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十二五規劃建議”前瞻中國“大外交”

　　2010年10月18日，中國共産黨第十七屆五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十二五規劃的建議》（以下簡稱《建議》），《建議》分為十二個部分、五十六條，全文一萬八千多字。由於中國日益融入國際社會，國內與國際兩個大局日益緊密互動，新時期的中國對外工作呈現全方位、多領域、“大外交”的蓬勃發展勢頭，因而《建議》的多個部分不同程度涉及到了未來五年的中國對外工作，相關闡述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建議》在“導語”部分，開宗明義、高屋建瓴地界定了“十二五”時期的時間“節點”與特殊意義，指出，“十二五”時期(2011-2015年)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

　　《建議》的第二條是“十二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國內外環境”，指出，綜合判斷國際國內形勢，我國發展仍處於“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既面臨難得的歷史機遇，也須面對諸多可以預見和難以預見的風險與挑戰。強調要增強“機遇”意識和“憂患”意識，科學把握髮展規律，主動適應環境變化，有效化解各種矛盾，“更加奮發有為地”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建議》對中國在“十二五”面臨的國際環境做出了明確的戰略判斷，強調要“繼續抓住和用好我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主張“抓住機遇”、“大有作為”，這對開展並做好未來五年的中國對外工作，可謂是畫龍點睛。二十一世紀是中國崛起與實現“民族復興”的世紀，其中，實現“完全崛起”的時間“節點”是新中國成立一百週年，也即2049年前後或二十一世紀中葉。而實現“基本崛起”的時間“節點”則是2020年，也即中國共産黨建黨一百週年（2021年）之前，“十二五”(2011-2015年)正好處於中國實現“基本崛起”與“全面小康”的前夜，不可謂不關鍵，“十二五”的中國外交堪稱重任在肩。

　　準確研判國際形勢是做好對外工作的前提，《建議》的第二條對當前與“十二五”的國際形勢作出了精闢而辯證的論述：一方面，和平、發展、合作仍是時代潮流，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世界經濟政治格局出現新變化，科技創新孕育新突破，“國際環境總體上有利於我國和平發展”；另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影響深遠，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減緩，全球需求結構出現明顯變化，圍繞市場、資源、人才、技術、標準等的競爭更加激烈，氣候變化以及能源資源安全、糧食安全等全球性問題更加突出，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抬頭，“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更趨複雜”。面對機遇與挑戰並存交織、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建議》要求“冷靜觀察，沉著應對，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把握好在全球經濟分工中的“新定位”，積極創造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

　　《建議》的第三條是制定“十二五”規劃的指導思想，這對“十二五”的外交工作同樣具有指導性，因為“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外交為內政服務”。《建議》強調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鞏固和擴大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成果，促進經濟“長期平穩較快”發展和社會和諧穩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基礎”。“十二五”時期的中國外交應繼續服從與服務於國內發展大局，而作好外交工作本身也需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科學辦外交”。

　　《建議》第十七條“發展海洋經濟”體現了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反映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新思路，即開拓海洋。《建議》提出，堅持“陸海統籌”，制定和實施“海洋發展戰略”，提高海洋開發、控制、綜合管理能力。科學規劃海洋經濟發展，發展海洋油氣、運輸、漁業等産業，合理開發利用海洋資源，加強漁港建設，保護海島、海岸帶和海洋生態環境。“保障海上通道安全，維護我國海洋權益”這一條尤其具有現實針對性與前瞻性，當前國際與周邊海洋形勢持續升溫、異常複雜，海權角逐加劇，中國的海洋“維權”面臨諸多嚴峻挑戰，迫切需要強化海權意識、加快制定海洋戰略、完善“海洋外交”。

　　《建議》第二十二條是“積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隨著全球氣候變化愈演愈烈，“氣候外交”變得更加重要，中國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國際壓力，對此，《建議》強調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積極開展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國際合作。

　　《建議》第三十九條是“繁榮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産業”，當前，軟實力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日益重要，中國和平發展面臨的國際輿論環境與話語權鬥爭形勢仍將複雜嚴峻，“文化外交”與國家形象建設任重道遠，《建議》為此提出，加強對外宣傳和文化交流，創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強“中華文化”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

　　《建議》第十一部分是“實施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水平”，該部分規劃的是“十二五”時期的對外經濟工作，屬於在中國“大外交格局”中舉足輕重的“經濟外交”。《建議》明確提出了中國經濟“對外開放模式”的“升級”與“轉型”要求，即由“出口和吸收外資為主”轉向“進口和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並重”，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不斷拓展新的開放領域和空間，擴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匯合點”，同時“有效防範風險”。

　　第十一部分具體又包括四個方面，分別是“優化對外貿易結構”，繼續穩定和拓展“外需”，促進出口結構轉型升級與貿易收支基本平衡；“提高利用外資水平”，注重完善投資“軟環境”，切實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擴大服務業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走出去”戰略，發展海外工程承包，擴大農業國際合作，深化國際能源資源互利合作，逐步發展我國大型跨國公司和跨國金融機構，擴大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作用，完善跨部門協調機制，維護我國海外權益與防範各類風險；“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區域合作”，推動國際經濟體系改革，促進國際經濟秩序朝著“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反對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加快實施“自由貿易區”戰略，深化同“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務實合作，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援助”。

　　隨著中國GDP總量在2010年躍居世界“第二”，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話語權與競爭壓力同步增大，“十二五”的“經濟外交”必將大有可為。

　　《建議》第五十五條是“積極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屬於“傳統“與“嚴格”意義上的外交範疇，集中體現了“十二五”時期中國外交的精神風貌，可謂未來五年中國外交政策的“高度濃縮”。

　　第五十五條首先闡明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方針路線，即高舉和平、發展、合作旗幟，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持“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維護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同世界各國一道推動建設持久和平、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

　　第五十五條接著論述了中國外交的“佈局”，基本上延續了“四個佈局”的一貫思路：一是針對發達國家，提出“擴大交流合作，增進相互信任，提高合作水平。”“發達國家是關鍵”，對發達國家外交強調的是增加“互信”、減少相互猜忌與疑慮；二是針對周邊國家，提出“深化睦鄰友好和務實合作，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促進共同發展繁榮。”“周邊是首要”，“周邊外交”強調的是“深化”、“做深”、“做實”與“精耕細作”，當前尤其需要防範“域外國家”在中國周邊利用甚至製造矛盾、離間中國與鄰國的關係；三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加強團結合作，深化傳統友誼，維護共同利益。”“發展中國家是基礎”，中國自己也是發展中國家的一員，新時期對發展中國家外交強調的是“加強團結”，當前尤其需要警惕發達國家給中國戴“高帽子”、分化中國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的關係；四是針對國際組織與多邊機制的“多邊外交”，提出“深入開展，積極參加國際合作。”多邊不僅是“重要舞臺”，還是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博弈國際新秩序的“前線”與“重要陣地”，中國的“多邊外交”將更加注重增進國際機制改革話語權與制度性權力。

　　第五十五條最後指出了中國外交的兩個重點領域：一是針對中國不斷增加的“海外利益”，提出“維護我國海外公民和企業正當權益”；二是針對全球化、信息化、大眾化的“外交新時代”，提出“加強公共外交，廣泛開展民間友好交往，推動人文交流，增進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誼。”

　　展望未來五年，國際形勢風雲際會，中國的和平發展方興未艾，中國的“大外交”將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繼往開來、推陳出新，迎難而上、乘風破浪，譜寫無愧於偉大時代的嶄新篇章。（陳向陽 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