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現象冷思考：社會現斷裂 融合難度大

    近年來，媒體關於“二代”現象的討論很多，諸如“富二代”、“貧二代”、“權二代”、“民二代”、“拼二代”、“獨二代”等稱謂層出不窮。“二代”現象之所以會引起如此多的關注，關鍵在於它反映了很多社會問題，折射出了中國社會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社會變遷，並且在一定程度預示著今後很長一段時間內社會結構的形態。

　　“二代”現象的被關注，與新興媒體尤其是互聯網的廣泛應用有著密切聯絡。先是“富二代”頻頻在網絡上炫富逐漸引起人們對這一現象的關注；隨後，通過本人的現身説法或媒體對“民二代”、“貧二代”艱辛的現實生活、無望的未來的深入描述與報道，引起了更為廣泛的討論；而網民對“權二代”的口誅筆伐更引起人們對“二代”問題、權力腐敗等諸多社會問題的深思。在這個過程中，互聯網既是信息傳播的載體，更承擔了網民表達意見、交流思想的平臺的角色。網民的互動深刻揭示了現實，更給人們留下了無盡的思考空間。

　　“二代”現象的出現並被廣泛關注一個重要的原因，在於這一現象及其所反映的社會問題超出了多數人的記憶與經驗範圍。30多年前，無論是制度設計、意識形態的宣傳與導向，還是受此影響形成的普通人的思想觀念都還是以“一大二公”、平均主義、甚至以貧窮為榮，社會成員的構成也比較單一。但是，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體制深刻變革，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原有的較為簡單的社會結構出現了很大變化，最為直觀的改變就是社會階層結構的分化與重新組合。社會階層早已由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兩個階級、一個階層”細化為國家與社會管理者、經理人員、私營企業主、專業技術人員、産業工人、農業勞動者等多個社會階層。階層之間最顯著的差別莫過於收入水平的差距，社會群體首先在經濟上出現垂直分化。收入差距直接決定了不同群體在消費方式、生活水平、社會地位等方面的差異，甚至區隔。比如，隨著住房制度的變遷和城市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市中已經開始出現因為收入不同而導致的居民居住的區隔。與別墅區、富人區一墻之隔的是棚戶區、貧民區的現象已經較為常見，甚至有進一步發展的趨勢。這類差別會隨著人口的自然變化反映在代際變化上，就是社會差別通過代際更迭而具有了一定的“遺傳性”。當然，這裡所説的“遺傳”不是生物學遺傳，而是由於上一代人在能為其子女提供經濟、文化、社會資源方面存在的差異，經由受教育機會、所獲得的經濟與組織資源的放大與強化效應直接導致上代人的優勢或劣勢烙印在下一代人身上，成為下代人自身的社會特徵。“二代”現象的出現正是反映了這種社會現實。“富二代”是第一代富翁的後代，“貧二代”出身於貧困家庭，“官二代”的父母們自然是掌握著豐富政治組織資源的子女們。這種“遺傳”、“烙印”一方面顯示了社會階層邊界已然形成，更説明邊界開始有了固化的傾向，在現有的制度環境下，一般人要跨越這些邊界，成為強勢群體絕非易事。

　　綜觀被熱炒的“富二代”、“貧二代”、“官二代”現象可以發現，與改革開放的前30年相比，如今的中國社會已經渡過了上世紀80、90年代的劇烈變化期，社會結構開始走向穩定與成熟，但同時社會向社會成員提供的藉以改變自身地位、向上流動的機會在減少，成本在增加。當人們看到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居無定所，看到普通人面對高漲的房價只得蝸居的現實後，原來只要努力奮鬥，或者通過上大學等方式就能改變命運的思想開始被不少人拋棄就不足為奇了。近年來，當昔日被社會普遍認可的可以魚躍龍門的高考來臨時，有越來越多的考生主動放棄高考就是人們對向上流動機會減少的消極反應。而向上流動機會欠缺的一個重要原因在於社會壁壘的形成，同時，它也是社會流動越來越難的後果，這兩種現象相互疊加，使得社會出現斷裂，融合難度不斷增大。

　　這種社會壁壘一方面來自於“一代”，其中的強勢群體在社會變革中所積累起來的經濟財富、組織資源、文化資本、人脈關係等會影響個人發展的社會因素，更為重要的是既有的制度性壁壘。另一方面，現有的制度性安排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這種社會分化與區隔的形成，如果不加以改變，更會加劇這種狀況的發展。比如，城鄉二元分割的戶籍制度就是導致“民二代”（即農民工二代）問題出現的重要因素；尚不健全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及政府難以向所有公民提供均等化公共服務（包括在公正的環境下對社會流動起決定作用的教育）的事實尤其制約了底層社會成員的發展；機關事業單位不盡完善的用人制度為潛規則的橫行留下了空間，導致諸如“官二代”、“權二代”的出現；尚需改革的收入分配製度制約了中等收入者群體的擴大，既限制了很多低收入者上升為中等收入者的可能，造成了過於龐大的收入金字塔的“底座”，又對處於金字塔頂端的高收入者缺乏應有的約束，使得大量的社會財富集中在極少一部分人及其後代手中。

　　人們必須去適應和習慣“二代”現象，因為它在短時期內是難以改變的，回到以前的社會狀態顯然已經不可能。“二代”現象本身也反映出很多人存在的一個問題，即用有色眼鏡去看待“二代”，以偏概全，給某一群體的所有人都貼上同樣的標簽。這説明當下社會的寬容程度還不夠，而這也是社會進步的一個重要衡量標準。和諧的社會是和而不同的，一定社會差別的存在是整個社會不斷進步、社會成員個體謀求自由全面發展的動力，但社會在分化、區隔的同時，更應為普通社會成員留下足夠的上升渠道和發展空間。（作者青連斌 晏榮,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教授、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