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走出去”的戰略轉型 締造話語權和文化安全

　　文化“走出去”戰略是近幾年來我國關於文化發展最突出的主題之一。這個戰略是在我國入世過渡期結束之後、文化産業開始深度參與國際文化産業分工與國際文化市場的競爭中提出來的。一方面，它是我國經濟“走出去”在文化産業發展領域裏的必然延伸，同時也是我國文化市場對外開放的必然結果。更深層次的原因是如何克服入世後我國文化産業被動挨打的局面，變消極應對為主動出擊，通過積極擴大國際文化貿易、克服巨大的文化貿易逆差，維護國家文化安全。

　　文化“走出去”戰略首先是作為面對WTO，中國文化管理與文化産業政策選擇提出來的。改革我國的文化外貿體制，建立新的文化外貿制度，制定和實施“走出去”戰略，大力鼓勵文化産品出口，充分利用WTO提供的全球文化市場，參與國際文化市場競爭，是它的主要內容，並且首次提出了“制定國家長遠的實施對外文化貿易戰略。”這也是有關文化“走出去”戰略研究的主要內容。服務於國家整體戰略需求，並且隨著國家相關戰略的提出而提出文化産業發展的戰略問題和戰略問題研究，既是我國文化産業發展戰略研究的特點，同時也是我國文化産業發展研究的局限性所在。在關於如何“走出去”的研究中，存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與這一戰略本身的規定性相關的“單向性”，缺乏關於我國文化産業發展國際化戰略的整體性思考。

　　文化走出去，不只是文化産品走出去。文化産品的走出去，只是整個文化走出去戰略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我國一系列積極倡導文化體制改革，大力發展文化産業的研究文章，西方國家的文化經驗是所有這些文章觀點的重要的理論依據。在所有這些論據中，引用最多的也是影響最大的就是西方國家關於文化産業發展的一系列組織、制度和體制安排，以及依此為核心而形成的文化法律體系。也就是説，我們在介紹和引進西方的經驗作為倡導我國發展文化産業的參照的同時，也使得西方國家的文化體制和文化制度的理論主張和安排模式，在“借鑒”的名義下“走進了”我國的文化産業發展和文化産業制度的建構之中。西方國家的“文化戰略”，不僅僅是文化産品對中國的大量出口和“貿易順差”，而且也包括文化制度理論和制度模式的“對華出口”和“貿易順差”。中國已經走過了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後過渡期。在今後漫長的中國文化復興的道路上，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所遭遇到的不僅僅是好萊塢式的文化産品市場的巨大挑戰，更為重要的是文化産品市場背後所蘊藏的整體性的國際文化戰略競爭的制度性挑戰。

　　哥本哈根全球氣候大會關於碳排放問題之爭，是一次重大關於未來人類命運和世界發展的新價值觀之爭，一次新的全球國際文化戰略競爭的預演。低碳問題不僅是經濟戰略問題，而且也是文化戰略問題。話語權和道德高地在今天和未來全球經濟發展中具有文化制高點的戰略主導作用。因此，面對國際文化戰略低碳競爭時代的到來，中國的文化産業發展不能僅僅停留在文化産品的國際文化貿易上，不能僅僅停留在對中國對外文化貿易“逆差”的扭轉上，儘管這些對於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都是極其重要的。中國要在未來的國際文化戰略競爭中真正獲得文化戰略競爭優勢，就必須在文化走向世界的進程中實現戰略創新，建立起國際文化市場規則的中國標準和文化産業發展的中國經驗和中國觀念。文化制度和文化標準的國際化，才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核心與根本。創建不同文明的平等對話和共同發展是建設和諧世界的需要，其中包含著巨大的國際文化新秩序和國際文化産業制度創新機遇。誰能夠在這一巨大的歷史機遇當中率先獲得創新的成功，誰就能形成和擁有巨大的“軟實力”和“文化核心競爭力”，誰就將佔領未來全球文化産業發展的高地，影響世界文化整體發展的走向。

