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國有“病人打醫生”嗎？

　　編者按：北京協和醫院主任醫生、博士生導師王任直被患者家屬無故毆打事件，引起人們對醫患關係的反思。就這個問題，記者輾轉聯絡上了正在日本名古屋大學附屬醫院手外科作訪問學者的北京積水潭醫院手外科主治醫生、醫學博士熊革，請他從國內外醫患關係的對比談我們當前應該如何處理醫患關係。我們通過互聯網進行了交談，現整理如下：

　　醫保體系不健全 大夫成了“替罪羊”　高額醫藥費心理難適應

　　記者：你如何看待當前國內的醫患關係？

　　熊革：我從網上看到，近來國內輿論的導向越來越傾向於將醫生與病人的關係對立起來。我想這可能是很多記者沒有當過醫生的原因。實際上，在對於治療病人疾病這一問題上，幾乎所有大夫和病人、病人家屬的想法是相同的，恐怕沒有哪個做大夫的人是希望將病人治死或越治越壞的。所以説，醫患的根本目標是一致的。

　　記者：那麼，是什麼原因導致醫患關係如此緊張呢？

　　熊革：我在比較了國內和國外的醫療體制後，逐漸感覺到是由於我國現行的醫療保障體系及其相關的法律、法規沒有及時地跟上市場經濟的步伐，而導致了在工作第一線的大夫成了“替罪羊”。

　　記者：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在國外，為什麼醫患關係沒有如此緊張呢？

　　熊革：我認為其主要原因是患者無須支付高額的醫療費用。在改革開放以前的中國，由於有公費醫療，醫院也不用講經濟效益，加之昂貴的外國藥品、設備不能進口，病人怎麼會支付高額的醫療費呢？在國外，由於有健全的全民醫療保險體制，全民參加醫療保險，絕大部分的醫療費用都由保險公司來承擔，當然也不會由個人支付高額的醫療費。比如，我現在在日本學習，每個月只需繳1100日圓（約合70多元人民幣）的醫療保險金，看病時就只需支付15％的費用（日本的醫療費開支遠較國內高），而由於衛生部和日中醫學會給我們買了海外災難保險，所以，我們連這15％都不用付。如果看病一分錢都不用付，一次治療療效不好，再接著給你免費或低價治療，你還會有那麼大的意見嗎？我國的全民醫療保險體制目前極為不健全，這可能是醫患矛盾尖銳的最根本的原因。

　　高薪重罰戒“紅包” 賠償當由保險付　國外少有“病人告大夫”

　　記者：國外有沒有醫患糾紛呢？

　　熊革：縱觀最近的諸多醫療糾紛，絕大多數都是由於醫療費用與患者的預期療效不相符合所引起的。從哲學的觀點而言，人體屬於一個“灰箱”，現代醫學對其既不是一清二楚（即所謂“白箱”），又非一無所知（即所謂“黑箱”）。這樣，大夫在治療疾病時，可以估計到的治療效果只是一個概率（正如現在天氣預報的降水概率一樣），也就是説，儘管大夫盡心盡力去治療每一個病人，仍有一定比例的病人由於種種原因達不到滿意的治療效果，這一情況在國內如此，在國外也是一樣。

　　記者：國外的大夫拿不拿紅包？

　　熊革：這種情況很少。因為監管制度很嚴，處罰很重，他們“不敢拿”；二是他們的收入就很高，“不必拿”；三是醫院的運作很規範，他們“沒法拿”。在國外，一旦大夫出了這類問題，他在這一行裏就很難立足了。比如我現在所在的醫院就曾經有過科室主任、教授因為拿醫藥回扣被解職的事，在如此後果的威懾下，大夫在做任何事的時候，恐怕都會三思而後行了。

　　記者：國外患者告大夫的事情多不多？

　　熊革：一個月前，我剛好有機會到美國去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在會議間隙，眾多中國大夫都關心同樣一個問題，即美國病人是不是經常告大夫，大夫怎麼辦？美國大夫的回答是：有告大夫的，但不常有，也不那麼可怕，至少不會太多地影響他們的工作，因為他們有由醫院和自己共同繳納的醫療責任保險。如果由於醫療差錯，法院判決需要賠償的話，也由保險公司支付，如果要打官司，也由保險公司支付律師費。

