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院考古所稱發現堯舜之都遭各方質疑

　　①陶寺遺址出土的陶壺上，兩個硃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

②形似齒輪的陶寺文化器物。

③陶寺文化早期的銅鈴。 本報記者胡雪柏攝

　　公元前2300年左右，一座龐大的史前古城在晉南的汾河之濱崛起。

　　在這裡，王族墓地、宮殿區、下層貴族居住區、普通居民區、手工作坊區等一應俱全，作為都城的基本要素，它全部具備。人們不禁將它和傳説中的“堯舜之都”聯絡起來。這裡出土的一件陶壺上，兩個硃砂書寫的符號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古老的中國文字。一處半圓形遺跡，更被認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臺。

　　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長王巍認為，凡此種種，足以將中華民族可以考證的文明史往前推進500年。然而，圍繞這些結論、推斷和分析，爭議之聲從未止息。

　　在7月30日開幕的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週年成果展上，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首次向民眾展露真容。

　　亦真亦幻一古城

　　陶寺遺址位於山西襄汾縣陶寺村以南，地處汾河以東，塔兒山西麓，距縣城約15華里。

　　很少有人知道，這個藏身麥田的考古工地，在47歲的何努心裏分量有多重，又有多糾結——他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陶寺遺址考古隊領隊。

　　這位謙和寡言的學者，只有談到那些4000多年前的罈罈罐罐才會興奮起來，娓娓道來不知疲倦。他説那些在地下沉睡已久的遺跡，在他眼裏都是活的。一座亦真亦幻的城，在他的腦海裏不時閃現，“跟電影似的”。

　　那是一座都城。君處廟堂之高，錦衣玉食。民居江湖之遠，一貧如洗。

　　到了中期，城中掌權者易手。城址擴大數倍，社會更趨繁盛。城中恢弘的宮殿中，住著一位崇尚文德的“王”，城墻牢固，府庫充盈。官營的手工作坊裏，工匠們開始掌握青銅鑄造技術，最初的文字被用於稱頌“王”者。

　　文明持續300年，不料一朝衰落。亂世者，毀宮殿、扒城墻、挖祖墳。“王”們不見蹤影，成為千古之謎。

　　“考古最吸引我的，是我可以跟4000多年前最偉大的人物對話。”何努説，這樣的快樂很少有人能夠分享。

　　然而正是這個給他帶來無限樂趣的陶寺遺址，也讓他吃了不少苦頭。田野考古生活的清苦、枯燥和孤寂，何努總是一語帶過，真正讓他記憶深刻的，是發掘、求證過程的曲折。

　　更大的壓力則在於，無論是他對陶寺遺址的諸多論斷、推測，還是他的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在考古學界都質疑者甚眾。故宮博物院原院長張忠培、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員張長壽、徐蘋芳等人都出現在質疑者名單中。

　　這些學者或是何努在北大讀書時的授業之師，或是他現在供職單位的老領導、老前輩，在考古學界個個一言九鼎，他們的質疑對於何努而言，其分量不言而喻。何努的同門師弟、天文史學家武家璧給記者講了這樣一樁往事，有一次何努去參加一個同仁聚會，面對眾多質疑，他當眾淚流滿面痛哭失聲。

　　不過何努表示，這些前輩學者的質疑都屬於正常的學術討論，不會對他的工作造成干擾。

　　兩個朱書符號

　　陶寺遺址發現于上世紀50年代。1978年至1984年，為尋找歷史上最早的朝代——夏朝的遺存，中國社科院考古所聯合山西臨汾地區文化局，對陶寺遺址進行了第一輪大規模發掘。

　　那時何努還是一名年輕學子，從小就對京城古塔寺院深懷興趣的他于1981年考入北大歷史系考古專業，後專攻夏商周考古。

　　發掘結果表明，陶寺遺址與所謂的“夏墟”並無關聯。考古隊揭露了6000余平方米的居住區和墓葬區，發掘墓葬1300余座，其中包括9座大型墓葬，出土了一批彩繪龍紋陶盤、玉器、彩繪木器等文物。從發掘的墓葬來看，當時的社會已呈現金字塔式等級結構，處在塔尖的大型墓隨葬品豐富精緻，有鼉鼓、彩繪龍紋陶盤等重要禮器，墓主應當是掌握祭祀和軍權的部族首領，初具“王”者性質。佔墓葬總數90%的小型墓，墓壙僅能容身，死者往往身無長物，應是平民階層。

