦點。

　　新京報：調查中有87.50%的人把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徵地制度與土地流轉制度）作為“十二五”農村改革最緊迫的任務，有77.50%的人選擇的是農村公共服務體制改革。

　　遲福林：這個調查，我想前兩項數據最重要，就是農村改革最迫切的是什麼，首先是土地，因為土地問題涉及到農民對於土地的關係，究竟是一個物權關係還是一個債權關係。

　　農民對土地的長期使用權，實際上它是一種物權關係，應該受到物權法保護，在這個前提下土地的流轉才是有序的，在這個前提下土地流轉當中農民才是最大的受惠者，農民才成為土地流轉的主體。

　　土地最大的問題，現在放置在目前這樣一個發展方式當中，第一容易導致政府對農村土地的掠奪，第二容易導致資本對農村土地的掠奪。我是不主張大資本下鄉。大資本下鄉要搞服務、搞流通、搞加工這可以，決不能搞資本下鄉佔土地。

　　第二個，為什麼農村公共服務問題大家期盼，我們過去研究城鄉收入差距是3.3倍，實際差距5到6倍，主要因素是什麼，就是公共服務制度安排不合理。

　　第三，現在農民工進城，戶籍是個表面問題，背後是公共服務福利制度安排問題，如果有了均等的公共福利制度安排就好解決。

　　6

　　高層次協調機制“非常必要”

　　您認為，“十二五”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制：

　　選項 頻數 比重

　　A、非常必要 167 69.87%

　　【權威解讀】

　　新京報：有一個問題，談到“十二五”要建立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制，就是專門針對“改革共識”的吧？

　　遲福林：加強“頂層”設計，已經寫入了中央的“十二五”規劃建議，這是好事。

　　新京報：這個結果比較集中,69.87%的人認為“非常必要”，18.41%的人認為“有一定的必要性”，這個比例還是相當高的，和預期的結果一致嗎？為什麼這樣設計問題？

　　遲福林：基本符合預期。這樣設計，是因為改革涉及三大方面問題。

　　第一，改革的深刻性、複雜性加大，加強改革決策層次的設計很重要。因為像政治體制改革，包括收入分配，這裡面涉及的問題特別複雜，改革已經不是過去的摸著石頭過河，某些重要的改革也已經不是局部試點。真正取決於決心勇氣，取決於決策層。

　　第二，改革已經成為全面利益關係調整，需要中央統籌協調去推，你不統籌協調去推，僅僅靠下面去試點，那有些好的改革可能走形變樣，並且也很難在實踐層面去推動。

　　第三，現在改革應該説缺少廣泛的共識。目前，改革廣泛共識的社會基礎已經不存在了，所謂不存在體現在哪？就是改革已經是利益的調整問題，而要改革的東西比較多，這個情況下，全社會某一項改革意見要像過去一樣充滿共識就很難了。這個背景下，我的看法是改革得有基本的共識，比如説改革導向這些基本共識很重要。

　　新京報：改革的方向應該明確。

　　遲福林：對，需要讓決策反映民間的呼聲，形成基本的力量，集聚基本的共識。這也就是為什麼要提出構建高層次的改革協調機制。

　　嘉賓　遲福林（全國政協委員、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　

　　本報時事訪談員　高明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