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部分富豪不願捐款 擔心財務透明致原罪曝光

　　美式“慈善宴會”，中國富人可以説“不”

　　《中國經濟週刊》記者 李鳳桃 王紅茹|北京報道

　　比爾蓋茨和巴菲特給中國富豪們出了一道難題。

　　9月下旬，美國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蓋茨和“股神”巴菲特即將來到中國。

　　今年6月，蓋茨和巴菲特發起“捐贈承諾”行動，呼籲美國富豪捐出至少一半的個人財富用於慈善。8月底，兩人就此次中國之行，向中國50名富人發出慈善宴會邀請函，名單未對外公開。據媒體報道，一些接到邀請的企業家致電蓋茨基金會確認是否“勸捐”，並猶豫是否要赴約。

　　哪些中國富豪接到了邀請？會不會赴約？會不會承諾捐款？會捐多少？此類疑問和好奇，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

　　“我覺得這些老總不至於不去吧？巴菲特和蓋茨也不會為‘捐不捐’這樣一個簡單的問題而來。”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下稱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近來頻頻接到媒體詢問有關富人捐助情況的電話。慈善信息中心是民政部主管的一個全國慈善信息平臺，每年都要收集民政部和全國慈善機構的相關數據，併發布中國年度慈善報告。

　　但這一次，許多富豪選擇了保持沉默。截至目前，只有SOHO中國CEO張欣在微博中談起比爾蓋茨和巴菲特來訪的消息，另有3位知名富豪對此事公開表態。江蘇黃埔再生資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光標、愛國者電子科技公司總裁馮軍表示，願意捐出自己的所有財産，陳光標稱之為“裸捐”；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則表示，自己已婉拒邀請。

　　雖然比爾蓋茨很快發來了“不會勸捐”的説明書信，蓋茨基金會中國項目區主任葉雷也向媒體表示慈善晚宴“只是聊聊”，但關於此事的討論和關注還是落在了“中國富豪”和“捐助”上。

　　“中國富豪為何對慈善集體冷漠？”“中國富豪為何躲著慈善走？”等質疑隨之而來。而且，表示“裸捐”的陳光標和馮軍，收到的也不僅僅是掌聲，有人稱其為“沽名釣譽”、“趁機作秀”。

　　中國的富人真的不懂慈善、害怕慈善、不願慈善嗎？

　　嘉賓

　　李本公

　　中華慈善總會常務副會長

　　王振耀

　　北京師範大學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長、原民政部救災救濟司司長

　　彭建梅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

　　吳峰華

　　深圳TTF珠寶公司總裁

　　陳松

　　卓達集團總裁助理、集團新聞發言人

　　做慈善，

　　中國企業家不需要別人“勸”

　　中國富人的慈善表現究竟如何？這從各類捐贈情況中可探一二。

　　據民政部每年發佈的《中國慈善捐助年度報告》顯示，2008年，因遭遇汶川地震特大自然災害，中國接收到國內外捐贈款物總計1070億元人民幣，呈現井噴式的增長。而在正常年份，2007年全國捐贈款物總額為309億元人民幣；2009年捐贈總額為332.78億人民幣。在正常年份的捐助中，企業捐贈佔絕對份額：2007年和2009年，企業捐助佔總款物的比例分別為61%和58.8%，其中，民營企業佔據主要部分。

　　由此可見，中國富豪是每年慈善捐贈的主力軍。而且，在中國的慈善捐助總量中，大額個人捐助數量每年都在增長。

　　2007年《中國慈善捐助年度報告》顯示，2007年度，中國單筆或單個籌款項目在千萬元以上的鉅額捐贈超過200起，平均每月在15起以上；國內全年捐款過億的個人或單位有13個，捐款總額高達20.03億元人民幣。

　　此外，因文化傳統、社會環境等多方面的影響，中國富豪並不喜好以個人身份進行捐助，有大量的隱形捐助不被人知曉，也無法進行統計。

　　李本公：

　　説中國富豪慈善意識淡薄，是不符合實際的。舉例來講，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發生後，中華慈善總會就收到了很多企業家包括富豪的慷慨捐贈，而且好幾筆數目巨大的民營企業家都是匿名捐贈；而在今年西南五省旱災和玉樹地震中，單項捐贈達億元人民幣的就有四位富豪企業家，同時，很多富豪也開始設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我們應該看到，中國富豪參與慈善事業正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參與人數不斷增多；二是捐贈額度不斷提高；三是捐贈方式不斷規範化、日常化、科學化。

　　彭建梅：

　　我們的民族是向善的，我們的文化也是“性本善”、“善有善報”的。在價值觀上，我們中國人一點也不缺乏行善之心，中國富豪也一樣。

　　根據我們每年的企業捐贈量來看，民營企業比國有企業捐得多，內資企業比外資企業捐得多。在我國，上規模的外資公司有很多，比如麥當勞、雀巢、家樂福、IBM等等，但他們在中國的捐贈與他們在中國掙的錢是不成比例的。這説明，在價值理念上，外國人並不比中國人強。而中國企業家的捐助也不需要別人來“勸”，因為他們一直都是這麼做的。

　　“不參加慈善晚宴，

　　也是一種成熟的表現”

