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二代不想生窮三代 “孩奴”折射大城市生活壓力

　　在北京工作的網站編輯王文蕾今年28歲。親友們催問是否打算生孩子，她馬上表決心，“要！我們雙獨夫妻，可以要兩個！”對方松一口氣，笑問什麼時候要，答案馬上含糊起來，“一兩年吧”或“三年內吧”。但這些話從未兌現，一説起生孩子，王文蕾總是先算賬：房子不夠住、保姆太貴、幼兒園更貴……

　　這不是王文蕾一個人的顧慮。一個備受爭議的觀點是，年輕人已是“房奴”加“車奴”，如果生了孩子，背上沉重的經濟負擔，就成了“孩奴”，“一輩子活在奴隸社會”。更有人在網上發帖高調宣稱，自己是“窮二代”，不想再生出一個“窮三代”，引來三十多萬次閱讀，四千多人回復，其中不乏贊成之聲。

　　在30年前的“年輕人”眼中，現如今年輕人的這套論調很可笑：月薪數千元，卻嫌窮而不生孩子，犧牲天倫之樂？對王文蕾的父輩來説，再困難的時代也過來了，生個孩子的成本就是多雙筷子。甚至在10年前，更保守的社會價值觀念中，“丁剋夫妻”也被視為個人選擇，不會引發如此激烈的討論。

　　現在，越來越多的年輕一代在生兒育女之前，竟考慮起成本來。但“沒錢”並不是他們惟一討論的問題。

　　“窮二代”不想生出“窮三代”

　　懸梁刺股、孔融讓梨、曹衝稱象。這些王文蕾一代“80後”童年時耳熟能詳的小小偶像，如果放在這個時代，馬上會被貼上新標簽：窮二代、富二代、官二代。人們對財富和地位的“世襲”現象如此敏感，以至於影響了對未來的想象——“窮二代”是否應該生出“窮三代”。

　　7月30日，自命名為“來世不嫁窮男”的網友又在天涯上發帖：“已經生了“窮三代”的“窮二代”，你們對得起你們的孩子嗎？”

　　這已經不是“她”第一次發此類帖子了，此前的一番言論更是引發議論無數。據説，她和丈夫是“因愛情而結合”的大學同學，丈夫月薪2500元且工作不穩定，還要做近20年的“房奴”，因此她認為，生孩子是對孩子的不負責任。“與其讓我的孩子一齣生就輸在起跑線上，我倒寧願不讓他來到這個世上。我們已經是‘窮二代’了，孩子成為‘窮三代’的可能性絕對在95％以上。”

　　那篇以“我不想給月薪2500的窮老公生孩子，我錯了嗎？”為題的帖子，對中國傳統價值觀和生育觀近乎挑釁。然而，在謾罵、嘲諷和憤怒的情緒中，竟不乏支持之聲。甚至直到發帖兩個多月後，還幾乎每天都有人回帖。

　　7月31日，有人頗為認真地贊成道：“沒有充足的能力給孩子提供所需的物質時，別生……（孩子）不是喝西北風就能長大的。”

　　7月28日還有人跟帖説：我是男的，現在沒房沒車沒存款，我很多同學都是這樣，所以一直單身，與其現在結婚以後操心，不如有錢了再找。

　　還有帖子説，“我們的首要任務是生存。懷孕生子意味著我要失去現在的工作，老公的收入也僅夠還房貸，我總不能喝著西北風去懷孕生子吧？孩子生下來，我更是沒有精力去帶孩子，現在不加班加點的工作已經很少了。”

　　“窮二代的處境，可以通過蟻族之類的生存狀態了解一二。”署名“石兆”的評論者表示，“窮二代”的生活是件可以過下去、但活得相當痛苦的事兒。工資收入一直也跑不贏飛漲的物價；他們與父母兩代人都被房地産綁架了，不僅付出全部積蓄，還要背上多年的債務才能有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未來並不確定，每個月的收入要精打細算才能支付，一旦沒有了目前的工作，連緩衝的積蓄都可能沒有。

　　“了解這種生存狀態之後，也就不會責怪為什麼有些極端的窮二代不想要孩子了。”他説，“這是一個是否具有希望的問題。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是窮二代，生下孩子就會是窮三代，自己努力工作卻一生匱乏，甚至孩子也不能擺脫這種命運，固然是有點悲觀，但誰又能説這不是一部分的社會現實呢？”

