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周總理讓我搞導彈

　　我國搞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都是周總理領導的。一次我跟駐京外國記者談話，我就説我們這些科技人員都很懷念周總理。“文革”期間，周總理仍然抓住這項工作不放，別的工作亂了，做不了啦，但“兩彈”的工作一直沒停。

　　我感受最深的是總理確實肯花時間認真聽我們的意見。這是總理一貫的作風。每次開會來的人很多，不同意見的人也請來，總理反復問：“有什麼意見沒有？”聽了我們的意見，他最後決定怎麼辦。在一次會中，總理問大家對一個問題有什麼意見，秘書跑過去對總理小聲説：“這件事你曾經批過”（我猜想秘書大概是這麼説的）。總理大聲説：“那有什麼關係，我批了的事大家覺得不對可以改嘛！”

周總理接見錢學森

　　我參加中央專委會的時間很晚，從前都是部門的領導去，我們聽傳達。1967年我才開始參加。我回國搞導彈，第一個跟我説這事的是陳賡大將。1955年秋末冬初，我回到祖國不久，在科學院工作。科學院領導説：“你剛回來先去看看中國的工業吧，中國工業最好的是東北。”我説東北我還沒去過。就這樣到東北去學習。後來轉來轉去到了哈爾濱，在哈爾濱安排我跟軍事工程學院的院長陳賡大將見面。陳賡接見了我，還吃了頓晚飯。陳賡問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我説：“為什麼不能搞！外國人能搞，我們中國人就不能搞？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陳賡大將説：“好！”後來人家告訴我：陳賡那天上午從北京趕到哈爾濱就是為了晚上接見我，我聽了很感動。後來，他也是很積極，有一次葉帥在家請我們吃飯，我愛人也去了，陳賡也在。吃完飯，大概是星期六晚上，他們説找總理去，總理就在三座門跳舞。我們跑到那兒，等一場舞下來，總理走過來，葉帥、陳賡他們與總理談話。後來大概就談定了，總理交給我一個任務，叫我寫個意見--怎麼組織這個研究機構？後來我寫了一個意見，又在西華廳開了一次會，決定搞導彈了。那天開憲會，在總理那兒吃了一頓午飯，桌上有蒸雞蛋，碗放在總理那邊，總理還特意盛了一勺給我。我寫的那個意見書就是聶帥回憶錄裏談到的，在檔案中有。現在想起來真是慚愧，那時我對中國的情況一點也不了解，意見書中錯誤一定不少。

　　記得1964年12月26日，我在參加人大的會議，有人叫我去參加一個宴會。等了一會兒，鄧穎超同志來了，她跟我説起來，問我小學、中學是在哪兒上的，我説起小學是在師大附小上的，她問什麼時候，我説是二十年代初。她高興地説：“你不認識我嗎？那時我是師大附小的第一批女教師啊！”所以鄧穎超同志還是我的老師呢！不過她沒教過我。她又問我幹什麼？我説我是搞火箭、導彈的，並且介紹了一些搞導彈的科技人員，他們不怕艱苦和危險。我們那時的導彈叫做“東風二號”，是最早自己設計的導彈，用液氧、酒精做燃料。試驗時都快發射了，出了問題。要把液氧卸下來，閥門又不靈了，我們的科技人員就上去處理，那很危險啊！後來她把這件事對總理説了，説錯了，説成原子彈。以後她又見到我，告訴我，總理對她説：“你搞亂了，他不會跟你這麼説的，他是搞導彈的，不是搞原子彈的。”鄧穎超同志對我説：“我是會搞錯的。因為我與恩來約定好了，不該我管的事，我是不問的。我搞不清是導彈還是原子彈。”對這件事我的印象很深。

　　“文革”中我們都是受保護的，沒有周總理的保護恐怕我這個人早就不在人世了。那時候我們都是軍管的。軍管會每星期都要向總理彙報一次。總理下了一個命令，要搞一個科學家的名單。名單送上去後，總理説：“名單中的每個人，你們要保證，出了問題我找你們！”楊國宇知道這件事，他是軍管會的副主任，主管科技的，和我們接觸很多，他説起這些事來生動極了。

　　我們體會，中國在那樣一個工業、技術都很薄弱的情況下搞“兩彈”，沒有社會主義制度是不行的，那就是黨中央、毛主席一聲號令，沒二話，我們就幹，而直接領導者、組織者就是周恩來總理和聶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