　　在日本的情況也大致差不多，比如我在這裡的醫院參與臨床工作，除了需要資格認證，發臨時行醫執照外，就是要參加醫療責任保險，給我付的保險一年的賠付上限為500萬日元（約30多萬元人民幣），有了這樣一個保障，恐怕大多數大夫心裏也會有底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一旦出了糾紛，病人及其家屬不會再找醫院、找大夫，他們只需要跟法院、跟保險公司打交道即可，這樣，怎麼會出現醫患矛盾呢？醫院和大夫也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對疾病的研究和治療中去。另一方面，如果某位大夫的賠付額總是居高不下，要麼他所繳的保費上漲，要麼保險公司不再給他承保，這對大夫的醫療質量也是一種督促。

　　醫患要溝通 媒體須引導　病人是上帝嗎？

　　記者：國內有人提出應該建立完善醫療保險體系，這能夠解決根本問題嗎？

　　熊革：事實上，一旦建立了完善的醫療保險體制，醫療費用的問題已經無須患者擔心了，因為保險公司所承擔的份額比患者多得多，他們會比患者還急，這樣，就會形成保險公司對醫療費用的制約。

　　客觀而言，患者、患者家屬以及消費者協會由於對醫療知之甚少，容易出現感情用事的情況，很難做到有效監管；而作為矛盾雙方的一方來監管另一方，也很難讓大夫接受，同時，大夫也常常感到“秀才遇見兵，有理説不清”的情況，從而容易使矛盾激化。

　　我在日本出席其全國手外科學會時，就發現醫療保險公司利用午餐會的機會作大會發言，強調在新的一年中，有關本行業的保險條例有了哪些更改。而醫療質量的監管則更是專業性很強的事，俗話説“隔行如隔山”，別説是外行，就是大夫，對於非本專業的醫學問題也會有不懂的時候，所以，此工作應由醫院、各個專業學會和法律界來共同完成。當然，情況嚴重時，還可以通過法律來解決問題，大可不必患者、患者家屬通過動手來解決問題。

　　記者：患者認為病人應該是上帝，但不少大夫都不同意這個提法，你是怎樣看的呢？

　　熊革：大夫在對病人的態度方面視病人為上帝還可以，如果在治療上也是如此，可就麻煩了。我在國內的一位同事舉例説他坐門診的時候，依病情需要開藥，但卻屢屢遇上病人有意見：藥開貴了，病人説你宰他；藥開便宜了，病人説你涮他。最後，他只能參閱病人的以往用藥開方。但有些情況是既往用藥無效或耐藥，這樣做就可能耽誤病情了。所以，在治療上，應該樹立大夫的權威，患者也應該增強對大夫的信心及依從性。在國外，大夫涮病人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如果大夫宰病人，這是一個醫院或保險公司或醫療合同責任方對大夫的監督的問題，多半不需要病人越殂代庖。

　　記者：你認為應該如何處理醫患關係呢？

　　熊革：我想在管理層加快體制、法規建設的同時，作為醫生和患者應該加強溝通、相互理解，走一條有中國特色的醫患之路，即醫生在看病的同時，要加強與病人的感情交流，努力和病人作朋友，如此會減少一些糾紛。當然病人也應該理解大夫，一組大夫要管好多病人，不太可能把所有病人都當成上帝供著，病情複雜的病人自然看得多一些，病情較輕的看的時間也會少一些。而媒體應該做的是不要激化矛盾，應該把少數大夫收紅包、吃回扣，以及某些醫院亂收費這樣的紀律性問題與醫院、大夫的醫療整體質量區分開來，對於紀律性的問題如果有理有據，可以向上級主管部門甚至司法機關反映，而不要因此就説醫院或大夫對病人不負責任，從而動搖患者對醫院和大夫的信任。

　　總之，在處理當今“醫患關係”這一問題上，我認為疏導比爭論更重要。還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醫患之間關繫緊張，對醫對患都不利，但最終受害的是患者。因為患者不相信大夫就很難配合檢查和治療，大夫人人自危，會造成治療中強調安全性而忽視徹底性的傾向，這不僅會使病人一個病需分幾次看，甚至長期難以治愈，也使醫學難以發展。

　　健康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