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奉獻 偉業流長——緬懷錢偉長先生

　　我是在南方考察期間聽到錢偉長先生逝世的噩耗的。然後，和全國政協的許多領導一起，匆匆趕到上海，參加了錢老莊重而簡樸的告別儀式。

　　其實今年早些時候，我已從上海大學的老同事那裏得知錢老身體狀況欠佳的消息。還記得去年春，錢老的辦公室轉來了他的一封信，希望中國工程院能幫助《20世紀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的編撰，配合做些科學家的資料收集工作。久臥病榻的錢老還在關心這涉及千余位科學家史略的巨大編纂工作，讓我們都感受到了他那顆為了科學事業依然火熱的心。他在信中就提到已經住院很久，身體每況愈下。由此，我對錢老的身體狀況也比以前多了一些牽掛。本以為錢老的身體經過精心的醫護會好起來，我還期待着能去祝賀老校長的百年華誕。然而，7月30日錢老去世的噩耗還是讓人覺得太突然，無法接受這個傷心的事實。

　　送別錢老那天，龍華殯儀館的裏裏外外站滿了不同年齡、不同職業的人，許多是自發來自祖國各地的悼念者，讓我再次感到錢老的高尚人格的感召力、高山仰止的大師風範和虔誠的愛國心在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分量。錢老作為我的師長、領導、同事，其愛國、奉獻、堅韌、創新的高尚品格深深印刻在我的腦海中，他的音容笑貌尚宛若眼前，往事歷歷在目。

　　和大家一樣，我了解錢老也是從“三錢”開始的。1956年由周恩來總理親自主持的十二年科學規劃工作中，錢偉長和錢學森、錢三強這三位科學家因具有超前的戰略眼光，被周總理讚譽為“中國的三錢”，從此成為當時年輕人的楷模。幸運的是，我與錢老有過共事、交往27個春秋的經歷。和錢老的初次近距離交往，是在1983年初履任上海工業大學校長後他到各係科調研時，但不久我便出國工作。1984年秋，錢老赴丹麥哥本哈根出席世界力學大會，我開車去把他接到瑞典家中休息兩天，白天我請他去我所在公司參觀考察，晚上徹夜長談，他熱切地敦促我早點回國，希望我能協助他推進上海工業大學（1994年以後合併為上海大學）的教育改革和提高師資的科研水平。錢老深情地對我説：“國家和學校都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回去幫我一起管理學校。”我深感此話的分量，國家正在快速發展，教育科研崗位需要我。於是我儘快結束了在國外的研究工作，提前回國，回到我魂牽夢繞的大學校園。1986年我從國外回來後不久就被任命為上海工業大學副校長，幾個月以後又被任命為常務副校長。在協助錢老管理學校的那幾年裏，錢老和我經常為了學校建設的方方面面開展持續的調研和座談交流工作。錢老總是十分關心與教學、科研和服務社會等密切相關的事。從師資隊伍的建設、高端人才的引進，到與大型企業對接、承接大型項目；從學校圖書館的建設、原版資料的選購，到實驗室的儀器設備的配置；從教導學生正確的學習方法，到鼓勵教師學計算機、學英文，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從學校行政管理改革到育人環境和制度建設，錢老都密切關注。但錢老更加關注的是學校教育理念的更新，管理隊伍的思想觀念的進步。

　　錢老到了學校以後首先親歷而為的就是“拆除圍墻，打開校門”。對外，錢老利用自己的影響，充分引入校外資源，包括從國外聘請了一大批著名學者來校講學、或做兼職教授，他們中有陳省身、田長霖、任之恭、戴振鐸、李政道、楊振寧等。這些國際大師的到訪與兼職不僅為閉塞的校園帶來了最新科技信息、活躍了學校的學術氛圍，更重要的是為大家傳遞了一種開放的思維方式，促成上海大學逐漸具備現代大學先進的管理模式；對內，錢老是狠抓師資隊伍建設，尤其重視學科&&人的培養與引進，在當時人事、戶口制度的改革相對滯後的情況下，為了廣攬既能搞教學又能搞科研的人才，錢老常常是不辭辛苦，親自登門造訪。在錢老到任後的短短幾年間，學校就從清華大學、西安交通大學、復旦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以及多家科研院所引進了一批高水平人才，他們中有李三立、劉人懷、劉高聯、蔡樹棠、潘立宙、陳伯時、陳彬、張直明、周家寶、戴世強、傅克誠等，這些人在各自的專業領域在國內都具有較大的影響，像上海工業大學這樣原先師資基礎薄弱的地方大學，在短期內能從全國各地、尤其是從著名大學和科研院所引進一批高水平人才，對於較快地提升學科水平、濃厚研究氛圍、創立學術新風有着顯而易見的作用。