　　這些現象反映出當時社會等級分化已十分明顯，充分説明了社會的複雜化程度和文明化進程。有學者很快將其同古史傳説中的堯帝聯絡在一起。

　　有兩件出土器物引起人們長久關注。其中之一是一個出土于陶寺晚期墓葬的銅鈴。經化學定量分析含銅97.86%、鉛1.54%、鋅0.16%，採用合范澆鑄技術製造。雖然鑄造工藝粗糙，器壁厚度不勻，但合范澆鑄仍是前所未見的創舉。這是迄今所知中國最早的金屬樂器。

　　在陶寺遺址發現的一把殘破陶制扁壺，則可能改寫我們對中國文字史的認識。扁壺的兩側有兩個用硃砂書寫的符號，多數專家認為其中一個是“文”字，對另一個符號則分歧較大。何努將其解釋為“堯”，“文”、“堯”連起來解釋，可能是當時人們對堯帝的一種稱頌。另有專家將後一個符號解釋為“命”、“昜”、“邑”、“唐”等字。也有專家認為，這不一定是一個字。

　　“（這兩個符號）是文字的可能性很大。”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説，甲骨文被發現時，經常是成串、成片的字符一起出現，即便我們一時無法準確判讀出這些字符的含義，也不影響我們認定它就是文字。在陶寺遺址，目前發現的只有這麼兩個符號，要下結論説那時已經出現文字證據不足。

　　王都和王陵

　　2001年，科技部決定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確立為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陶寺遺址再次成為焦點。

　　這一年，重回母校深造並獲得博士學位的何努從北大畢業，隨後進入社科院考古所，並被派往山西擔綱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作為領隊，何努接到的第一個任務是：在兩年內大致摸清陶寺城址內部佈局。

　　一個一個探洞打下去，一鏟一鏟黃土挖上來，大地兩易寒暑，一座龐大的古城，漸次展現在何努面前。早期城址長約1000米、寬約580米，面積為58萬平方米；中期擴建成長約1800米、寬約1500米，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的巨型城址。

　　宮殿區位於城址東北部，在這裡發現了1萬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築基址，出土了迄今年代最早的陶制建築材料——瓦和精美的刻花墻皮。宮殿周邊有一道20米左右寬度的空白地帶形成隔離，表明在這個時期，日後為都城所特有的“雙城制”已在孕育之中。

　　下層貴族居住區和大型倉儲區離宮殿區不遠，分別位於宮殿區的西南側和東南側。普通居民區位於城址西部，手工作坊區則在城址最南邊。在陶寺城址東南部，有兩個相距約300米的墓地。何努説，這分別是陶寺早期（公元前2300年—公元前2100年）和中期（公元前2100年—公元前2000年）的王族墓地，這兩個時期的王族之間不存在宗族關係，據此可以推斷，從早期到中期，陶寺地區經歷過一次政權更迭。

　　陶寺文化在中期達到鼎盛。2002年出土的一座陶寺中期大墓長5米、寬3.7米、深8.4米，在同一時期墓葬中，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都難尋能與之匹敵者。出土的隨葬品也令人驚嘆，在墓主遺骸正前方的墓壁上，嵌有一副豬下頜骨，兩側立著6把玉鉞，墓中出土的玉鉞總數達9把。何努介紹，豬的下頜骨象徵財富，鉞則是王權、兵權的標誌。在此前的考古發掘中，從未見過二者以這樣的組合方式出現。

　　4000多年前的這位“王”，究竟想向後人表達什麼？後來何努查到，《周易》有雲：“豮豕之牙，吉。”意思是説潛匿住豬的尖牙，吉祥。寄意通過威懾力將對方壓服，是為上策。何努分析認為，用豬的下頜骨和鉞組合起來使用，説明當時這位手握兵權的最高統治者崇尚文德，希望通過威懾力而非殺伐捍衛政權。

　　大約在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前1900年間，陶寺文化進入晚期並迅速衰敗。何努推測，陶寺文化可能敗于內亂。

　　在何努的描述下，一幅禮崩樂壞的末世圖景清晰呈現：宮殿、城墻、王陵悉數被毀，隨處可見死相慘烈棄于溝渠的亡者，連草草掩埋的跡象都沒有。

　　受質疑的“觀象臺”

　　位於城址東南部的一處建築基址，是這一輪考古發掘中最引人注目的發現，圍繞它的爭議也最多。何努稱之為觀象祭祀臺。

　　這是一個平面呈半圓形的平臺，在它的圓心觀測點，考古隊員發現一個裏外三圈的圓形夯土構件。圓心觀測點以東約25米，是一道深埋地下約3米的弧形夯土地基，地基之上已無遺存。何努發現，夯土地基上有多處特意留下的豁口，每道豁口寬20厘米左右。這些豁口是做什麼用的呢？何努假設：夯土地基之上，原本可能建有夯土柱或石柱，豁口是柱子間留下的觀測縫。

