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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近年來抗日戰爭史研究的思考

發佈時間:2010年09月03日 05:08 | 進入復興論壇 | 來源:人民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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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週年

  1937年9月,八路軍在晉東北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取得重大勝利。圖為八路軍戰士在伏擊日軍。

  1938年3月底至4月初,中國軍隊進行了臺兒莊戰役,取得大捷。圖為中國軍隊與日軍在臺兒莊進行巷戰。

  1940年8月至12月,八路軍對華北日軍發動了百團大戰,取得重大勝利。圖為百團大戰後給戰士佩戴光榮花。

  為支援英軍在緬甸抗擊日本軍隊,中國組建遠征軍入緬作戰。圖為1942年3月在與日軍作戰的中國遠征軍炮兵。

  ■抗日戰爭開始時,中國的國際地位無足輕重,沒有與強國平等對話的資格。雖然中國人口眾多,仍被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弱國。到了抗日戰爭後期,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中國國際地位的這種變化,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經過長期浴血奮戰獲得的。

  ■在日本軍隊大舉入侵、中國面臨亡國危險的緊急關頭,過去曾經是一盤散沙的中國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從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角度研究與撰寫抗日戰爭史,是近年來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色。

  ■今天的中國完全擺脫了近代歷史上的被動局面,昔日的弱國形象已經一去不復返,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國民心態正在形成。抗日戰爭史研究應適應時代的變化,走出歷史悲情,擴展學術視野,開展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學術研究。

  中國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取得勝利已經65週年了。在這65年中,世界與中國都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中國的變化更是天翻地覆。在國際舞臺上曾是毫無地位可言的弱國中國,在抗日戰爭後期發展成為對戰局具有舉足輕重作用的大國。新中國成立後,進一步確立了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大國地位,進而向對世界有更大貢獻的強國邁進。在中國國際地位日益提升的背景下,近年來抗日戰爭史的研究也相應地在深度和廣度兩個方面不斷拓展,其中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以中國大國地位的確立為視角。

  深入研究抗日戰爭在中國大國地位確立中的重要意義

  近代歷史上,中國由於政治腐朽與經濟衰退,無法遏止西方列強的侵略與壓迫,在列強一次次進攻面前敗下陣來,最後引起列強的瓜分狂潮。在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束縛中,中國一步步沉淪,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到抗日戰爭開始時,中國的國際地位無足輕重,在世界事務中無力發揮作用,沒有與強國平等對話的資格。雖然中國人口眾多,仍被國際社會視為一個弱國。

  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儘管當時的國民政府深知國聯在制止日本侵略擴張方面作用有限,但也只好向國聯提出控訴,希望依據國際公理孤立日本,爭取到一些外交上的主動。然而,被國民政府視為國際公理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並非從維護中國國家利益的立場出發。“九國公約”雖然反對任何列強對中國的獨佔,規定中國領土完整,但又強調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目的仍是調整列強在中國的利益關係;“非戰公約”規定不以戰爭作為解決爭端或糾紛的手段,但也不可能使中國擺脫列強強加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束縛。到了日本侵華戰爭的中期,國民政府期待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支援,但面對英、美、法等國對日的溫和態度卻無可奈何,在軍事失利後“苦撐待變”。這些情況反映了當時作為弱國的中國在外交上的窘困。

  但是,到了抗日戰爭後期,特別是在國際社會規劃戰後世界格局的時候,情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1942年1月,26個反法西斯國家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宣言》。儘管英國與蘇聯對中國的大國地位尚有懷疑,但美國認為中國已成為同盟國四強之一,力排眾議,主張中國在宣言中領銜。而在1943年的開羅會議上,美國總統羅斯福在談話中表示,中國應作為四大國之一參加此後的國際機構,而中國也確實以大國身份積極參與籌劃當時及戰後的重大國際事務。特別是在計劃、籌備成立聯合國的過程中,中國成為主要的發起國和創始國。1945年6月26日《聯合國憲章》簽字後,中國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中國國際地位的這種變化,是中國人民在抗日戰爭中經過長期浴血奮戰獲得的。正是由於中國戰場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顯示出重要的軍事價值,由於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貢獻,才使中國取得了在國際事務中相應的發言權。近年來,對於中國的抗戰如何牽制日軍主力向東南亞的轉移及與德國的配合;中國的持久抗戰如何導致日本陸軍主力改變實施進攻蘇聯的戰略,使蘇聯避免兩線作戰,得以全力對德作戰;中國如何在本身承受巨大軍事壓力的情況下,從反法西斯戰爭全局考慮,派出中國遠征軍協助英軍在緬甸作戰;以中國軍隊為主體的盟軍如何在緬北最早發起反攻;中國戰場如何與太平洋戰場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持,使日本侵略者處於腹背受敵的兩線作戰,從而加快日本法西斯的失敗等問題,越來越成為抗日戰爭史研究的重要課題。研究這些課題,使中國的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有機地融合起來,不僅深化了抗日戰爭史的研究,更重要的是從理論上論證了抗日戰爭是中國從弱到強的轉捩點,是中國與中華民族復興的樞紐。

  深入研究中華民族團結抗戰對改變中國國際地位的作用

  中國國際地位在抗日戰爭中的改變,是整個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反抗日本侵略的結果。在日本軍隊大舉入侵、中國面臨亡國危險的緊急關頭,過去曾經是一盤散沙的中國達到了空前的團結,“前線將士,犧牲流血。各黨各派,精誠團結。各界人民,協力救亡”,形成了謀求國家獨立解放的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近年來的抗日戰爭史研究,以極大的熱情關注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問題,表現在對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重要性的清醒認識,對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作用的充分評價,對中國共産黨、中國國民黨及其他社會各階層在抗日戰爭中作用及矛盾的冷靜分析等。

