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外交生涯

　　黃華從事外事工作近半個世紀，從燕京大學投筆從戎、奔向延安，他曾陪伴埃德加斯諾到陜甘寧蘇區採訪，協助他完成了影響世界的《西行漫記》。

　　新中國誕生後，黃華作為中國政府代表參加了朝鮮和平的談判，陪同周總理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和萬隆國際會議，先後任駐加納、埃及、加拿大大使和常駐聯合國代表，後擔任外交部長。他在年逾九旬的耄耋之年寫就的這部回憶錄，記述了他一生經歷的外交活動，見證了中國外交事業所走過的艱難而輝煌的歷程。

《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

一九四四年十月，黃華同妻子何理良合影

　　與美軍駐延安觀察組共事

　　1944年4月，日本為挽回在太平洋上的頹勢，企圖進一步逼蔣投降和徹底解決中國戰局，在中國大陸發動了“一號戰役”，即豫湘桂戰役，兩個月之內攻陷一百四十六個大小城市，打通了平漢路，佔領了自河南至廣西的大片土地。美國的援華飛虎隊在長沙、桂林的空軍基地和機場被日軍佔領，撤至昆明，只能依靠從印度飛越喜馬拉雅山的駝峰空運隊向重慶運輸少量物資。國民黨軍的大潰敗引起了國內外對蔣介石強烈的不滿和抨擊。

　　1944年6月23日，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受羅斯福委派作為特使到重慶同蔣介石會談，他強調需要採取一切措施來結束戰爭和拯救美國士兵的生命，指出美國空襲日本的B—29重型轟炸機以及在華北地區進行空戰的飛機隨時可能被擊落，需要中共控制區的軍民營救飛行員。美軍也亟須得到華北和華中的準確軍事情報，而派遣美軍觀察組去延安是軍事需要，同政治問題無關。蔣介石只得勉強同意美方要求，批准觀察組的建立，同意該觀察組直接受駐華美軍司令部領導，也同意包瑞德上校任組長。

　　在史迪威主持下，美軍觀察組迅速組成。人員來自陸軍、海軍、戰略情報局、駐華美軍司令部和美國駐華大使館。

　　毛澤東、朱德和主管外事的周恩來以及葉劍英同志對美軍觀察組的工作投入許多精力。中共中央成立了以軍委秘書長楊尚昆為組長的延安中央軍委外事組，其成員有柯柏年、陳家康、淩青和我，馬海德任外事組顧問。我擔任翻譯科和聯絡科科長。

　　觀察組于7月22日、8月7日分兩批飛抵延安，毛澤東主席、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副主席在觀察組到達後設宴歡迎。

　　到達延安幾天后，美軍觀察組的十八位成員，搬進了延安北門外延河西岸的窯洞和平房內。他們架起了天線，開動發電機，在院子裏升起星條旗，迅速投入通信聯絡和氣象探測工作。延安外事組的成員柯柏年、陳家康、馬海德、淩青和我作為中方聯絡員也搬入院內的宿舍。

　　美軍派觀察組常駐延安意味著美國政府事實上給予中共以某種官方的承認。8月初，中共和美軍觀察組進入實質性會談。美方提出了一個他們所需的各種情報的清單。為此，十八集團軍總參謀長葉劍英向各根據地下達了詳盡指示。毛澤東還起草電報給太行、山東、華中三地區的負責人鄧小平、羅榮桓和張雲逸，請他們選擇適當地點開闢飛機著陸場。中央還致電山東軍區和新四軍軍部，希望他們儘快蒐集日本海軍在青島、煙臺、連雲港的情報，以便向盟軍提供。

　　包瑞德向各抗日根據地派出了三個小組。第一組由高林上尉率領，于9月初出發，過黃河後親眼看到晉綏軍區呂正操司令員指揮的八路軍和民兵，用繳獲的日軍爆破器材摧毀了一個日軍碉堡。他們在晉察冀邊區，目睹方圓幾百平方公里的地區，成為日寇搶光、燒光、殺光後的無人區。這個小組的行程長達二千公里，于11月初返回延安。

　　第二批觀察組人員于10月初出發，赴晉察冀敵後根據地，最遠到達河北的阜平，見聞十分豐富。他們曾在近處觀察我軍同日軍交戰並俘虜日本士兵的情況。四個月後回到延安，他們向美國政府和軍方寫了詳細的報告。

　　與第三批觀察員同行的還有三個西方記者：沃陶、福爾曼和愛潑斯坦。他們于10月9日出發東渡黃河，訪問了晉綏邊區，深入敵後直到離日軍佔領的汾陽城幾公里的地方。他們目睹八路軍攻入汾陽城和俘虜日軍的情況。11月下旬返回延安。

　　我們在延安觀察組接待過幾位被敵後根據地軍民搭救和護送到延安的美軍飛行員和軍人，並將他們轉送去重慶。根據統計，中共部隊營救的美國飛行員達一百二十多名，均把他們轉送到安全的地方。

