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正視物質潮流中的心靈之惑

　　“李一事件”激起了一場關於精神與心靈的討論。實際上，從淺薄的“精神療法”，到虛妄的占卜算命；從千奇百怪的“養生術”，到層出不窮的“厚黑學”，莫不折射出一些人在精神生活上的迷失：從個人角度看，這是消費主義裹挾之下，一些人對於個人價值、人生意義的迷茫；從社會角度看，這是物質主義潮流之中共同價值和心靈教育面臨的挑戰。

　　在個人生活中，應該如何更好地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尋回心靈“丟失的一角”？在社會轉型期，應該怎樣強化精神的維度，重繪心靈的和諧圖景？本期“時事觀察”，專訪文化學者吳祚來，探討社會精神建設問題。

　　精神維度缺失，社會難免為物質利益侵蝕

　　在不少人那裏，利益成為考量和評價事物的標準，精神、道德等，都被納入利益的衡量體系。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

　　吳祚來：中國曾經歷過一段“一切皆精神”的特殊時期。物極必反，物質匱乏引起的“習慣性饑渴”又造成人們對物質利益的追求，這種追求一旦過度，就使物質績效成為評判一切的標準。從經濟實體到一些地方政府，追逐利益成為一種競技遊戲。

　　對物質的過分崇拜，必然弱化國人精神維度。社會的管理，總有漏洞。而每個人的良知、良心，可以內在約束其社會行為，不致逾越道德底線。然而，一些無序開發與食品安全事件，顯示了一些人這種內在良知、或説是精神維度的缺失。

　　精神信仰的維度，具有絕對性。誠如哲學家康德所言，最令他內心敬畏的，一是頭頂上的星空，二是內心的道德律。這樣絕對的精神維度缺失了，社會道德必然被物質利益侵蝕。

　　與30多年前相比，物質已極大豐富了，為什麼社會上一些人還存有“不安定”、“不信任”的焦慮之感？

　　吳祚來：其實，“發展起來的問題一點不比不發展時少”。物質的豐富不能使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相反會推動人們産生更多的需求和渴望。另一方面，中國已進入一個動態的社會，人口大量進入城市，經濟與國際接軌。市場化背後，應該有強有力的社會保障，包括養老、醫療與最低生活保障等。但在社會轉型期，社會保障的建立和完善尚需過程，底線保障的缺失，使一些人容易萌生“不安定”心理。同時，城市的“陌生人社會”也使互信度降低，焦慮感增強。

　　一些地方通過招商引資、拆遷與開發土地獲得利益，但對社會公益與文化福利回饋相對較少。醫院與教育等公益性的機構，也被捲入經濟績效的漩渦。這使公眾産生更大的經濟壓力，驅使許多人趨向經濟化，視利益為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淡化或忘卻了精神追求。

　　該是倡導“幸福是軟道理”的時候了

　　一方面是利益侵蝕精神，一方面是物質保障不夠。這二者結合，是不是“怪力亂神”的東西成為一些人精神寄託的原因？

　　吳祚來：可以這麼説。人有四重需要：生理需要，也就是飲食男女；情感需要，對應文化藝術；精神需要，就是信仰與崇拜；安全與自我實現需要，通過家庭、社會組織與政府獲得。任何一種需要如果沒有相應的供給，都會有“錯亂性填充”。比如，沒有美的文化藝術，人們就只能陷入低俗；沒有對天地、道德良知的敬畏，怪力亂神就有了活動空間。

　　傳統中國社會裏，有樸素自然的天地觀與道德觀，可惜因為各種歷史原因，淡出人們視線。當代社會裏，同樣有符合時代需要的價值觀。但市場經濟的快速發展，人們逐利的熱望遠遠高過精神道德的需求，傳統信仰遺失在時間煙塵裏，現代的價值觀念又迷失在利益追逐中。這樣，迷信與風水就成為某些人的時尚，占卜問卦也成為一些人期望成功的人生導航。

　　現在，在某些地方，經濟利益壓倒了啟蒙，快速發展衝擊了人道人本。發展是硬道理，那麼幸福是軟道理；發展的堅硬，不能傷了幸福的柔軟；沒有柔軟的幸福，堅硬的發展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就是為何我們要説全面發展、科學發展。現在應該是倡導“幸福是軟道理”的時候了。

　　幸福的“軟道理”，與精神需求有什麼關係？是否越注重精神，越能接近幸福？

　　吳祚來：在精神層次上，第一層次是信仰層次，追求超世價值，對世間的物質利益看輕看淡；第二層次是道德層次，義在利上，追求利益不能傷害正義；第三層次是經濟層次，追求利，但要守住法律與道德底線。

　　現在，很多人的心靈，充溢著對物質的迷戀、崇拜與幻想。我們社會要重建道德，需要有物質支撐，但不能永遠都停留在物質層面上。一個國家與一個人，不可能靠物質財富獲得尊重，決定品質與持續生命力的，是文化的力量與心靈信仰的力量。

