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善收入分配　促進人的發展（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專論）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重要目標和戰略舉措。以人為本是科學發展觀的核心。可以説，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歸根到底是為了更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從目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來看，推進收入分配及相關領域的改革，更加重視和努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和關鍵環節。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必須堅持以人為本

　　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重視人的全面發展，把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統一起來，具有重要意義。一方面，勞動者是生産力的主動因素，是經濟發展的主導性力量，勞動者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科技知識和思想道德等素質的提高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發展方式轉變；另一方面，如馬克思所説，社會主義社會要“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而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發展要以體面勞動、體面生活為基礎，以教育公平、分配公平為條件。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生産的目的是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社會主義勞動者應該享受到與經濟發展水平相協調的物質文化生活。鄧小平同志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其中，“解放生産力，發展生産力”，是講生産力標準；“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是講價值標準。也就是説，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們把生産力標準與價值標準統一起來，把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統一起來。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經濟快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總體上達到了小康。但也不能忽視在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一些與人的全面發展相悖的現象，如不惜犧牲資源環境追求GDP增長、收入差距過大、腐敗問題嚴重等。這些雖然只是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大潮中的支流，但已嚴重制約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人的全面發展，損害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僅就收入分配來説，一方面，居民收入佔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不斷下降；另一方面，收入差距持續拉大，高收入者年收入數百萬元甚至更高，而低收入者年收入只有一兩萬元。

　　從某種意義上説，正是由於居民收入增長趕不上GDP增長，同時收入差距持續拉大，眾多的中低收入者購買力低下，才導致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靠投資和出口拉動。出口依存度過高，是我國經濟在國際金融危機中受到嚴重衝擊的重要原因。而我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上率先走出危機、實現經濟企穩向好，重要原因就在於我們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著力擴大國內消費需求。但也應看到，要充分發揮我國國內市場潛力大的優勢，形成與大國經濟發展相匹配的強大內生動力，必須進一步深化收入分配及相關領域改革，儘快調整和優化收入分配格局。

　　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從思想認識來説，對人的全面發展重視不夠、在經濟發展中見物不見人是一個重要原因。現實生活中存在的資本利潤侵蝕勞動報酬，教育、醫療、社保等社會事業發展相對滯後等問題，都與此直接相關。因此，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必須堅持以人為本，把經濟發展與人的全面發展統一起來。

　　完善收入分配機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首先要提高人的收入水平，使人們有能力發展自己、提高自己。收入分配結構的改善以及隨之而來的消費市場的擴大，將為經濟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內生動力。因此，調整收入分配結構，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然要求。

　　形成居民、企業、政府收入協調增長機制，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隨著我國經濟總量越來越大，居民、企業和財政收入都實現了快速增長，但長期以來財政收入、企業利潤的增長速度遠快於勞動報酬的增長速度。擴大消費需求，實現經濟社會良性發展，迫切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在繼續做大“蛋糕”的同時分好“蛋糕”，使發展的成果更多地直接惠及廣大人民群眾。

　　形成企業收益和勞動報酬合理分配機制，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應引導和鼓勵企業通過節約資源、技術進步、改進管理而不是壓低勞動報酬來降低成本、提高産品競爭力；規範地方政府招商引資等行為，避免為了發展經濟而付出過大的資源環境成本，甚至忽視人力資源培育和勞動者權益保護。應進一步改革稅收制度，引導地方政府從關注GDP增長轉向關注民生和擴大消費；引導和鼓勵企業把市場競爭力建立在科技進步和勞動者素質提高而不是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基礎上；推動形成企業職工工資集體協商談判機制，同時隨著經濟發展不斷提高最低工資標準。

　　形成有助於增加居民財産性收入的機制，拓展居民收入來源。目前，我國居民的財産性收入較低，分佈也不平衡。由於財産性收入是以收入存量的累積為基礎的，因而高收入群體的財産性收入也較高。所以，增加居民財産性收入，重點是提高中低收入群體的財産性收入。應大力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創新，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市場，讓更多農民獲得集體土地的增值收益；促進資本市場健康發展，鼓勵金融創新，為居民獲得更多財富創造更多的金融工具；避免物價尤其是資産價格的大起大落，防止中低收入者因為房地産、股市等價格的劇烈波動而遭受重大損失。