　　在錢偉長校長“自強不息”精神感召和“拆四堵墻”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工業大學及後來的上海大學師生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就勇於站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前沿，在改革的“熱點”、“難點”問題上敢為天下先，推出了一系列“觀念上超前，時間上領先”的改革舉措，在上海乃至全國都引起很大的反響。當然，改革終不會一帆風順的，尤其是那種“傷筋動骨”的改革。例如，在錢老的倡導下，上海工業大學於1985年秋一舉打破傳統的教學體制與管理模式，成功試行學分制、選課制、短學期制，在我擔任副校長並主管教學工作的那幾年間，一直在為貫徹與落實錢老的這一倡導做著艱苦的工作。錢老多次囑咐我要真正讓大學教育回歸到育人的本源上，即學生是學習的主體，教師只起到引導作用，在“教與學”的這對矛盾中，“學”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要釋放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教師要把課堂時間和主角地位讓給學生。同時，學校把時間更多地留給教師做科研，提高自身的創造力，這樣才能更好地吸引、帶動學生學習，提升育人水平。他還十分強調引導學生關注社會需求，把自己的學習成長與國家發展、民族利益相結合。在改革開放之初能將這些觀念付諸實踐，的確給我國高等教育帶來一股新風，促使大家思考，探索遵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等教育規律，培養社會主義的合格建設者。在此期間我一遍遍聆聽錢老的教誨，更加深切體會到錢老作為教育家，始終關注接班人的培養，始終把學生成才放在學校工作的中心位置，在錢老的內心世界，學生是他的最愛，祖國賦予他的神聖的教育職責最重。

　　説起錢老對學生的那份愛，除了為學生成才營造良好的校園環境，健全各項教學管理制度以外，還積極引導學生參與各種社團活動，關心國家和社會大事。特別是他能夠保護學生的愛國熱情，在呵護學生獨立思考積極性的同時，又要求學生理性思維，不能發生過激行為，要求學生把個人的成長與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相結合，順應時代發展的需求，始終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同時又反復叮嚀要做好青年教師和學生的思想工作，引導學生群體樹立正確的政治意識，教育學生一切以大局為重，共同維護國家穩定。讓學生知道穩定和團結是國家民族實現振興的根本保證。

　　錢老曾經説過，他身兼數職，但他最看重的還是校長這個職務。為了學校的發展，他真可謂是殫精竭慮，鞠躬盡瘁。他對學校的愛還體現在他以深邃的國學修養來命名若干學校的新建築。1986年新的專家樓、留學生樓落成，他欣然題名為“樂乎樓”、“莘遠樓”，不但表達了對國內外嘉賓和遠涉重洋而來的留學生的歡迎，也彰顯了濃濃的大學文化氛圍。2001年我領導的“現代鋼鐵冶金與材料”重點實驗室大樓拆舊建新，他又命筆為“日新樓”，我和這一團隊的全體教授、研究人員都深深體會到錢校長是在期望我們這一傳統的專業能“日日新、又日新”，不斷創新，在上海市委的大力支持和正確領導下，1994年由上海科技大學、上海工業大學、原來的上海大學以及上海科技高等專科學校等四校合併組建新上海大學，德高望重的錢老再次領命就任校長；老驥伏櫪，志在千里，在錢校長的帶領和廣大師生的努力下，1996年新組建的上海大學躋身“211工程”；1998年新校區建成投入使用，一個更加寬廣的舞臺已經鋪開。學校的發展與改革躍上一個新臺階的序曲再次拉開。這個時期，我已經到上海市政府工作，對錢老為推進學校躍升，審時度勢、抓住機遇、順勢而上所起到的奠基性的、他人無法替代的作用是非常清楚的。這些往事給我和學校其他同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可以這樣説，沒有錢老，就沒有上海大學的今天。從確立學校的長遠發展規劃到尋求國家和地方政府的關心支持，從新校區的規劃設計到學校專業的調整發展，從他的獨特教育理念的實踐到教育教學改革，從新生的開學典禮到送走每屆畢業學子，九旬高齡的錢老堅持親力親為。還有誰能比他更愛這所學校？還有誰能比他更熱愛這所學校的學生？錢老為上海大學鋪就的光明道路必然在新一代學人的努力下延伸，錢老鍾愛的這所學校會在大家的關注下、建設下變得更美好！

