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殘留遺孤的中國根 願入日本籍者仍屬少數

　　圖為東大阪市一個四代殘留遺孤家庭，一排左三為一代殘留遺孤栗原富士子；一排右二為二代殘留遺孤潘淑雲；一排左二為三代殘留遺孤任艷茁；二排左一為三代殘留遺孤任艷艷。中新社發 孫冉 攝

　　中新社大阪8月4日電 題：日本殘留遺孤的中國根

　　中新社記者 孫冉

　　連日來，46名中國人作為日本戰後遺孤在大阪集體領取低保事件引起了日本社會的廣泛關注。讓人們再次把目光投向這個群體，並引發種種質疑。

　　據大阪府歸國者聯合會會長呂興來所説，第一代日本殘留遺孤有2800人，如今日本關西地區聚集了三四萬殘留遺孤後人。大阪府東大阪市就有著1800位從東北來的殘留遺孤的後代，幾乎構成了一個遺孤社區。

　　近日，本社記者走訪了位於東大阪市一個四代殘留遺孤家庭，深入了解了他們來日後的生活。他們本是被歷史遺忘的人群，而在當下卻又不得不生活于中日兩國的民間夾縫中。他們面對的不單單是生活，更有身份感的迷失。

　　第一代遺孤：感謝毛主席

　　93歲的張秀英總是反復念叨，感謝毛主席，讓我活到今天。其實她是個日本人，叫栗原富士子。

　　1936年5月，日本關東軍制定了所謂的“滿洲農業移民百萬戶移住計劃”，大批日本農業貧民開始源源不斷地涌入中國東北，成為“日本開拓團”。到1945年，日本共計組織了20萬人移住中國東北。

　　1941年，24歲的栗原富士子和丈夫帶著剛出生的兒子作為“開拓團”的一員來到了中國東北。然而，不到4年時間，隨著日本戰敗，日本僑民和軍隊一樣，開始漫山遍野的逃竄。

　　一些試圖徒步走回日本的僑民，在走到黑龍江後再也沒有力氣走下去。1946年春，他們聚集在黑龍江方正縣等待命運的審判。此時二戰結束，毛澤東發佈指示，日本僑民可以被中國人收養的方式留在當地。這些處於死亡邊緣的日本僑民由此得以倖存。據悉，留在方正縣的日本遺孤人數多達千人。

　　栗原富士子的日本丈夫在流亡中死去，她和兒子被一個方正縣的農民收留。“我娘遇到我爹時，虛弱地連站都站不起來。”栗原富士子的女兒潘淑雲對本社記者説。她是中日混血，栗原富士子與中國丈夫的第二個孩子。

　　栗原富士子一生命運多舛，中國丈夫不久也病死了，她一個人拉扯著3個孩子長大。1972年中日建交後，她得以重返日本。

　　第二代遺孤：特殊群體

　　潘淑雲和丈夫任少學來到日本時已經37歲，他們是以在華殘留遺孤親屬的身份來到日本的。那時正值90年代初，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在日本人眼裏還是一窮二白。他們因此在日本遭到了嚴重的歧視。

　　“那時有個殘留遺孤剛來日本，每天沒事就在社區裏溜達，結果被日本鄰居當作小偷報了警。”任少學説，由此可以想象當時遺孤的境遇。

　　而在剛到日本的日子裏，因為日語不通，遺孤親屬不但受了許多委屈，就連生存都成問題。起初他們靠申請低保過活，慢慢地才找到一些不需要語言交流的體力活。

　　這一代人在日本際遇普遍如此，直到2007年中國總理溫家寶訪日時，在日本國會做了“為了友誼與合作”的公開演講。演講中，溫家寶總理對殘留遺孤的境遇做了介紹，這在日本社會各界引起廣泛共鳴。自此，任少學感覺，日本政府對殘留遺孤的各種政策才一下子落實。

　　潘淑雲和任少學所在的東大阪市，逐漸成為政府安置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地。他們居住在東大阪市提供的政府公房裏，逐漸形成一個遺孤社區，而伴隨著也産生了一些社會問題，諸如破壞環境以及治安問題。

　　東大阪市後來聘請任少學作為社區的保安。任少學幾年保安做下來，逐漸將東大阪市的中國人社區弄得規規矩矩。而他自己也一躍成為年收600多萬日元的高薪人員，得以安享晚年。

　　第三代遺孤：融入日本社會

　　任艷艷一直被日本同學叫著一個古怪的外號。多年之後，她才知道，那是1/4的意思。任艷艷是潘淑雲和任少學的幺女。由於母親是中日混血，她具有1/4的日本血統。

　　任艷艷8歲時來日本，她以日本名字就讀日本學校，卻依然遭到欺負。“因為我一句日語也不會講，沒人相信我是日本人。他們更不能理解我家族的過去。”

　　姐姐任艷茁在學校裏也被人欺負。冬天學校掃除，日本同學都在教室裏打掃，唯獨讓她到室外打掃。任艷茁哭著跑回家，嚷嚷著要回中國。

　　直到姥姥栗原富士子到學校演講了自己的遭遇，感動了很多人。學校對她們的歧視才逐漸變少。可是那種被當做特殊人的感覺始終沒變。

　　“我們一直説自己是中國人”任艷艷苦笑著説，“可是中國老家的人都把我們當日本人看，而日本人拿我們當怪物。到現在我們也不知道自己是哪國人了。”

　　雖然在日本讀到高中畢業，任艷艷和姐姐任艷茁卻依然找不到像樣的工作，最終嫁人做了家庭主婦。

　　任艷艷今年29歲，她像日本女孩一樣染著金黃色的頭髮，喜歡化粧，熱衷時髦。可一張嘴卻是一口地道的東北腔。手機鈴聲也是那些膾炙人口的東北情歌。

　　作為戰爭遺孤的第三代，生存已不再是問題，而融入日本社會卻一直是擺在他們面前的難題。第三代戰後遺孤，雖然普遍接受日本教育，但能真正找到像樣的工作，融入主流社會的卻是鳳毛麟角。

　　任艷艷把更多的希望寄託在自己4歲的兒子身上。兒子出生在日本，從小接受和日本人一樣的教育。作為第四代，他們有可能會徹底改變這些遺孤的命運。

　　東大阪的遺孤社區

　　1992年，一位大阪市政府的官員對任少學説，作為殘留遺孤要有自己的社會組織，這樣才有話語權。任少學由此和幾個同伴成立了大阪府歸國者聯合會。那時候，在華遺孤歸國的比例呈現急速增長。在任少學的記憶裏，最多的是1995年。那一年，他一個人就給200人做了擔保。

　　任少學以協會的名義，幫剛到日本的遺孤維權。比如許多遺孤因為語言不好，被日本老闆欺負不給加班費和上保險，任少學都幫著一一要了回來。

　　東大阪市有200個入籍的遺孤具有投票權，這200張選票成了日本政黨爭取的對象。日本兩大政黨民主黨和自民黨都上門來做東大阪遺孤的工作。最後大家感覺民主黨對華政策友好，就集體投給了民主黨。

　　殘留遺孤裏，拿永駐身份的人多，入日本籍的人少。大部分人都還抱著一種想法，一旦入籍，以後再回中國就不方便了。人老了，總要落葉歸根，但他們有時候真的不知道根在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