　　有多少錢敢生孩子

　　王文蕾不是不想生孩子。她和丈夫早就商量好，以後生孩子小名叫“豆豆”。看見姨媽的孫子因為嬌寵而變得暴躁，他們決定，“以後不讓老人寵溺豆豆”；經過海淀區那兩所知名的高校，兩人也決定“以後讓豆豆學工科”。有人問小夫妻為什麼來北京，他們不無豪情地説：一個貴族需要三代的培養，我們要把豆豆的兒子培養成貴族。

　　“貴族”要面臨的困境是：一、目前他們位於北京五環外的一套一居室還在還貸，周邊的二手房以百萬元起價，哪來錢添置房産，讓孩子、夫妻、保姆同住？二、假使大家能“蝸居”，若常去動輒離家十余公里的醫院檢查，不買車實在不便，車錢從何來？三、即使交通、住宿都能湊合，以目前二人不足萬元的家庭收入，承擔孩子的奶粉、尿布、早教、托幼、上學……“要麼錢受罪，要麼孩子受罪”。

　　每當王文蕾在電話裏向家鄉的父母説起因“經濟困難”而耽擱育兒計劃，往往很難被理解。但當父母們來大城市住一段時間後，怨言少些了。

　　這個龐大的城市擁有現代化的種種魅力，敞亮、壯觀之美取代了曾經悠閒、家常的市井氣息，市民們在高昂房價的帶領下，越來越多地遷往城市邊緣。不斷上升的居住、交通和生活成本，讓數千元的月薪在這種環境裏頓顯微薄。

　　王文蕾曾設想，把孩子留在房價、交通等生活成本較低的二線城市老家，讓父母照看。可丈夫聽了直搖頭：“一年見不上幾次，那生孩子的樂趣和意義是什麼？我們大老遠到北京來，終於有了北京戶口了，為什麼孩子不能享受大城市的資源？”

　　在理想狀態下，越來越多像王文蕾這樣受過高等教育，進入大城市奮鬥的年輕人本應成為準中産階級人士，構建家庭生兒育女，構建穩定的“棗核形社會結構”。而現在，這些中等收入者的實際消費能力在下降，不僅“棗核”遙遙無期，拖得久了，夫妻倆心中“豆豆”的幻像都變得模糊了。

　　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在今年4月進行“中國城市和農村居民生育意願調查”發現，儘管絕大多數年輕人有生育計劃，但經濟基礎和住房也是他們非常看重的生育前提。小兩口月均收入達到多少才敢生育子女？在北京、上海和廣州等一線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8078元；武漢、哈爾濱、太原、西安和昆明等省會城市受訪者的心理底線是5169元；縣城地區則是4454元。

　　“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現實因素的制約。未生育受訪者的計劃生育年齡，明顯晚于預期中最佳生育年齡，為27.4歲，大概晚了2．1年。”零點研究諮詢集團分析師姜健健表示，這種情況在城市比較明顯。

　　資源少而傾斜

　　儘管人們明白，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三六九等，世襲與繼承是不能完全避免的。但和父輩們不同，如今的年輕人一齣生就經歷著一個空前的財富分配過程，眼見著這個過程的盡頭是進一步固化的財富格局和社會結構，“下層人”開始擔心，向上流動的渠道在縮窄。

　　教育作為一種相對公平的向上流動，能夠改變一代人命運的的路徑，變得格外擁擠。

　　上海社科院家庭研究中心主任徐安琪曾發表調研稱，家庭在0到16歲孩子身上花費的平均成本將達25萬元左右，到30歲則需要49萬元。其中最可觀的一部分是對教育的支出。不過，在王文蕾觀察看來，教育投入還要更多。

　　孩子還沒出生，葉酸（據説防畸）和防輻射服就必不可少。小王的同學許雪懷孕兩個多月，穿的是連身防輻射服，1000多元。為了孩子智力發展，準母親還流行吃DHA，每天一粒，一粒6元，整個孕期280天，花費不小。小王去探視幾個生孩子的閨蜜後總結出，“看望産婦，就送錢，因為那是他們最需要的。”

　　“進個幼兒園是必須的吧？可這很難。”王文蕾身邊的年輕家長們説，公立幼兒園擠破頭，私立園每月收費數千，抵得上她一個月工資，甚至市郊的經濟適用房區，今年學前班還漲價了70％。而孩子上小學、中學的家長們，常常討論的是送孩子去哪個補習班。一位小學生的家長説，“每個暑假至少消費1萬元。”

　　“雖然有些投入並不必要，但盡可能投入教育成本幾乎是每個家長的選擇。”徐安琪告訴記者，家長在孩子身上往往寄予希望，又因社會競爭激烈而感到焦慮，高額的教育投入是家長不敢忽視的。

　　而且，進入教育鏈條的前端就已顯得如此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