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巷故事彙編

    一張特殊的照片

    1980年一個深秋的下午，常德盛匆匆走進鄉政府辦公室，人未進門，就心急火燎地對唐秘書説：“請你跟我跑一趟吧！老隊長快要不行了！”

    這位老隊長，擔任生産隊長已經十幾年了，為人忠厚老實，全心撲在集體上。近幾年，他的身體一直不好，但因為家裏很窮，只好小病拖，大病熬，誰知越熬越嚴重。這次，實在是熬不過去了。常德盛聞訊，急忙來到他的病床前，對他説：“老隊長，不能再熬啦，我送你到醫院去吧!”

    老隊長只是搖頭：“我的病我知道，不必再上醫院了。人總要死的……”

    “老隊長，您不要想的太多。有什麼事要我辦的，我立馬就去；有什麼話要交待，請儘管對我説。”常德盛強忍著著眼淚，安慰老人。

    “我這個隊長，沒什麼本事，對不起大家，窮帽子摘不掉呀！”老人哽咽了好久，又長長地嘆了口氣，“昨天，老太婆哭著埋怨我，一直不肯花錢照張像，我……我什麼都沒能給她留下呀……”

    在生活很貧困的老隊長看來，拍照片是件很奢侈的事。他整天悶著頭領著大家幹活，總想著有一天能賺出拍張照片的閒錢來。可是閻王爺等不及了，急著要帶他走，給老伴空留下這個終身遺憾。

    常德盛心裏一陣咯噔，頓時冒出一句話來：“老隊長，您等著，我立馬就去請照相的師傅來！”

    他一口氣趕到任陽鎮。

    鎮上有一家小照相館，可常德盛剛説明來意，對方的頭就搖得像貨郎鼓一樣：“你請我拍照也不挑個日子！天上剛下過雨，這七里長的爛泥路你讓我怎麼走？萬一跌壞了照相機怎麼辦？再説，你能保證你們村那個人在我趕去之前還沒死？讓我為死人照相，我可堅決不幹啊，要觸霉頭的！”

    常德盛好話都説盡了，人家就是不肯，他一籌莫展，最後終於想到了公社的唐秘書。

    唐秘書見常德盛為了了卻一個將死者的心願，竟如此著急，心中非常感動，當即只説了一個字“走！”

    當他們好不容易走到村口時，就聽到了一片哭聲。不用説，老隊長已經去世了。

    老隊長的遺體停在客廳中，這裡擺了個簡單的靈臺，親人們正在嚎啕痛哭。常德盛對死者的家屬耳語了幾句，接著就忙碌起來。

    人已去世，照片怎麼拍呢？唐秘書犯起難來。只見常德盛走上前去，親手用熱毛巾焐開老隊長緊閉的眼睛，接著又抱起老隊長的遺體，用自己的身體撐住，讓唐秘書選了個最好的角度，拍下了這一張特殊的照片。

    村會議室的變遷

    張耀清是常盛金屬構件有限公司的管理人員，他今年45歲，提到兒童時代，對生産隊裏在他家開會的情景仍記憶猶新。

    張耀清的父親是大隊會計，在大隊裏，他們家雖然也是泥房子，但中間有個客廳，客廳裏有一張桌子，還有幾條長凳，屋外有一棵很高的樹，樹冠很大像把傘。

    40年前，蔣巷沒有大隊部，村裏沒地方開會，要開會都是到他們家來開。張耀清記得每次開會，常伯伯都要來，那會，有時候開著開著就要爭吵起來，有的要這樣，有的要那樣，但是常伯伯一開口，大家就會靜下來聽他説。

    在張耀清的眼裏，常伯伯很瘦，一直瘦到現在，後來知道常伯伯有胃病，叫胃下垂，常常開開會就突然起身往外跑，一到門外，就哇哇哇地嘔吐起來，聲音很響。他還記得，常伯伯到哪都隨身帶些蘇打餅乾，有時忙的來不及吃飯就吃幾塊餅乾，只要張耀清和他弟弟在，總要拿幾塊給他們吃。

    有時天一熱，會場就搬到張耀清家屋外那棵大樹下，開會時，有的有凳子坐，有的坐石碾子上，還有的靠在樹桿上，圍著常伯伯你一言我一語地發表意見。開會開得最長的，一般是年底時，要分配了，誰誰誰50元，誰誰誰60元，給大家算年終收入，父親算得很認真。有時候，家裏有什麼好吃的父親會讓母親燒了端出來給大家吃。