　　形成向中低收入群體傾斜的收入再分配機制，彌補初次分配形成的過大差距。收入再分配是由政府主導的，政府可以通過用好財稅金融杠桿和國有資源，彌補初次分配中形成的過大差距。應改革和調整稅制結構，形成有利於企業提高勞動報酬的稅收激勵機制；深化個人所得稅改革，完善徵管制度，使其真正成為調節過高收入、緩解收入差距的杠桿；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更好地支持落後地區和困難群體。同時，採取利潤分紅等方式，把一些國有企業憑藉佔用大量國有資源和市場壟斷地位所獲得的超額利潤通過財政轉移支付補充到民生領域，使居民更好地分享國有資源的收益。

　　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的基本生活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還要打造社會安全網，保障人的基本生活和發展需要。解除人們失業、上學、醫療、養老等方面的後顧之憂，也有利於人們減少預防性儲蓄，增加即期消費。所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的基本生活，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必要條件。

　　近年來，我國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取得了突破性進展，但社會保障改革和制度建設任務還遠未完成。應根據“廣覆蓋、保基本、多層次、可持續”的原則，加快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加快社會保障法制建設，完善社會保障制度。通過加快立新法、修舊法，形成健全的社會保障法律體系，做到社會保障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同時，依據社會保障法律法規，進一步完善相應制度，包括擴大社會保障覆蓋範圍，鼓勵個體工商業者和中小企業就業人員參保，完善企業職工社會保障制度；加快事業單位改革，完善事業單位職工社會保障制度；適應城鎮化發展的需要，加快進城農民社保制度建設；根據農村實際情況，建立適合我國國情的農村社保制度。

　　加大財政投入與轉移支付力度，拓展社保籌資渠道。我國社會保障的發展仍處於初級階段，資金缺口巨大，財政支付仍是社保資金的主要來源。各級政府應調整支出結構，並通過改革控制行政管理費用的過快增長，把節省的支出轉移到社會保障領域。也可以通過劃撥部分國有資産、國有股轉持、發行福利彩票以及考慮開徵社會保障稅等措施，拓展資金來源渠道。

　　統籌城鄉發展，改變社會保障建設重城市、輕農村的局面。農村人口多，經濟相對落後，社保資金來源不穩定，尤需加大財政支付的力度。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應優先發展覆蓋面廣的最低生活保障、醫療衛生保障和基本養老保障，鼓勵有條件的地區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高農民社會保障標準。同時，完善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制度，保障困難群眾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

　　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政府是主導。在現代社會，普惠的基本公共服務是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必要條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貫徹公平正義理念是改善收入分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保障。因此，政府除了制定實施法規政策、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並以財稅和金融杠桿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還要加快自身轉型、加快建設服務型政府，促進和維護以合理的收入分配為基礎的社會公平正義。

　　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在我國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完善的情況下，政府應相應和相對減弱經濟建設職能，強化為市場主體和居民服務的職能。一方面，轉變政府運作理念，強化宏觀調控和公共服務職能；改革政績考核評價體系，改變簡單以GDP論英雄的做法，把民生改善和社會進步作為政績考核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適當減少政府層級，加快大部門制改革，提高政府服務的水平和效率。

　　強化政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職能。把公平與效率有機統一起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要求。實現效率與公平的統一，需要政府和市場“兩隻手”各司其職、互為補充。政府的價值取向應重在維護社會公平正義、消除兩極分化、促進共同富裕，同時維護市場領域的公平競爭。應進一步深化改革，使各種政策措施和體制機制更好地體現維護和促進社會公平的理念，進而發揮市場機制的最大效率。特別要引導和約束國有企業以及非公有制企業改善收入分配，縮小高管與一般職工收入的過大差距，改變利潤侵蝕工資的不良現象，從而減少矛盾、調動職工積極性，在提高企業效率的同時維護社會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