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特區的深化改革之路

　　8月26日，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30週年紀念日，其他的特區也迎來了它們的而立之年。30年來，深圳以“殺出一條血路”的勇氣，使一個人口和自然資源都極為匱乏的邊陲小鎮，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大都市，它充分説明了制度變革的力量。

　　包括深圳在內的經濟特區的成功，在於它們順應了中國變革的歷史趨勢和時代要求，緊緊抓住了歷史賜予的機會。“文革”結束後，中國開始了從以階級鬥爭為綱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自我封閉和半封閉向世界開放的歷史轉變，特區在這一偉大轉折中當了排頭兵。今天，中國同樣面臨著新的轉折和歷史抉擇，以深圳為代表的特區，在新的變革中無疑有著比過去優越的條件，但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困難也增多了，表現在：

　　特區不可能再無償地享受國家特殊政策的“庇護”。深圳等城市能有今日的成就，國家給予的一系列優惠政策是其首因，從而使其在制度、資本、勞動力乃至土地開發等方面都有天然優勢。但當中國向世界全面開放時，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後，這種政策優勢已大大縮小。從某種角度可以説，創辦特區的初衷就是為了讓特區“不特”，讓全國來學特區。在特區“窗口”意義下降的情況下，再指望國家給予其很多特殊政策，是不現實的，對其他地區也是不公平的。

　　其次，特區也明顯受到土地空間限制、能源和水資源短缺、人口膨脹壓力、環境承載力等瓶頸性制約，急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突破增長極限。另外，國際金融危機也暴露出外向型經濟的缺陷，即易受到國際經濟變化的影響。

　　第三，行政系統面臨變革，因特區早期特權而養成的“特性”日益“內地化”，顯現出改革動力弱化、改革阻力加大的現象。

　　因此，特區面臨著再次改革和二次轉型的迫切需要。

　　國務院去年批准的《深圳市綜合配套改革總體方案》中，對深圳的要求是：“爭當科學發展的示範區、改革開放的先行區、自主創新的領先區、現代産業的集聚區、粵港澳合作的先導區、法治建設的模範區。”而在今年通過的《珠三角改革發展規劃綱要》中，國家對深圳又提出了一個新定位：“全國經濟中心城市和國家創新型城市。”這兩個方案和綱要為深圳的二次轉型提出了方向和目標。這也是其他特區發展的參照。

　　筆者以為，深圳最有條件取得突破，而且對國家有示範和探索作用的，在兩個方面：一是進行社會改革，在公共服務均等化、戶籍制度改革、社區治理、民間組織發展等方面為全國作出探索。深圳的雄厚財力及作為一個移民城市所具有的人口年齡和結構優勢，使其最有條件去從事社會建設。二是在推進政治改革和社會主義民主建設方面，深圳可以走在全國前頭。

　　政治改革的導向有兩種選擇，即民主化和法治化，從國情來看，以吏治為核心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可能是一條可行路徑。當下中國，不僅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規範需要法治，限制政府權力、打造有限政府，更需要法治。公權力過大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突出現象，這使得政府常以公共利益為藉口，干預本屬於微觀經濟主體和個人私域內的事務。而法治強調的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國家依賴憲法和法律來治理。它的一個核心是限制政府權力，從而限制政府的職能和規模，形成一個有限政府。最大程度地限制和約束政府的權力、職能和規模，個體的經濟和社會自由才能得到有效保障，人們才會更好地創造。

　　深圳近幾年在約束政府權力、轉變政府職能方面，一直在探索。《深圳市綜合配套總體改革方案》規定行政體制改革位居改革首位，與其餘7個國家級綜合改革試驗區相比，這是深圳特有的，反映了中央對深圳的期待。目前深圳正在進行行政三分制改革的試點，同時統籌有關組織架構設置，探索幹部制度改革。例如，深圳已明確提出，加大公推公選、競爭上崗等競爭性選拔方式的力度，到2015年，至少一半新提拔局級以下幹部通過競爭性選拔方式産生。深圳還試圖打破改革開放32年後僅存的“鐵飯碗”——新進公務員全部實行聘任制，同時推行公務員分類管理改革。這些改革有助於在政府部門建立起以專業化和公平競爭為核心的職場文化，是吏治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當然，這只是一個開始。

　　當經濟意義上的特區已不復存在之時，政治意義的變革將賦予特區新的角色。借助國家的特殊政策和資源，在中國的政治改革中探索出一條有普遍借鑒意義的法治之路來，這將是特區在未來的價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