　　文化産業屬於低碳經濟範疇。但是文化産業也有“低碳”和“高碳”之分，也存在著嚴重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等問題。文化産業在扭轉經濟發展方式的同時，自身也有轉變發展方式的問題。“低碳”問題具有全球問題的普遍性價值取向，具有廣泛的國際共識和認同。已經有英國研究小組正在對每一張光盤生産所産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問題的研究。也就是説，文化産品生産在一般經濟學意義上的“碳排放”問題已經被納入了像英國這樣的“碳主導”戰略的大國時間表，一旦這樣的研究成果發佈，並且成為西方大國用以制定新的國際文化貿易的“碳排放標準”並以此來建構新的國家文化商品的交易秩序，對於像中國這樣的一個音像製品出口大國來説，不能不説是一個極其嚴峻的挑戰，中國的文化“走出去”戰略就將在“碳”問題上遭遇到西方的戰略堵截。一個時期以來，中國文化産業的粗放式發展所暴露出來的一系列問題，不僅一再受到國內輿論和公眾的嚴肅批評，而且也受到國際社會的非議甚至抵制。因此，面對正在重構中的國際文化新秩序，在文化資本利用、文化資源項目引進和開發上，在國際文化貿易等方面，中國應當著手建立自己的基於“低碳”標準的“定價權”機制，明確的以萬元産值能耗為標準的“節能減排”指標，並且以此為基礎建立起關於發展“低碳文化産業”的中國標準和中國話語，在積極的文化戰略創新和制度創新中，締造中國話語權和國家文化安全。在“低碳”問題上，中國不僅要保發展，也要保主導。不能保主導，就難以保發展。經濟上是如此，文化上也是如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引進“低碳”價值觀，以為中國文化産業新發展戰略的基礎。

　　全球低碳時代的到來和文化更深入的與經濟發展融合在一起，原有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關係正在被互相重構。基礎具有建築性和建築具有基礎性，在現代人們的經濟生活和文化生活中正在生動地體現出來。創意産業的提出和文化産業的跨界發展，不僅使得原有的剛性的經濟結構朝著更為彈性的“文化經濟”和“創意經濟”方向發展，而且也使得傳統的三次産業劃分邊界正在被新的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關係消融。産生於一種建築性基礎和基礎性建築的新的社會結構形態正在形成。它既是物質的，又是精神的；精神的物質化和物質的精神化，物質和精神各自互置在對象之中，正在演變成人類社會新的發展趨勢。“低碳”的提出是這一正在建構中的新社會結構形態的顯著特徵。這是人類社會走向生態文明的一個標誌。人類社會結構的每一次重大重構都是首先在價值觀上實現的。在經濟交往中，要更深刻的表現和體現對共同市場原則的尊重，在文化交流中，更深刻的表現和體現對共同市場原則的文化應用。把物質發展的精神原則深刻地體現在精神和文化發展的交往原則當中，並且在精神和文化發展的交往原則中創新基於前者的交往原則，從而在這個創新過程中實現新的話語權重構和轉移，應當成為中國文化實現從“走出去”戰略向“國際化戰略”轉型的重要思想。“低碳”是當今國際社會正在積極建構的物質發展的精神原則，把這一原則應用和運用於文化建設尤其是在文化産業發展戰略中，應該成為我們實現文化“走出去”戰略“國際化”轉型的文明起點。

　　中國擁有發展“低碳文化産業”和積極參與國際文化産業戰略競爭的資源優勢和市場優勢。但是，中國在文化産業發展的許多方面和領域都還沒有形成比較科學、成熟和穩定的、可供其它國家認可的、進而成為國際標準的、定型化的制度性架構，並且在文化産業發展的知識産權制度建設、文化市場管制創新等方面取得創造性文明成果。現在世界所需要中國的，不只是中國向世界提供電視機，而是能夠吸引世界和感召他人的思想理念和價值體系。因此，調整全球化背景下我國文化産業發展的戰略思路和戰略觀念，從文化“走出去”戰略，向文化産業發展的“國際化戰略”轉型與跨越，實現文化産業發展戰略價值目標的戰略性轉型，進而在走向世界、進一步融入現代世界體系的過程中、在大國全球戰略競爭的文化博弈中，就不再是一個全球化大國成本轉移的承擔者，制度和標準的接收者與遵循者，廉價和低端産品的提供者，而且是一個積極的國際文化秩序重建的參與者、新文明形態的締造者，“低碳”文化戰略也就成為我國文化産業發展戰略轉向的重要選擇。

　　（作者單位：上海交通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