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神木醫改能否從自發到自覺

　　林坤

　　原陜西神木縣委書記郭寶成日前被免職，調任榆林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他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自稱，“被貶”與推行免費醫療有關。榆林市曾在2009年5月緊急召開過常委會議，認為神木在這個事情上捅了婁子，抹了黑。(9月19日《都市快報》)

　　這位坦陳自己是神木“免費醫療”幕後總推手的官員，因為離開了原來的位置，心中又有不平之氣，所以説了許多醫改過程中不為人知的事情。而這種“不為人知”，正是許多地方政策的共性。據郭寶成自己講，免費醫療推行前，連省、市領導都瞞著，因為擔心被否決。直到媒體報道趨向於負面、醫院人滿為患的時候，上級才反應過來批評他，同僚取笑他違反了官場規則———這為調離埋下了伏筆。

　　從效果與目的上看，神木醫療無疑是很好的改革樣本。然而，深入到細節中我們發現，這是一種“孤膽英雄”式的自發改革。如果一項涉及面頗大的民生政策從調研、設計到出臺實施，行政系統內的上級部門都無法詳細了解考察，那麼普通民眾又從何了解和參與呢?媒體報道的解讀從壞到好，恰恰就是這種“保密改革”的尷尬所在。要不是郭自己説出來，恐怕誰都想不到他在其中冒了這麼大的風險。

　　當然，改革需要有人第一個吃螃蟹。郭寶成對於醫改的決策，也有著一貫的邏輯。比如他説，“錢不是問題，前提是要不要搞的問題”，“現在中國哪個縣，哪一年拿不出1.5億元”、“在中國一把手的權力高度集中，搞不搞免費醫療，關鍵是一把手的執政理念”。這些話，都十分有道理，值得我們深思與敬佩。但我們想必也看得到，不是所有地方所有一把手都是郭寶成，都有他的自發性與責任感。那這些地方怎麼辦?難道每處改革都要“犧牲”一兩個郭寶成這樣的人?

　　問題關鍵應該在於，積極的改革能否從個別官員的自發行為轉變成多數官員的自覺行為。這種自覺的造成，必然又是建立在一種健康有力的機制上:首先要開放，而非閉門操作，民意才能參與推動和制約;也要分散和下放權力，這樣郭寶成們才能有主動權而不必擔心。不然，出師未捷就被調離，再怎麼雄心萬丈也難免歸於寂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