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重金引進高端人才遭質疑 社保制度亟待改進

　　提要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董明：正由於社保制度建設的嚴重滯後，當前社會上存在著一股戾氣，許多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考慮政策的具體情況，只注重結果的絕對公平。對於這種戾氣，我們既不能任由其滋長，也不能一味地對其進行批判，而是要去引導，並解決問題。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應充分考慮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平衡，特別是在關乎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上，更應加大投入，從而避免引起公眾在重金引進人才等問題上的抵觸情緒。

　　近日，杭州市出臺的《杭州市人才專項用房建設三年行動計劃》指出，將在3年內建設人才專項用房，該房實行政府定價，原則上不超過同類地段新建商品住房市場價格的50%。

　　對於杭州市的這一高端人才獎勵方式，公眾看法不一。有人質疑，把錢補貼給“不差錢”的高端人才，可能製造新的社會不公平；但也有人認為，重金吸引高端人才有利於地方發展，這一獎勵行為與公平無關。

　　上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通過民意中國網和搜狐新聞中心，進行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2267人參與)，40.7%的人贊同這一做法，其中9.9%的人“非常贊同”。此外，33.8%的人表示“説不清”，18.6%的人表示“比較反對”，6.9%的人“非常反對”。受訪者中，“80後”佔43.5%，“70後”佔34.1%。

　　高端人才不差錢就不獎勵？

　　“既然是‘人才’，他們會比普通百姓差錢嗎？再説了，在公眾對房價問題高度關注的今天，地方政府在獎勵人才時沒必要非在‘房子’上做文章吧。除非是為了作秀、引起關注。”北京市某高校研究生張柏(化名)説。

　　然而，北京市某區法院職員陳君(化名)對杭州市的這一政策表示支持。他認為，現代社會中人才最為可貴，引進人才對於地區發展的貢獻，遠不是一套房子的價值能比擬的。“看到網上有許多反對的聲音，最主要的理由就是，這一政策可能導致貧富分化與社會不公平。但是，社會不公並不是重金引進人才造成的啊！”

　　“想要促進人才的流動，就需要政策的吸引，而對於當前中國社會的現實情況而言，最具有吸引力的，就是房子了。”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院長彭華民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採訪時指出，對於吸引人才而言，不論是住房獎勵還是其他物質獎勵，都是應該的，我們一直以來也都是這麼在做，“政府重視人才的態度，不能因為人才自身有錢或沒錢而改變。”

　　不僅僅是杭州。近年來，各地政府幾乎都出臺了自己的人才引進戰略，其中，重金獎勵無一例外地在政策中唱了主角。對此，網友的討論也是一撥兒接一撥兒。

　　本次調查中，43.0%的人力挺地方重金引進高端人才，34.4%的人“反對”，另有22.7%的人覺得“不好説”。

　　“獎勵高端人才與社會不公平並沒有直接聯絡，高端人才引進政策不是社會福利政策，它追求的主要價值應該是效率，而非公平。”國家行政學院教授董明表示，如果將給予人才的獎勵與他們對當地發展所作出的貢獻相比，這些物質獎勵也並非不公平。

　　董明指出，我們之前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則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然而在幾十年的發展過程中，卻逐漸出現了社會貧富分化等問題，於是就有人提出，“所有的政策都應該體現絕對公平”，但如果一切都絕對公平的話，社會發展的動力何在？

　　我國在人才引進方面還做得遠遠不夠

　　今年6月，中國與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起草和制定人之一王輝耀，在媒體上撰文指出，中國送出留學人員約162萬，世界最多，但歸國者只有49萬。

　　“‘人才強國’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重要內容，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在發展過程中，都制定了多項吸引人才的社會政策，但我國在這方面，做得還遠遠不夠。”彭華民説，在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裏，我們總是説“經濟發展”，但對人才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還不夠重視。現在，社會建設和經濟建設並列為中國發展的內容，我們需要各種各樣的人才參與和推動國家的社會建設。

　　據聯合國相關統計，截至2005年，全世界大約有30多個國家制定了便利高端人才入境的政策或計劃，其中17個都是發達國家。以在全球人才競爭中獲益最大的國家——美國為例，其每年批准的約14萬職業移民綠卡中，投資移民只有1萬人，而傑出人才、優秀人才、高技能人才則各佔了4萬多人。

　　今年6月，我國發佈的《國家中長期人才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也明確肯定了人才引進對於建設人才強國的重要性與必要性。

　　公眾質疑折射出社保制度亟待改進

　　既然我國的人才引進工作還有待加強，那麼各地的一系列利好政策為何會受到部分公眾質疑呢？

　　調查顯示，在受訪者眼中，不少人質疑人才引進政策的主要原因依次有：“社會不公平現象較多，讓一些人受到傷害”(66.9%)、“獎勵高端人才可能會造成新一種社會不公”(52.0%)、“許多普通人抱有‘酸葡萄心理’”(44.9%)等。

　　“高端人才不會質疑這一政策，擁有權力資源或經濟資源的人也不會質疑，真正的質疑者，恐怕就是那些在日常生活中遭受過不公的普通百姓吧。”陳君説。

　　彭華民認為，一些人質疑部分高端人才引進政策，並非出於對人才引進制度本身的不滿，而是由於當前社會還存在收入分配不公平和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後等問題。“以住房保障制度為例，正是由於這麼多年來沒得到明顯改善，導致有的人一提到房子就生氣。在這樣的社會情緒下，一些人在相關政策中，只要一聽到‘房子’，不管三七二十一，第一反應就是‘這個政策不好’。”

　　彭華民説，公眾對人才獎勵政策的質疑，折射出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亟待改進。

　　“當前，我們制定政策的基本原則，應該轉變為‘效率與公平兼顧’。”董明認為，不同類型的政策，要以不同的價值為主導，例如引進人才的政策，我們應該主要考慮效率，而社會保障政策，則更應該考慮到公平問題。

　　董明説，正由於社保制度建設的嚴重滯後，當前社會上存在著一股戾氣，許多人“不患寡而只患不均”，不考慮政策的具體情況，只注重結果的絕對公平。對於這種戾氣，我們既不能任由其滋長，也不能一味地對其進行批判，而是要去引導，並解決問題。政府在政策制定中，應充分考慮公平與效率之間的平衡，特別是在關乎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上加大投入，從而避免引起公眾在重金引進人才等問題上的抵觸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