　　我們還接待過一位美國軍官威廉泰勒。他原是一名建築工程師，1941年12月日本進攻太平洋島嶼時被俘，在集中營做了三年多苦役。1945年6月，日本人決定把他和其他一些美軍俘虜轉移到中國東北構築工事。在徐州附近，他趁看守的日本兵瞌睡時，悄悄地從行駛中的火車跳下逃跑，被新四軍發現並護送至魯南轉交給八路軍。毛主席即指示駐在山東的一一五師護送泰勒至晉冀魯豫的一二九師，轉赴延安。泰勒在延安度過了愉快的兩星期，因華盛頓美軍總部召他回國，以了解關於美國戰俘的情況。泰勒返美前夕，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熱情款待了他，到機場歡送並同他合影留念。1990年泰勒重返中國訪問，高興地同我見了面，臨別時他送給我兩張發黃的照片，是1945年7月他在延安機場上分別同毛主席、朱總司令的合影，這兩張照片包含著許多溫暖友好的回憶。

　　1944年下半年，蔣介石和史迪威之間早已存在的矛盾上升到不可調和的地步。他們爭執的焦點之一是，史迪威要蔣介石將其部署在陜甘寧邊區周圍的嫡系部隊開到西南前線去打日本，而蔣介石堅決予以拒絕。蔣介石要求羅斯福總統派人來華進行協調。羅斯福派來原陸軍部長赫爾利，但赫爾利是看蔣介石臉色辦事的人，處處站在蔣介石一邊，還言聽計從地把蔣介石撤銷史迪威的要求轉告羅斯福。

　　由於羅斯福此時已認為美國可以通過海上和空中的打擊來戰勝日本，中國戰場不再具有決定的重要性，只要蔣介石不投降日本並拖到勝利即可，因此同意調回史迪威。10月19日，史迪威接到馬歇爾召回他的電報。史迪威的被召回，標誌著美國政府對華政策逐漸改變到完全依靠蔣介石集團，對一些有頭腦的、主張執行現實的對華政策的軍政官員開始壓制和迫害。

　　在中國的抗戰處於黎明前的黑暗之時，為爭取抗戰的反攻階段早日到來，中共希望羅斯福直接過問中國問題，促使中國問題得到正確合理的解決。中央曾以朱德名義給美國海軍部長歐內斯特金上將寫了一封信，1945年2月5日交給希契上尉帶到華盛頓。毛主席也曾致函羅斯福，托當時任美軍觀察組組長的克羅姆萊上校發出，但都沒有回音。原因何在？我在三十多年後曾同當年觀察組成員、後擔任美國外交官的約翰謝偉思進行探討。我們認為，當時美國已經可以從太平洋海上基地對日本實行空中打擊，原子彈即將試驗成功，而且在1945年2月上旬舉行的雅爾塔會議上，美、蘇已達成秘密協定，以恢復日、俄戰爭前俄國在東北的權益為條件，斯大林保證在戰勝德國後三個月內出兵對日作戰，因此只要支持蔣介石，使他不投降日本，即可望取得對日本的勝利，不再需要同中共合作。

　　從1944年7月到1945年4月，謝偉思在延安同毛主席和周恩來有過幾次長談。他給上級寫了許多有關中共情況的分析報告，認為中國最強大的力量是共産黨，而且不要很長時間，它就會統一全中國。他積極建議美國政府同中共合作，認為向中共提供援助有助於早日打敗日本。他在報告中盛讚中共領導的地區，他寫道：“我們全體成員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好像我們進入了一個不同的國度和遇見了不同的人民。在這裡，有一種生氣勃勃的氣象和力量，一種和敵人交戰的願望，這在國民黨中是難以見到的。”

　　軍調部國共美三方的鬥爭

　　抗日戰爭勝利後，全國人民迫切希望實現和平和民主，醫治戰爭創傷。中國共産黨主張恢復同國民黨的談判，以求舉行政治協商會議和成立民主聯合政府。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蔣介石代表張治中將軍和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于1945年8月28日飛抵重慶，同蔣介石談判。雙方于10月10日簽訂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這個又被稱為“雙十協定”的主要內容是：儘快召開由國民黨、共産黨和民主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停止國共兩黨的軍事衝突。

　　事實上，國民黨根本沒有停戰誠意。蔣介石搶在1946年1月10日發佈停戰令的前三天，即已密令所屬部隊迅速搶佔戰略要點，並頻繁調動部隊為擴大內戰做準備，企圖在半年內消滅共産黨軍隊。

　　美國杜魯門政府戰後的對華政策是扶蔣壓共，給蔣介石大量援助，並在日本投降後三個月內幫助國民黨從西南運了十個軍的兵力到東北和華北。杜魯門派五星上將馬歇爾為總統代表到中國來，在國共之間進行調停。

