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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市體育事業發展回放:運動與城市發展同行

發佈時間:2010年11月03日 10:41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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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廣州亞運會倒計時

  廣州籍運動員歷屆亞運會成績

  (1990—2010年)

  時間  金牌  參加人數

  1990年北京亞運會  5   9人

  1994年廣島亞運會  4   8人

  1998年泰國亞運會  3   12人

  2002年釜山亞運會  7   20人

  2006年多哈亞運會  8   25人

  2010年廣州亞運會      41人

  廣州籍運動員歷屆奧運會成績

  (1990—2010年)

  時間  金牌   參加人數

  巴塞羅那奧運會  0  3人

  亞特蘭大奧運會  0  1人

  悉尼奧運會  0  8人

  雅典奧運會  2  11人

  北京奧運會  2  25人

  2010年金秋,當羊城市民喜迎亞運會到來的時候,回放廣州體育發展之路上的足跡,這座活力四射的南粵城市正是中國體育發展歷程中一個富有代表性的坐標。

  從1987年到2007年,廣州市先後舉辦過兩屆全國運動會和全國大學生運動會、全國少數民族運動會、全國殘疾人運動會,國內各項大型綜合性體育盛會幾乎都曾經在廣州落腳。此外,乒乓球、羽毛球、摔跤、女足等項目的世界錦標賽和世界盃賽以及多項亞洲大賽在廣州舉辦,留下了豐富的組織和運作經驗。

  一次大賽就是一次辦賽能力的考試,又是一個邁出新步伐的起點。20多年前,記者到廣州採訪六運會,對天河體育中心周邊一處處用商業廣告搭起的裝飾物頗感新奇,其實,這正是大型體育運動會從計劃經濟全部由國家財政支付轉向社會集資、多方受益的嘗試。十幾年後,當全運會再次來到廣州的時候,資金籌集與市場開發已經成為組委會的一個重要部門,與競賽、接待等部門的工作一樣,決定著運動會的成敗得失。從政府包辦到社會化,不僅是經濟概念和辦賽模式,更是體育價值和功能的延伸與開掘。

  如果體育場館的建設僅為舉辦運動會,而不是城市體育事業發展的迫切需求,那麼,賽後的利用勢必又傷腦筋,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矛盾就總也扯不清。記者見過市民在天河體育中心外場打球,深夜還挑燈夜戰的情景,很多球迷看重在地標附近或有特殊意義的大賽場館打球,這是一種情結,也是運動會慣性作用的體現。  

  城市規模膨脹,人口迅速增長,政府能夠提供怎樣的公共體育服務,的確是個難題。廣州市體育局局長劉江南認為,大城市的體育事業要認識體育的本質,把握體育的功能,展示體育的價值,積極適應經濟社會發展。

  “十一五”期間,廣州市投入1億元建設社區體育設施。至2010年,建成籃球場地2000多塊,健身路徑1634條,每條街道擁有健身路徑9條以上,有條件的學校體育場地大多向社會開放。全市廣義體育人口比例接近60%,相當於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全市擁有1.6萬名社會體育指導員,按戶籍人口計算,平均每500人就有一名社會體育指導員。2009年15次公益性國民體質檢測結果,市民體質總體合格率超過90%。

  廣州擁有9個“國家高水平體育後備人才基地”,全市15%的學校被命名為體育傳統項目學校,在足球、籃球、乒乓球、棋類等項目中,培養了眾多人們耳熟能詳的著名選手。在參加亞運會和奧運會的中國體育代表團中,從來少不了來自廣州的優秀選手。他們不但取得了驕人的成績,還起到引領社會體育和大眾健身的積極作用。

  廣州是國際羽聯和國際乒聯培訓中心所在地,曾經舉辦過蘇迪曼盃賽、湯姆斯杯和尤伯盃賽,全市擁有羽毛球場地1500多塊,羽毛球人口300多萬,更有從關渭貞到謝杏芳等一代又一代羽壇驍將,人稱羽毛球是廣州的“市球”。已是本屆亞運會組委會官員的關渭貞曾4次奪得亞運會冠軍,她説:“我希望有更多的人打羽毛球,希望羽毛球能作為一種文化,紮根在市民之中。”

  一座城市受到大賽機遇的青睞,與自身的體育傳統有關。廣州取得亞運會主辦權,不僅因為經濟社會迅速發展打下的基礎設施,也與體育事業的蓬勃興旺密不可分。去年,廣州市體育彩票銷量達15.44億元,增長167%,居全國省會城市首位,促成1000多萬元公益金用於農村體育設施建設和農民體育活動,另有600多萬元用於亞運會籌辦。亞運主題體育彩票的發行更是直接支持了亞運會的籌辦。

  從根本上説,廣州體育事業的發展是市民體育意識和觀念的提升。成為大型體育盛會的東道主,不僅是一項榮譽,也是對當地文化和體育傳統的高度評價。劉江南認為,影響力就是生産力,主辦權就是發展權。承辦亞運會正是一次新的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