  從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角度研究與撰寫抗日戰爭史,是近年來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一個顯著特色。學者們的研究力圖全面反映共産黨與國民黨有聯合同時也相對獨立的抗戰,全面反映全體中國人民在敵後戰場與正面戰場與日本軍隊的殊死搏鬥,強調構成統一的中國戰場的敵後戰場和正面戰場都是抗日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都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是中國在國際社會贏得威信的基本條件。在論述兩個戰場貢獻時,近年來的研究並沒有在兩個戰場的地位、主次那樣的問題上進行過多討論,擺脫了在抗日戰爭史研究中突出國內矛盾與鬥爭的傾向,更多的是站在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立場上分析問題。

  在近年來的抗日戰爭史研究中,既重視中國共産黨倡導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提出持久戰理論和新民主主義理論等在抗日戰爭中所起到的重要政治領導作用,同時也正視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堅持抗戰、反對投降的事實,正視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1938年通過的《抗戰建國綱領》對全國抗戰起到的政治領導作用。雖然許多研究都注意到中國共産黨與中國國民黨對不同領域與體系的領導有不同的影響,但學者們更強調的是:在時間相當長、範圍相當廣的波瀾壯闊的抗日戰爭中,國共兩黨在不同的區域和戰線上共同實施了對抗日戰爭的政治領導、組織領導和行政領導,這是能夠實現全民族抗戰的重要因素。當然,隨著抗日戰爭形勢的發展,國共兩黨的力量出現了此消彼長的局面:敵後抗日根據地和解放區不斷發展壯大,中國共産黨政治、組織、行政領導作用擴大,而國民黨領導的區域相應縮小,其政治影響也因政權的腐敗而萎縮。

  在抗日戰爭史研究中強調中華民族團結抗戰的作用是十分有意義的。這是因為,作為政治力量分散的弱國,中國能夠在抗日戰爭中取得根本性勝利而成為大國,不舉全民族的力量是不可能的。當時連日本方面的有識之士如尾崎秀實都意識到:如果日本的對手僅僅是國民黨政府,問題也許還好解決,但現在日本以整個中華民族為對手,“則是嚴重的問題”。所以,把研究中華民族團結抗戰作為抗日戰爭史研究的主要方向,對於説明中國從弱到強的轉化很有意義。

  適應中國國際地位的提升開展共同研究

  與諸多學術領域一樣,近年來的抗日戰爭史研究明顯深化了與港臺學者和國外學者的交流。抗日戰爭是發生在中國與日本兩國間的戰爭,但這一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交集,所以也與俄羅斯、美國、英國及歐洲戰場上的其他諸國有著密切聯絡。只有充分了解有關國家在這一時期的歷史,對不同國家學術界的觀點進行深入了解,才能對中國抗日戰爭的意義有更深刻的認識。

  與港臺學者特別是台灣學者的交流,極大地拓寬了抗日戰爭史研究的資料範圍。兩岸學者能夠從更廣的角度對抗日戰爭的歷史過程加以考察,全面描繪中華民族抗日戰爭的全景。而和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各國的學者進行交流,從中國看世界,從世界看中國,有助於從新的角度理解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意義。

  雖然中日兩國學者之間早就在抗日戰爭史研究領域開展了交流,但由於中日曆史問題在政治領域、民眾感情與學術研究三個層面均有反映,所以從2006年開始的、由中日兩國政府達成實施框架而進行的中日曆史共同研究,受到更多的社會關注。第一階段研究報告在2010年公佈後,關於歷史認識是否需要跨越國境的問題引起了人們的思考。

  應該説,在歷史認識存在差異甚至發生爭論的國家之間就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進而解決因歷史問題給國家關繫帶來的影響,是國際社會中比較常見的現象。在這一方面,德國與法國、德國與波蘭之間均有成功的嘗試。特別是德法之間經歷戰後數十年的努力後共同編寫的歷史教科書,證明了歷史認識跨越國境這一命題的必要性與可行性。所以,儘管有人表示懷疑,但中日兩國學者以“正視歷史、面向未來”的態度就有爭議的歷史問題進行共同研究,促進歷史認識跨越國境,確實是有重要意義的。對於日本學者來説,了解中國民眾在那一時期的生活狀況和心理狀態,了解中國學者觀察問題的角度與立場,可以深刻認識日本的責任,總結歷史教訓,堅持走和平道路。而對於中國學者來説,了解抗日戰爭時期的日本社會,了解日本學者對戰爭教訓的認識,也會對戰爭發生的社會原因形成新的認識。

  與不同國家的學者就有爭議的歷史認識問題開展共同研究,從某種意義上説也是中國國際地位提升後自尊和自信的表現,是中國真正進入國際舞台中心的標誌。它表明,中國正日益以開放的心態面對世界其他國家和民族的文化挑戰,包括在學術研究方面。近代中國在抗擊列強侵略與壓迫的鬥爭中産生的民族悲情意識是發憤圖強、振興中華的動力,但也是導致“弱國心態”産生的原因。今天的中國完全擺脫了近代歷史上的被動局面,昔日的弱國形象已經一去不復返,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積極向上的國民心態正在形成。抗日戰爭史研究也應適應時代的變化,走出歷史悲情,擴展學術視野,開展與中國國際地位相稱的學術研究。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執行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