　　在多名天文史學家協助下，何努和考古隊員歷經數年模擬觀測發現，站在圓心觀測點往東遙望塔兒山，在冬至、夏至、春分、秋分等重要節氣，正好可以看到太陽分別從夯土地基上幾道對應的觀測縫中升起。何努據此分析，當時人們就是通過觀測日出位置的變化來確定節氣和農時的，這個遺跡很有可能就是一個觀象臺，同時兼具祭祀功能。

　　在天文學界，何努的發現和推斷獲得較廣泛的認同。已故著名天文學家席澤宗院士把陶寺觀象臺的發現，稱為“中國天文考古真正的開端”。在中國科學技術館，陶寺觀象臺得以模擬復原，被當做華夏先民的一項重要科技成果介紹給參觀者。

　　然而，天文學界的肯定並不能消解考古學界的質疑。正反兩方爭議巨大。支持者稱，這是目前世界上已知最早的觀象臺，這一發現無疑可使華夏文明在天文學領域超越其他三大文明古國。

　　一位不願具名的考古大家則表示，該處遺跡地表以上假設的觀測柱已經不復存在，僅僅憑藉地基上的幾道縫隙不足以向上復原。這种先行假設，再根據假設去尋找證據的方法，簡直是“學術背叛”和“胡鬧”。

　　作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人，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也對何努提出質疑。“考古學界有一個傳統：挖到哪兒，説到哪兒。你現在只挖出了地基，就只能説到地基。至於地基上面有什麼，是做什麼用的，不能靠引申，得有證據，現在缺少這方面的證據。”身為何努師兄的趙輝直言不諱，但他並不認為何努是在“胡鬧”。

　　趙輝説，何努搞考古和老一代考古學家有所不同，遭受的批評也比較多，但他的努力未必沒有價值，“但是你下結論不要太著急，你説‘可能是個天文臺’也行”。

　　“再幹一百年”

　　雖然圍繞陶寺遺址的爭議仍然很多，但在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所長、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人王巍看來，陶寺遺址的考古發現已經足以“改寫歷史”。

　　王巍表示，此前考古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始於夏朝後期的二里頭文化時期，距今3700多年。但是陶寺遺址考古發現表明，早在距今4200多年前，文明的幾大構成要素（文字、青銅器、都城）均已出現。而且，至遲到陶寺中期，該地區已經進入早期國家階段。中華民族進入文明社會的年代，至少可以在此前認知的基礎上往前推進500年。

　　在7月30日開幕的中國社科院考古所成立60週年成果展上，主辦方直接將陶寺遺址命名為“堯舜之都”，似乎是想給這一重大考古發現一個更加響亮的名號。

　　然而作為這一考古發掘項目的主持人，何努出言謹慎：“就目前情況來看，只能説陶寺遺址是堯都平陽的可能性最大。”他不願意陶寺遺址像安陽曹操墓那樣，被捲入缺乏理性的眾聲喧嘩。

　　對於陶寺遺址能否認定為“堯舜之都”的問題，北大考古文博學院院長趙輝表示，考古學有其局限性，考古資料往往很難落實到具體的歷史事件和人物，何況堯舜本身還是傳説中的人物，“關於他們的傳説，靠不靠譜還兩説呢”。

　　趙輝表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真正目的，是要回答這樣一些大命題：中華文明如何起源、經歷了怎樣的發展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哪些因素發揮了怎樣的作用？中華文明有哪些特點，為什麼會形成這些特點？至於陶寺遺址，就現有考古發現的規模、內容等看，是個都城等級的遺址沒有問題，但能否將它坐實為“堯舜之都”，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而且現在討論這個問題也還為時尚早。

　　“這麼大的一個遺址，要想把它搞清楚，起碼需要幾代人的努力，不要急著下結論。”趙輝這樣説。

　　常常因意見相左而和師兄“頂牛”的何努，在這一點上和趙輝的意見倒是完全一致。他説要把陶寺遺址研究明白，“至少還得幹上一百年”。

　　過了這個夏天，過慣候鳥生活的何努將再次離家別子走向田野，去探究那座心中的“堯舜之都”，去尋找那束最初的文明之光。

　　本報記者 歐欽平 張然