乳品新國標卡著誰的喉嚨

　　自乳品安全國家標準公佈之日起，爭論就不曾停止過。

　　“在夢想和現實之間，人們不知道屈從於哪一個。新標準中對原奶質量的框定照顧了國情，卻失了人情。其根源則是乳製品行業不及根本的發展方式。最麻煩、最艱難的奶源問題再次暴露而無從回避。此題不解，標準高低的爭論都是沒有意義的。”一業內人士説。

　　今年6月1日起，由衛生部批准公佈的乳品安全國家標準正式實施，其中包括66項具體標準，涉及生乳、巴氏殺菌乳、滅菌乳等所有乳類和乳製品。這是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後，有關部門對1986年頒布的乳品標準進行的一次重大修訂，被業內和公眾寄予厚望。然而，它的出臺卻引起了論戰。

　　當下，論戰主要集中在兩方面：一是蛋白質含量，新國標中，蛋白含量每100克含2.8克，這個數字低於國際標準3.0克，也低於1986年舊國標的2.95克；二是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總數，新標準由原來的50萬上升到了200萬，比美國、歐盟10萬的標準高出20倍。有人驚呼，新標準一夜倒退25年。更有輿論指出，這個乳品新國標讓“中國原奶質量降到了全世界最低”。

　　高標準鬧不好就是“逼良為娼”

　　中國農業大學食品科學與營養工程學院院長羅雲波認為，輿論拱火是沒有道理的，以我國的發展水平而硬要和國際接軌也是不可能的。新標準是在平衡了各方權益的基礎上制定的。它既有食品安全的基礎，又保護了養牛戶的利益。“只是一味地要升高標準，最後的結果對誰都不好。”

　　羅雲波及其他支持者所説的國情是，與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不同，中國的奶牛養殖以散養為主，牧場比例較低，上規模的優質牧場更是鳳毛麟角。在眾多所謂的奶源基地，一家一戶的養殖隨處可見。多則幾十頭，少則三五頭。此種情況下，對於牛的品質很難保證，故而奶的蛋白含量和菌群數量都很難達到高要求。

　　中國奶協數據顯示，國內奶牛養殖仍以小規模散養為主，1頭至5頭奶牛農戶比例達78%%,6頭至20頭所佔比例約13%%,其散養規模佔全國奶牛總存欄量的80%%~90%%；農業部調查數據顯示，國內最大的一些乳品加工企業，夏天時蛋白質含量基本都達不到2.95%%，個別情況下甚至低至2.26%%，達標的企業寥寥無幾。

　　因此，羅雲波認為，高標準看起來是好事兒，但是鬧不好就是“逼良為娼”，反倒不利於消費者。“標準過高，達不到就是次品，要麼降價，要麼倒掉，奶農肯定不樂意。奶農掙不到錢，精飼料就買不起，奶牛就更養不好。如此惡性循環。誰能得到好處？”他説，三聚氰胺事件的發生跟標準高也有關係，本來沒那麼多蛋白含量偏要求那麼多，難免不出投機取巧的，何況，食品安全監管成本非常高，“法苛罰疏，亂象滋生”。

　　有專家指出，公眾應該“正確地”理解標準，不要過於糾結高低遠近。農業部幹部管理學院産業發展處副教授陳渝説，新標準並非沒有照顧到食品安全，不管是蛋白質含量，還是菌群數量的規定，都是人體可接受的；新標準只是一個最低限，它不妨礙企業生産更高品質的牛奶，消費者也可酌情選擇適合自己的産品。

　　陳渝也強調，近些年來，隨著奶牛品種的引進和改良，牛已經不是大問題了，然而，優質牧草卻是難以增加的。“牛奶蛋白質含量的關鍵在於優質牧草，可是我國的牧草資源較為缺乏，而且也沒有大面積改觀的空間，不可能把耕地改種牧草吧。”他説，沒有牧場，規模化養殖就實現不了，牛奶高質量就是空談。不是標準低，是奶業的實際情況如此。

　　之前，衛生部有關人士就此解釋説，乳品安全國家標準是參照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系統修訂微生物指標，按照國際通用原則改進了微生物的採樣方案，與國際標準的要求完全一致。與以往比較，新標準“嚴格遵循《食品安全法》要求，突出與人體健康密切相關的限量規定，體現了標準的強制性”，“符合中國國情和産業實際，注重可實施性，並精簡了乳品安全國家標準文本內容和格式，明確標準的統一歸口解釋部門，體現了標準的權威性和可操作性”。

　　“新標準置廣大消費者健康于何地”