　　對於巴、蓋的慈善方式，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企業家表示，不贊同者並不少。一位企業家無奈地説：“捐了就是好，不捐就是沒有慈善心和責任感”，這種“非白即黑”的判斷，將富人的捐助行為抬高到了公眾形象與道德水平的判斷上，輿論壓力讓富人失語。

　　“人是有感情的，我考慮還是會把我的財富留給我的子女，因為這個世界是公平的，我們的付出換來了回報，當然也應該按照自己的意願去安排好財富。”46歲的國內富豪阿文（化名）坦言，不會選擇“裸捐”，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來做慈善。據其介紹，到目前為止，他做慈善的花費達1000多萬元，包括資助20多個貧困山區的孩子從小學到大學畢業的全部學費和生活費，但自始至終，阿文都沒有借助慈善機構，而是採用直接幫扶。阿文説，一方面，他撫養的這些孩子就像自己的兒女，在幫扶過程中，他看到孩子們的成長感到很欣慰；另一方面，因為對慈善機構的內部運作並不了解，所以他寧願自己多花點精力，親自把錢交給需要幫助的人和花在需要幫扶的事上。

　　李本公：

　　要培育更多的中國慈善家，首先需要全社會樹立起客觀積極的社會輿論，去尊重那些合法致富的人，褒獎他們的慈善行為。對於企業家，捐多捐少都是一份愛心，都應同樣受到尊重。不要苛求富豪參與慈善的行為，不要刻意地以甲的捐贈額度去要求乙，不要把甲和乙的捐贈數列到一起去比拼。總之，對捐贈者要寬容、理解和鼓勵，只有這樣，才會使“勿以善小而不為”的優良傳統不斷發揚下去，才會營造一個和諧寬鬆的捐贈行善環境。

　　我們的慈善家們也應欣然、勇敢地接受社會的讚譽。比如被稱為“中國首善”的陳光標，大張旗鼓地行善，高調受獎，心安理得，這也是他慈善追求的一種特有方式，慈善環境應當崇尚多層次、多形式、多理念，只有這樣全社會才會形成一個行善光榮的氛圍。

　　彭建梅：

　　對於蓋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參不參加都不代表什麼。蓋茨和巴菲特是全球企業家的偶像，中國企業家有機會和他們交流慈善，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參加，也表明中國企業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種成熟的表現。

　　中國企業家是一個受尊重的群體。他們創業的艱難是一般人體會不到的，所以媒體和政府都應該給他們創造一個寬鬆的環境，而不是去隨意指責他們。這個時代是個多元價值的時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至於採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捐，這是個人行為。

　　“讓中國富豪

　　捐出一半家産的大環境還不成熟”

　　蓋茨和巴菲特的“美國式捐贈”在歐洲曾受過質疑。英國媒體稱，這種捐贈導致國家流失了大量的稅收，使多數人喪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機會。

　　而在文化傳統和社會制度迥異的中國，其適用性更難定論。“在美國，富人要繳納鉅額的遺産稅，他們的制度是鼓勵捐贈的，同時，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也會讓民眾有一定的安全感，樂於捐款；另外，美國的法律也相對健全，捐助的款物及其去向相對能夠得到法律的保障，而我國的《慈善法》還在制訂之中。”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表示，即便中國富豪不願意捐款，也並非是個人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此外，拖泥帶水的“原罪”也是部分富豪不願意捐款或公開捐款的重要因素。一位國內企業家向記者表示，捐贈所帶來的財務透明可能讓一些“原罪”暴露在陽光下，可能會成為富人自身的風險，“誰也不會去冒這個險”。

　　王振耀：

　　我覺得目前在中國讓富豪捐出一半家産的大環境還不成熟。從世界範圍看，慈善募捐，富人是&&人，但中國的富人捐款很不普及，中國慈善事業的發展，其實是貧民是主體。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傳統文化中“財不外露”的習慣一直影響著中國很多富豪；另一方面，中國的慈善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這個時候提出過高的要求也不現實，只有機制走在了前面，企業才會行動。

　　陳松：

　　應該説我國重視慈善的大環境在逐步完善，但我國的慈善環境離成熟還有一段距離。一個社會的完善，不僅僅依靠企業家，應該依靠全社會。據我了解，美國的慈善捐贈10%來自企業，5%來自大型基金會，85%來自全國民眾。我們國家也一樣，只有“人人慈善、快樂慈善”，才能充滿和諧，僅指望個別榜樣式的企業家的慈善，沒有之後的全社會大範圍的跟進，企業家捐贈也很難持久，同時也杯水車薪。

　　吳峰華：

　　在理念上，我非常贊同蓋茨和巴菲特的觀點，中國富人應該將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財産留給社會，而傳統的遺産繼承方式只會誕生所謂的“富二代”。我們這一代都是改革開放後白手起家的企業家，在理念上還是跟得上社會發展腳步的，是不缺乏責任感的。

　　但是，理念和現實是有距離的。目前承諾捐贈自己身後財産的方式並不適用於我們，因為我們的企業正處發展期，還沒有脫離險境，相對慈善，我們應該將更多的資金和精力用來關注企業和行業的發展。而且，在身前的這段時間，企業也沒有完全擺脫風險，誰能料到死後還有多少財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