　　記得1990年初，我剛調任到市裏工作。當時錢老鋻於我在學術領域的成績，不捨得讓我完全放棄科研和教學工作，於是老先生和市領導商量並爭取到讓我一週四天在市裏工作，三天在學校搞研究與教學。這樣即使我離開了學校，卻一直沒有與學校的科研、教學工作分開。直到我任市長時，由於市裏工作的繁重，我才不得不把全部精力用在市政府的工作上。但在市委的領導下，為了學校的發展，我和錢老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聯絡，常常為謀劃學校的發展而促膝長談。那段時期的一件大事就是，錢老為促成上海四所學校合併組建新上海大學而奔走政府各部門。上海大學新合併組建以後，錢老親自規劃和審定了新校區的建築群設計樣稿，和我多次探討新校園的學科佈局、以及多校區佈局的相關事宜，研討新校區的建設規劃和未來發展。為了上海市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為了市高等教育資源的有效利用和學校的發展需要，他和市委、市政府的領導多次溝通，經過不懈努力，一所以“上海”這座偉大的國際大都市命名的大學的新校區終於誕生，可以以全新的面貌，更好的條件，接納上海以及中國各地的莘莘學子來這裡求學、成才。今天，當我有機會漫步新上海大學的美麗校園時，自然而然想到的是錢老為締造這個學府所付出的辛勞和智慧！他的那句“我要辦一所上海人民滿意的大學”的話語會再次縈繞我的耳畔！

　　新世紀的第一年年末，我到北京任職。雖然離開了上海不能經常回學校看一看，走一走，但內心卻依然牽掛着我曾經長期生活、工作的學校。這不僅僅因為新上海大學誕生時我曾參與其中，而且因為錢老還在操心治理着這所年輕的大學。因此，只要有機會到上海，我一定會到上海大學看望錢老並聽他講講學校發展的情況，共同探討一些學校面臨的問題。學校取得了進步，我們都很欣慰。當然，有些問題由於體制機制的原因，暫時還無法解決，比如，錢老生前一直想在上海大學建醫學院和研究生院的願望等等，這還需要上大人繼續努力。回首往事，難以忘懷，在多年的直接交往中，錢老的創新思維、卓越才幹和高尚品格給我留下的印象非常真切。

　　當年，剛剛從人生曲折歷程中跋涉出來的錢老，年屆七旬選擇了上海工業大學。他期盼在這裡，實現他振興教育的理想和希望。伴隨改革開放30多年的偉大實踐，錢老也實現了他獻身教育的夙願。如今，他已完成了歷史賦予的使命和重托，安詳地走了，但他的豐滿人生、科學精神、愛國情懷會永遠被大家銘記！他始終把祖國的利益和人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他的名言“我沒有自己的專業，祖國的需要就是我的專業”會永遠激勵一批又一批後學晚輩，為國家和民族的振興而奮發有為。國家的需要就應該成為我們科技界進行科學研究和科技創新的方向。科技工作者心裏要裝着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的需求，這樣才能成就不凡的業績。

　　錢老曾説，回顧這一輩子，他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早年在清華大學讀書時，面對外敵入侵、鐵蹄蹂躪和民族危難時期，毅然棄文攻理，成為蜚聲海內外的一代大科學家；在遭受挫折，面對精神打擊的時候，他依然刻苦鑽研科學技術，相信祖國和自己都能夠好起來；在1972年身處逆境的他受周總理重托出訪美國時，面對外國記者的挑釁性問題：新中國成立以來你們有什麼創造發明可以貢獻給世界？機智的他用流利的英語回答説：“我們能夠團結起來做我們原來不能做現在可以做的事，這就是我們對世界的貢獻。”這一回答贏得了招待會熱烈的掌聲，更令其他出訪團員熱淚盈眶。晚年高齡時，更是積極的參政議政，與共産黨人共商國是。沒有對祖國的真摯感情，哪有他的人生動力和遠大目標。每每回憶起這些事，我都深深地為錢老的人格魅力和愛國情懷所感動，也深深覺得當代學界更應該像老一輩科學家一樣，將愛國作為自己追求事業成功的唯一動力。

　　錢老不僅身體力行愛國，他更是重視通過教育來培養具有愛國精神的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學子。為此，他説，上海大學的校訓光有“自強不息”四個字還不夠，還要加上“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顯然，錢老的這一番話是他經過深思熟慮後提出的，點出了“自強不息”不僅僅是為了個人能成功，更要為祖國、人民奉獻一切。今天，上海大學的校訓因含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獨具特色，彰顯了這位科學大師的胸懷與境界。

　　錢老已經成為上海大學精神的象徵。他的才華與智慧以及在實踐中發展形成的錢偉長教育思想，不僅是上海大學的寶貴財富，也是上海人民乃至全國人民的財富。在某種意義上，他的愛國奉獻、先憂後樂的人生境界已成為上大學子引以自豪並不斷瞻仰的豐碑。今天，我們深切緬懷敬愛的錢老，除了要向錢老表達誠摯敬意和熱愛以外，更重要的是為了激勵和激發青年人弘揚科學、報效祖國、服務人民、奉獻社會的精神。錢老雖仙逝，偉業卻流長。我們需要大力弘揚錢老獻身科學、求真務實的精神，進一步實踐和發展他的教育思想，以飽滿的熱情投身於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去，為實現國家的繁榮富強、社會的文明和諧、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徐匡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