　　指責的也不在少數。國畜産品加工科技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組成員駱承庠對媒體表示，“中國奶業完了，新標準名義上照顧奶農利益，實際上卻把牛奶業搞得亂七八糟。”他説，新標准將次品變正品，于情于理都説不過去。

　　反對者主要觀點是新標準與科學化飼養奶牛、提高奶牛品質單産的産業初衷相背離，達不到引導産業向前、向好發展的目的。有評論質問道，“中國乳業發展這麼多年，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利潤越來越多，世界乳業20強也有排進去的了，而原奶質量卻從未上升甚至是下降的，那麼，我們是不是該追問為何有這樣的結果？其中，政府和行業管理者有什麼責任？我們是不是應該從法律上去默認、就低？即便是有我國奶牛養殖方式的現實，新標準這麼規定也是在保護落後，使我們直接輸在起跑線上，置廣大消費者的健康于何地？”

　　也有人提出，標準制定過程本身很值得商榷。中國畜産品加工研究會名譽副會長魏榮祿告訴記者，標準的制定不透明、公開，專家意見未得到充分表達，深受企業的左右。“這個標準受益最大的是某些大企業，他們可以繼續增加市場的份額。消費者的利益受損不用説了，奶農的利益也並未得到保證。因為標準降低了，更多的人就不相信國産牛奶了。”他説，從來只有讓被監管的企業去接受標準，哪有讓標準去適應企業的？如果按照這個邏輯，那麼大家都生産次等品，豈不是各個産品的標準都要往下調？

　　對於具體規定，他指出，如果菌落總量達到200萬，那就意味著，擠奶的衛生環境極差，蒼蠅到處亂飛。因為原奶在未擠出之前是不可能如此的，除非是奶牛生病了。奶牛場衛生環境的好壞，直接導致菌落總量的多少，而這是可以改變的。“只要按照規範的飼養方法養殖，可以培育出更高標準的奶源。”魏榮祿説，目前上海産的生牛奶的菌落指數就能控制在10萬以內，而福建南平的牛奶甚至可以控制菌落指數在5萬以內。

　　乳業硬骨頭到了啃的時候

　　一位業內人士則對記者分析説，標準的高低不是問題的本質。爭論的意義在於，中國乳業過去近30年高速發展，最容易的部分都走完了，剩下的就是誰都想回避的硬骨頭了。“什麼是硬骨頭？奶源。散養的國情註定了奶源建設是最複雜、最麻煩的，所以從政府到企業誰都不願意認真去做。企業是忙著營銷，玩概念，不費事兒也收錢快。政府是得過且過，不出大簍子就當沒事兒人。幾十年積累下來造成了當前的尷尬。標準高了，沒有牛奶；標準低了，消費者不高興。”

　　事實上，在中國乳業繁榮的光芒下，那些廣為人知的醜聞大都跟奶源瓶頸有關。當年，復原乳——進口奶粉勾兌回液態奶——的出現即是最明顯的例證，三聚氰胺也是。“中國出現復原乳最能説明乳品原料的缺乏，沒有那麼多原奶供生産，但是市場在一天天變大，怎麼辦？腦筋活的企業就有了這個壞主意。三聚氰胺最能説明高端原奶的缺乏，明明蛋白質含量沒那麼多，偏偏檢測時以此為據，那麼弄虛作假的就來了。事發後，人們從道德上譴責，從監管上反思，都沒有錯，但最基本的現實卻無人問：如果有足夠多的好東西，哪還有那麼多作假的？”該人士説，標準的爭論再次提醒人們：大家都想喝高品質奶，原奶如何來？企業再神通，添加劑日新月異，牛奶的口味要什麼有什麼，但是高質量卻是魔術師口袋裏沒有的。

　　目前，奶源建設多半責任落在企業頭上。作為下游，在原材料短缺的情況下，乳品企業處於弱勢地位，唯恐牛奶被競爭對手搶走了，根本無法真正促動奶農提高牛奶質量。一位龍頭企業的老總一方面深刻理解“得奶源者得天下”，一方面不無抱怨地説，“我們是做蛋糕的，現在讓我們管種小麥的，這合理嗎？！”

　　問題是，在當前的利益鏈條中，奶農也不是強者。他們所獲甚微。“一斤奶，好的也就賣三塊，次點的才兩塊多，刨去飼料、人工，我們就沒掙到多少錢。沒錢，我怎麼把牛伺候的跟神仙似的？怎麼讓牛産出高質量的奶？”黑龍江肇東一位奶農如此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