　　精神與物質追求的和諧點在價值追求

　　所謂的“心靈信仰的力量”，應該如何理解？

　　吳祚來：傳統中國文化認為，靜以養心，儉以養德。安靜與平靜的狀態，對心靈最有益，而一味的物質財富追求，可能離心靈的需要更遠。中國社會快速發展了30多年，個人與社會都有必要調整步伐，安靜心靈。

　　我們不僅要追求利益，更要追求共同的價值。“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青山是共同的價值；而柴火，則是眼前的利益。當財富與利益發展到一定階段之時，我們要守護的，是共同的價值，譬如公平公正、民主責任、互助關愛、和平共生、生態保護等等，不能為了一己的利益，而忘卻了心靈中最有價值的追求。價值追求是提升社會心靈素質的最佳方式與途徑。

　　在追求共同價值的過程中，社會管理者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吳祚來：精神追求與物質追求是社會生態的二極，人不能靠精神生活，亦不能只有物質生活，如何協調精神與物質追求？和諧點在價值追求層面上。政府不能因倡導公民的精神追求，而忽視百姓的實際利益，只有公益組織與宗教慈善機構可以一味地倡導人們精神奉獻；政府亦不能倡導人們追逐利益，或地方政府自身成為利益的追求者，因為只有公司與經營者可以名正言順地追求經濟效益。那麼政府應倡導什麼追求？

　　政府應倡導的，正是價值追求。正如溫家寶總理所説：搞好經濟建設、推進社會的公平正義、促進人全面和自由的發展，三者不可偏廢。只有確立了社會價值體系與價值追求，才能使公民與社會重建信心與責任感。

　　價值體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物之間的內在關係，它介於精神與利益之間，只有確立了共同的價值體系，才能使利益分配公平公正，符合道德與法律意志。當人們看到正義與公正得以實現，那麼，陽光就會照進每一個人的心田。

　　【眾論】

　　缺少科學精神的文化因子

　　為什麼我們習慣於“製造大師”？這裡面有很多原因，但是不得不承認的是，在我們的文化因子上，確實存在科學精神的缺失，而科學精神的缺失，也就意味著阻止張悟本、李一之流忽悠大眾的土壤的缺失。於是，當“大師”用那些只需常識即可識破的低級伎倆來表演時，不少人便應聲拜倒了。

　　“大師”的成長中顯然有媒體合謀的因素。但等“大師”倒下了,媒體鮮有引導國人進行理性、深刻的反思，而只是又一次給公眾搭建了一個狂熱地發泄上當受騙情緒的平臺。倘若只有狂熱的情緒，沒有堅定的價值信仰和冷靜的反思能力，那麼當每個人的精神都如水上浮萍四處晃悠時，明天的生活中依然可能會有新的“大師”被製造出來。有人説得好，道長李一倒了，“偶像”的黃昏其實遠遠未到。

　　——陳方：《為什麼人們習慣於“製造大師”》

　　“個體”缺位滋生扭曲價值觀

　　在中國人的傳統中，缺少一種把人當作“人”的理性思維。長期的“個體”缺位，滋生出一種扭曲的價值觀。這就是，有些人既不把自己當作一個具有獨立性的人，也不把其他人當作一個具有獨立性的人。

　　精神獨立、思想自由是通往現代社會的人性基礎。這並非什麼艱深奧妙的道理，而是一個日常行為的準則，可于細微處見真章。固然拿這把尺子要求所有人遵照執行並不現實；但要看到，當一個社會普遍缺乏客觀、獨立精神，乃至於這種人都成了大師、偶像，那麼這個社會肯定也要反思。

　　——魏英傑：《李一不是“神鬼傳奇”唯一主角》

　　未曾直面心靈的課題

　　人好像走在路上的一瓶水，既要照顧我們身體的瓶子，又要照顧瓶中一不小心就會灑掉或被吹皺的水——很多中國人活得多累啊，每天掙扎著不讓瓶子翻傾，顧不上看一眼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古今中外，一個人該如何直面和處理內心的渴望，向來是一個重要課題。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每一個人，都曾面對這樣的課題，即使很多人未有清晰的自覺。這一課題對於當代中國人的特殊性在於，這個社會的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很少直面這樣的課題，從小到大，沒有人開誠布公、懇切入微地與我們交流這方面的話題；從學校、媒體、親人那裏，我們都幾乎得不到有關這一課題的真誠、真實的知識；幾乎沒有人認真探討有關心靈問題的不同的思維框架。

　　——劉縣書：《我只看到眾生迷惘可憐的心靈》

　　心靈需要理性與常識的填充

　　一個李一齣現的地方，足以讓這個用科學與知識標榜的社會羞愧難當。李一讓我們看到，一種反智以及非理性的東西在今天仍然大行其道。“在你最感興趣的地方，隱藏著你人生最大的秘密。”這樣的秘密需要每一個人自己去體味。但與此同時，它同樣成為一個時代的難言之隱。

　　只要人類的心靈還沒有被理性以及常識所填充，只要對一些價值及科學仍缺乏真正的信仰，那麼每個人的心中都會有一個李一，李一們就總能乘虛而入。

　　——楊耕身：《我們的心靈是李一的住所》

　　（摘自《光明日報》、《廣州日報》、《青年時報》、《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