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泰晤士報》刊登駐英大使劉曉明文章：《中國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

　　2010年9月20日，英國《泰晤士報》刊登駐英大使劉曉明題為《中國雖然取得了巨大成績，但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的署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我近期剛從國內述職休假回到倫敦，一些英國朋友向我表示 “祝賀”，因為中國GDP總量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一個讓人思考的問題是，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對中國到底意味著什麼？我認為這個問題可以從三個方面來回答：

　　首先，證明了中國所走道路的正確性。中國用30多年的時間，實行改革開放政策，人民辛勤努力工作，實現了經濟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長，中國理應為此感到自豪。現在，許多人在討論 “中國模式”。我認為什麼模式並不重要，重要是中國已找到了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在我近40年外交生涯裏，曾在四大洲常駐，訪問過許多國家，其中既有發達國家，也有發展中國家，這一體會尤其深刻。

　　第二，中國的發展征程仍很漫長。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總設計師鄧小平先生提出了著名的現代化發展“三步走”戰略，規劃中國現代化發展的藍圖，即第一步從1981年到1990年國民生産總值翻一番，解決人民的溫飽問題；第二步從1991年到20世紀末，國民生産總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人均國民生産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中國如期實現了前兩步，正處在第三步。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2009年中國的人均經濟總量約3700美元，在世界排在百位之後，離中等發達國家相距甚遠，與日本相比更是僅佔其1/10。

　　中國還存在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突出問題，城鄉、地區差別巨大。我曾在中國最貧困的省份之一甘肅擔任兩年省長助理，那裏地處大西北，自然條件惡劣，沙漠化對當地人民的生存構成了嚴峻挑戰，經濟發展困難很大。我當時經常深入農村考察，看到許多農村學校設備簡陋，孩子們沒有電腦，更從來沒有上過互聯網。很多孩子在完成國家義務階段教育後，由於經濟原因不得不中止學業。這樣的狀況與中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繁榮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然而，這就是中國領導人做決策時必須始終考慮到的基本國情。

　　第三，外界對中國的期待驟增。我看到，許多評論出於良好的願望，希望中國站在世界舞臺的中心，發揮頂梁柱的角色，幫助世界解決一些難題。

　　事實上，中國作為發展中大國，一直秉承自己的和平、獨立、自主外交理念，以負責任的態度，發揮著獨特的國際作用。

　　在經濟方面，中國與各經濟體密切協調，積極參與二十國集團峰會進程。據世界銀行預期，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今年將可能達到30%。

　　安全方面，中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派出維和人員最多的國家，累計參與24項聯合國維和行動，派出上萬人次維和人員。今年1月，8名中國維和人員在海地地震中不幸遇難。中國向索馬裏海域派出了護航艦隊，與多國艦隊一道，共同維護國際水域的安全。

　　在地區熱點問題方面，中國大力倡導朝核問題六方會談，努力維護半島和地區的和平穩定，同時積極參與伊朗核問題六國磋商。

　　35年前，我作為一名年輕的外交官，在讚比亞親眼目睹了坦讚鐵路建成通車。中國曾先後派出工程技術人員5.6萬人次，歷時10年，最終建成了這條長達1860公里貫穿東南部非洲的交通大動脈。幾十年來，中國還向69個發展中國家派遣了援外醫療隊，累計派出援外醫療人員約2.1萬人次，診治受援國民眾約2.6億人次。今年夏天，中國在自身遇到罕見洪澇和泥石流自然災害、1 億多人受災的情況下，仍向遭受洪災的鄰國巴基斯坦提供了價值3.2億元人民幣的人道主義援助。

　　中國將繼續努力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積極作用。但是，有些國家將自己的標準視為“普世標準”，如果中國不按他們的標準行事，則稱中國為“不負責任”。此外，有些人要求中國不顧自己的國情，做超出自身能力的事。比如在氣候變化問題上，要求處在工業化中期的中國承擔後工業化國家的減排責任。這不由讓我想起了中國一個典故：“拔苗助長”。古時候有個農夫，看到自己田裏的禾苗長得慢，心裏焦急，乾脆動手把禾苗一株株地往上拔高一節，結果田裏的禾苗全部枯萎了。我認為誰也不願做這樣不幸的禾苗。

　　中國是一個重信守義的國家，傳統文化中有“達則兼濟天下”的理念和抱負，具有與國際社會共同繁榮的真誠願望。中國30多年來的經濟增長得益於中國堅持改革開放，不斷擴大對外合作，與世界各國互利共贏。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持續提高，參與國際事務程度不斷加深，中國承擔的國際責任將與日俱增，也必將為國際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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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晤士報》創建於1785年，現隸屬於魯伯特默多克的新聞集團，是英國歷史最悠久、最有影響力的報紙之一，對世界輿論亦有較大影響。讀者多為政界、工商金融界和知識界人士。該報1972年開設駐京分社，現有1名常駐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