    他記得有一次村裏在大樹下開社員大會，帶凳子的社員都坐自己帶來的凳子上，沒帶凳子就坐在泥地上，看著坐了一地的社員，常伯伯對大家説：“我們以後要造會議室，曬不到太陽，淋不到雨。大家開會也不要再帶凳子。”這話他説過好多次。

    在張耀清家開會一直開到1984年，村裏有了一家泡沫廠為止，這之後村裏開會就全到車間裏了。1992年，村裏又建了農民劇場。從此，村裏有了正式的會場。接著，農民公寓也建起來了，裏面也有會議室，村支部樓下也有會議室，到社員家開會和大樹下開會便成了村裏的歷史。

    養老就靠黨支部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了《中共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問題致全體共産黨員、共青團員的公開信》，鎮裏已經開了會了，計劃生育被定為國策，鎮裏把各村的計劃生育工作首先落實到全體婦女幹部頭上，在蔣巷村，計劃生育方面的具體工作，自然落到了村婦女主任蔣林妹身上。

    蔣林妹知道這事要緊，可是要辦好這事，麻煩可大了，自幼生在農村又是做婦女工作的蔣林妹比誰都清楚農民的心思，“多子多福”、“養兒防老”在農村是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有的人家就算女兒再多要是不生個兒子也不罷休，家家恨不得“五子登科”呢！而公開信發表後的第二年，也就是1981年，村裏就有35個婦女要生孩子，而按照上面的硬規定，只有生10個孩子的指標，還有25個，要生不能生，這、這、這可怎麼辦呀？蔣林妹這個愁呀，急得夜裏都睡不著了。

    一天忙到快下班時，她見常德盛書記從地裏回到了辦公室，就跟進去找書記拿對策。

    “這事，是難，怎麼辦呢？我的意思是幹部&&，黨員團員骨幹積極分子&&，你先查一下，35對夫妻裏有幾個是黨團員的，讓他們讓出指標，往後排。”

    “還有，”書記説，“已經生了兩胎的夫妻，是黨員幹部的要&&結紮，我們要從自己做起，自己先做才有説服力，不然人家不服。”

    聽了書記的話，蔣林妹心裏有了底，她自己&&，在全村第一個做了結紮手術。之後，她又一家一家地做工作，為計劃生育沒少開過會，沒少上過門。

    有一次，蔣林妹遇到一個老大難，已經有了兩個女兒的村民，死活還要再生一個男孩。

    蔣林妹把矛盾上交到常書記那兒，書記來到他們家，坐一條凳上做他們夫婦的工作：“多少年了，中國農民都是靠養兒防老，不過呢，你看‘防’得好不好呀？反而是小孩越多越窮，做父母的累死累活，不要説防老，有的還不老就累死了。”

    書記説：“現在防老，怎麼防呢？我説，我們靠發展集體經濟來防，靠村裏的實力來為大家防，將來老了，村裏養大家。”

    常書記在村裏本來就有威望，別人的話可以不信，常書記這人説到做到，這在村裏是有目共睹的，那對夫婦説：“書記，有你這話，兒子不生也罷，也真是的，誰知道能不能生個兒子呀，要再生個女兒也就多了張嘴。書記放心，我們不生第三胎了。”

    也就是從那一年起，蔣巷村實現了養老金制度，村裏在經濟還不寬裕的情況下，為全村所有村民辦了養老保險。

    到了如今，村裏為所有老人蓋了老年公寓，無償地供給老人居住，公寓裏傢具齊全，電視等常用電器齊全，村裏每個月給老人發養老金，住在1001公寓裏的陳阿妹，今年70歲了，她中風後雙腿不能行走，一次，記者採訪她時，她把自己2009年的收入賬報了一下：

    養老金4000元、村裏企業的股金4000元、企業老總常惠忠每年給大病患者的補貼2400元，村裏的節日費1500元、特困戶救濟500元。這一算，總的有了12400元，而作為大病患者，看病有大病保險，農保村裏也有部分補貼，個人支付的僅是一小部分。

    “我老了，什麼也不能做，但是我有吃有用，全靠了我們的常書記呀！”陳阿妹説。

    對常書記“將來老了，村裏養大家”這句話，在當年計劃生育剛開始的時候，婦女主任蔣林妹聽了還在想：“這是書記為了做工作才這麼説的，前景不錯，可是將來把村裏的老人都養起來的這一天，自己也不知能不能看到了。”

    如今已經退休住到老年公寓的蔣林妹説：“現在都實現了。老人不靠子女，靠集體，靠支部，過得開開心心。”

    計劃生育政策實行30年來，蔣巷村沒有一個違反政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