　　1945年12月19日，馬歇爾來到中國。馬歇爾到重慶後即去拜會蔣介石，不論他主觀上是否力圖保持中立，實際行動上是來勸偏架的。在關鍵時刻，他替國民黨説話。1946年3月4日，在三人小組視察七城市之行到達延安時，毛澤東親自接見並主持會談。那次我擔任翻譯。在談判桌上，馬歇爾遵照蔣介石關於切斷中共與東北聯絡重要通道的要求，提出要中共軍隊撤出赤峰，被毛澤東斷然拒絕。

　　執行部三委員發佈的和字第六號命令具有重要意義。其內容為：為徹底停止衝突，政府及中共軍隊必須停駐于1946年1月13日下午12時整所在之位置，任何部隊曾越過上述位置者，應立即退回；任何指揮官如不遵令，將以違反停戰令論罪。

　　為調處各地軍事衝突，軍調部向衝突地區先後派出了二十九個執行小組。

　　第一執行小組被派往綏遠（現為內蒙古）的集寧市。該市在停戰令規定的時間之前，即1月13日晚12時前就已經在解放區軍隊手裏。國民黨軍隊在停戰令生效後強佔了該城，後又被中共部隊奪回。當3月2日馬歇爾、周恩來和張治中三人小組乘坐的飛機降落集寧時，國民黨方面代表鄭介民向馬歇爾告狀，提出集寧調處的是非問題。葉劍英當然毫不讓步，據理反駁。馬歇爾見國民黨軍大勢已去，只好無奈地説：“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

　　在執行部成立後一年的時間裏，國共之間發生的軍事衝突引起執行小組介入的事例不勝枚舉。安平事件值得一敘。

　　1946年7月29日，北平某報稱，美軍三十一人乘十一輛卡車自天津出發沿平津公路至北平途中，在河北香河縣安平鎮突遭中共軍隊襲擊，美軍有若干人傷亡。美方代表即給執行部葉劍英代表發出備忘錄。與此同時，葉劍英分別收到晉察冀軍區聶榮臻司令員和冀東軍區司令員詹才芳的電報。他們都報告説，7月29日，駐天津美軍配合國民黨軍，出動飛機向我香河地區大舉進犯，佔領我安平鎮，違犯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政和昌黎會議關於美軍不得自駐守防地外出的決定，是非法的侵略行為。葉劍英當即致函執行部美方代表羅伯遜和國民黨方面代表鄭介民，就安平事件提出抗議。葉劍英看到，雖然美軍和國民黨早已勾結一氣，但現在是美方進一步直接捲入中國的內戰，美方已失去調停人身份，變成當事人，談判因此也由三方變為兩方之間的事。

　　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和馬歇爾對此事件感到十分尷尬，不斷求見蔣介石，商量對策。

　　葉劍英向羅伯遜建議馬上派調查小組前往安平地區，得到國民黨和美方同意。派往安平的第二十五特別執行小組的三方代表，在北平總部就開始唇槍舌劍，展開激烈的辯論。

　　由於中共、國民黨和美方各執己見，調查陷於僵局。9月9日，中共代表團舉行記者招待會，葉劍英代表發表了關於事件調查結果的聲明，公佈第二十五特別小組中共代表關於安平事件的調查報告。安平事件不但在中國，而且在美國國內引起一片批評聲。人們注意到，美國人在中國內戰中已陷得很深，主張撤退美軍。杜魯門政府也覺得臉上無光。馬歇爾於是下令撤走秦皇島和天津塘沽的美軍陸戰隊。

　　1946年7月，國民黨向解放區展開全面進攻，發動全面內戰。蔣介石的軍隊開始進攻中原、華東、晉冀魯豫、晉綏、東北和海南島等解放區，中共中央指示，我解放軍，必須打敗蔣介石的進攻。軍調部三方的鬥爭，也隨之更加激烈。

　　1947年1月6日，馬歇爾接到杜魯門的命令，召他回國任國務卿。不可否認，軍調部的使命是徹底失敗了。10日，周恩來在南京一個大會上據實揭露國民黨破壞停戰協定，破壞政協的路線，同時批評馬歇爾將軍執行美國政府蓄意幫助蔣介石打內戰的政策。

　　1947年3月，蔣介石揚言要進攻我陜甘寧解放區。執行部中共方面奉中央命令撤退駐北平的最後一批人員。2月7日晚，葉劍英代表在北京飯店舉行招待會，向北平各界四百餘人告別。他在講話時説：“此次調處破裂實是反動派一手造成，我們的離去是不得已之舉。但離去是暫時的，在不久的將來我們一定會回來的。”

　　正如我們所預期並向中外記者宣佈的，兩年後將再見面。果然，在兩年之後，1949年3月葉劍英作為勝利之師的將領回到北平，擔任北平市軍事管制委員會主任和市長，中共方面談判代表之一的薛子正將軍任北京市副市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