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海：中華民族從沉淪到全面振興的百年信史

    20世紀剛剛過去了10年。在人類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世紀在變化的規模和深度上能同20世紀相比。對中國來説，這是決定我們民族生死存亡的100年；是中國人民從逆境中頑強奮鬥，最終掌握了自己的命運，走上全面振興的發展道路的100年。神州大地發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變化。那麼，這一個世紀在中國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是怎樣一步步實現的？為了推動變革中國人民經歷了怎樣的艱難歷程，作出了怎樣的奮鬥和犧牲？這百年風雲為今天提供了怎樣寶貴的歷史借鑒？金衝及所著《二十世紀中國史綱》（以下簡稱《史綱》），全面而又生動地對這些問題作了準確回答。

    《史綱》以一個時代主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兩大歷史任務（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三次歷史性巨變（辛亥革命、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革開放）為基本線索，對20世紀的百年曆史進行了系統的、全方位的描述。

    如果要用最簡明的語言來形容這部書的長處和優點，我覺得就是兩個字：真實。這是一部真實再現中國百年巨變的信史。能夠當得起這樣的評論，主要有兩個依據：一是歷史敘述準確有據；二是歷史評判客觀公允。

    要保證歷史的真實性，首先要依據可靠的歷史資料，以實事求是的態度進行研究，既不能主觀臆造，也不能隨意曲解。在這方面，《史綱》的態度是十分嚴謹的。所有的歷史敘述，都有經過仔細辨析、嚴格考證的資料為根據。書中引用的資料極為豐富，特別是大量引用了過去尚未公開發表過的珍貴資料，如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各種場合的講話記錄、插話記錄，在一些文件上的批語，還有一些內部信件和“未刊稿”等，這不僅大大增加了這部書的可信度，也極大地增強了可讀性。

    社會現象十分複雜，如果只是胡亂抽出個別事實，羅列一般例子，不僅不能反映歷史真相，有時會完全起相反的作用。因此，如何選擇和甄別歷史資料，就具有重要的意義。《史綱》的作者在這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經常用事件的當事人的講話、日記、回憶錄等，同官方的或傳媒的資料相印證，然後再確定哪些是可信的，是符合實際的。如在論述戊戌維新運動的思想解放作用時，引用了吳玉章、羅振玉、雷沛鴻等人記述自己切身感受的文字；在談到五四運動的經過及影響時，引用了瞿秋白、許德珩、楊晦、沈雁冰、鄧穎超等人的回憶。特別是在一些事實真相並不為公眾盡知的問題上，更注意資料選擇的權威性和可靠性。如在論述抗戰勝利後全面內戰是怎樣爆發的問題時，引用了蔣介石的講話、批示，陳誠的密陳，何應欽的計劃，起草“剿共計劃”的蕭毅肅的兒子蕭慧麟及張發奎的回憶，這樣，事情的本來面目就纖毫無隱了。

    客觀歷史是豐富多彩的。史學著作在描述歷史時，如果不是從歷史實際出發，而是從概念出發，依靠一些範疇和定義來編織歷史，抽去了歷史發展的具體過程、具體情節，歷史就變得乾巴巴的，枯燥乏味，晦澀難懂，大大降低了歷史本身具有的生動性和吸引力。《史綱》在糾正這種弊端方面作了可貴的努力和嘗試。譬如，中國共産黨怎樣從幼稚一步步走向成熟？日本軍國主義在發動侵華戰爭時，怎樣從“速戰速決”到戰略相持再到最後失敗？抗戰勝利前後國民黨政府怎樣從獲得民眾的熱切期待到天怒人怨、民心喪盡？對這些重大問題，《史綱》全然不依靠繁瑣的概念堆砌、簡單的邏輯推演，作抽象的空洞説教，而是通過一件件歷史事實的描繪，為讀者勾畫出一條清晰的演變線索。

    《史綱》在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作出評價時，力求避免簡單化的做法，充分注意到事物的複雜性和多面性。如對辛亥革命時期的立憲派，抗戰時期的蔣介石，都強調“不能用簡單的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來作出評斷”。對待歷史現象的這樣一種辯證的態度，貫穿在全書的各個方面。

    一部優秀的史學著作，不但要真實地描述歷史，客觀地評析歷史，還應該努力去揭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史綱》的最後一章，以《歷史的啟示》為題，著重討論了20世紀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幾個特別引人注目、特別發人深省的問題，包括：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關於革命和現代化的關係；在不斷探索中前進；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産黨的領導。正確認識和科學對待這五個問題，就抓住了20世紀中國歷史的本質特徵，就可以從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中逐步掌握其規律性。

    當我們在新的世紀裏，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去邁步跋涉新的偉大征程時，重溫剛剛逝去的20世紀的崢嶸歲月，我們將會得到許多發人深思的歷史啟示。這正是《史綱》在今天出版的意義所在。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原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